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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集安市七旬李文卿被誣判入獄的遭遇
二零一零年，我去發《九評共產黨》及真相資料，被邪黨綁架到看守所。邪黨給我吃的是狗都不能吃的飯，玉米麵全是壞的，玉米粥和窩頭都是一股霉味，窩頭硬的都能砸死人。在看守所不讓煉功，又學不上法，原來的老病都犯了，天天睡不著覺，頭暈目眩。就這樣還逼我上醫院打針，不去還不行，打的甚麼針，我都不知道。打針時非逼我給兒子打電話送錢。我兒子還得領他們去飯店吃飯，好菜好飯侍候著，天天在那混吃混喝。大夫和所長合謀騙我兩個兒子說要辦保外就醫，我兒子就當成真的了，還給大夫五百元錢，讓他幫助說幾句好話放我回家。說辦保外就醫就得上通化去辦，把我拉到通化醫院，這檢查那檢查，花了不少錢，警車去回來的油錢，加上四個人的吃喝錢，都是我們家拿的，保外就醫也沒辦成。
他們給辦保外就醫是假的，其實是騙錢，混吃混喝玩去的。通化檢查的醫生都是他們收買好，他們都很熟悉。我兒子看明白了，知道可能要非法判我刑，就給了一個邪黨警察五千元錢，問他們「能不能不判我媽刑」，兒子怕我歲數大，身體不好，怕我死在監獄裏。這個警察不知把錢自己留下了還是跟誰分了，告訴我兒子說是給廳長了。最後還是非法判我三年。快過年了，在陰曆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把我送到長春黑嘴子監獄。
到了監獄裏，我剛進門，包夾猶大就用腳一腳一腳的踢著我，讓我換上監獄的衣服，給我一個小凳，讓我坐下，看著我，兩手還得擱在膝蓋上，一動不讓動。不管有甚麼事情都得向他們報告，上廁所也得報告，報告的內容是說「我是某某人，我叫甚麼名，我是一名罪犯，我要上廁所」，不報告就說是跟他們對抗，就不讓上廁所。有時憋不住就尿褲子了。有一次，我坐小凳非常涼，我把棉拖鞋放在小凳坐上了，包夾就讓我坐三條腿的小凳，我坐不穩，沒辦法我就用兩條腿支著，坐了一天兩條腿全腫了，到現在還是腫的。他們折磨的目的就是逼著你轉化。就這樣我坐了五個月的小凳，從早上五點坐到晚上十一點，包夾不讓凳上擱墊，屁股坐起了大泡。
獄警為了轉化指標，指使著包夾、猶大折磨我，我兒子女兒去了兩次，都沒有讓他們接見我。陰曆十二月份天特別冷，把全身都凍透了，全身直打顫，家裏拿的毛衣棉衣他們不讓穿，坐出了風濕病，滿身都像針扎的痛，特別是膝蓋更厲害，還得了一種病痛，吃甚麼就吐甚麼，全身沒有不痛的地方，一連住了三次院。我承受不住了，違心的轉化了，管教就讓猶大逼我寫五書，從那天起我就整天五點到大課堂學到晚上十點，天天被洗腦，誹謗師父。有一次，管教讓包夾把法輪功學員叫到一個活動室裏，讓我們扒光衣服，就剩一個褲頭，照裸體像，檢查身上有沒有傷疤，她們的目的做甚麼，不讓我們知道。在那裏洗澡是用一暖瓶水兌上涼水洗。我洗澡時從廁所的三層台階上滑下來了，把腰摔壞了，都不能翻身，獄警劉爽三天就讓我上課堂洗腦，我的腰不敢動，走路都難，都得一步一步扶著牆走。不能坐小板凳，沒辦法就求別人給我拿來一個高凳，劉爽就說我沒通過她允許就拿高凳坐，要寫檢討。在那裏，整天在很苦的日子裏度過。
法輪功學員孫桂英，二零一三年四月四日，也就是清明節那天上午，在市裏公園講真相，被實驗小學的一位男孩舉報，打110報警察大隊，來了四個小警察，左右前後堵著不讓她走，把她有40多人三退名單，兩個錄音機，一個背包，有手抄寫的《洪吟》一本都搶去，直到現在沒歸還她。操控這次迫害的是公安局的李正偉（音）。
劉虹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晚上五點多鐘，和同修到綠禹山莊發真相小冊子和《九評共產黨》，遭惡人舉報被抓捕到集安市黎明派出所，分別到她倆家非法搜查，搶劫走了大法書，光盤和一些真相傳單，晚十點多把她倆送到了集安看守所。六月七日，集安市國保大隊隊長姚新猛和萬新非法對她倆分別進行審問，最後集安市法院對她倆非法判刑三年六個月和三年（後上訴改為一年六個月和一年八個月）。回來後，姚新猛和開發區街道韓主任一行四人，到劉虹工作的地方問她回來後為甚麼不到他那報到，臨走前姚新猛還揚言，只要他在這個位置上（國保大隊長）就會綁架、迫害法輪功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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