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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大法頑疾消除 遭迫害九死一生
幸運得法走上大法修煉之路
因身體不好，我一直在尋找能祛病健身的方法。我曾煉過氣功、劍術、太極拳等，但效果不佳。一九九五年十月我來到美國聖路易斯探親，一九九八年元月二日，我在聖路易斯當地中文報紙上看到一篇有關法輪功的文章，其中談到了關於祛病健身的問題，還講了「轉法輪是給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等。我被吸引住了，連續把文章看了好幾遍。
我很想看《轉法輪》這本書，就在該文章底下找到了聯繫人的信息，當天晚上就有人送書來了。我拿著書，如飢似渴地看了一晚上，到天亮時，看完了。我抱著這本書，眼淚都流出來了。我一輩子找的就是這個！
後來有同修給我帶來其他大法書、煉功音樂帶、講法錄音和錄像等，並教我煉功。從此，我走上了法輪大法修煉之路。同年三月，我參加了紐約的第一次法會，有幸見到了師尊，聽了師尊的講法，還有同修的修煉心得交流。這次法會我收穫很大。
通過煉功，我身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身體日益健康，身心愉快，以前的病症慢慢在消失，很多都沒了。最明顯的是我的肩周炎好了，感覺一身輕。我的世界觀也發生了改變，知道去做一個法輪大法要求的好人，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得到見證。
大法蒙難 講真相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元月，我回到了潛江中心醫院的家裏，和當地的法輪功同修一起學法煉功。醫院的人都知道我是煉法輪功的。五月時，同修告訴我，我們煉功的時候經常有便衣警察來觀察摸底。後來，煉功點的電線被卡了，我們轉到一河邊煉，後來就不讓煉了。七月二十日電視、廣播、報紙等等所有宣傳機構一齊出動鋪天蓋地的造謠污衊法輪功，我因是從美國回來的，在我們那小城鎮裏成了重點，我家門前有警察把守，我不理他們，堅信信仰無罪。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和同修一行六人去北京上訪，向政府講法輪功真相。到北京後，整個北京大街小巷都有警察，也到處都有來北京證實大法的法輪功學員。北京信訪辦早已不接待了，去了就被抓。我們幾經周折，找到個地方住下。當時警察到處在搜查，我們中混進個便衣警察，我們想辦法把他甩掉了，但不得不轉移，後來在當地大法弟子的幫助下才住下來。準備第二天集體上天安門靜坐，但夜晚通知不要去了，說共產黨糾集了大量流氓準備搞「打砸搶」並栽贓到大法弟子頭上。但第二天我們還是去了天安門。十一點左右，天安門正門停了輛大警車，上面有個人正在指揮警察抓法輪功學員，很快就抓了一車人。
我們被劫持到一個派出所，派出所裏面滿屋都是被抓的法輪功學員。後來我被湖北辦事處的人接走，押送回原籍。我所在單位醫院派人將我從當地派出所保釋出去，派出所的人拿出一張表要我簽字，我不簽，醫院來的人說：「她不簽，我簽。」回家後，每天都有警察來家裏查看，醫院也常來人找我談話。當時已經有好多當地同修被抓進了看守所，我也隨時有被抓的危險。
我不敢在家呆，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來到廣東深圳的女兒家。潛江派出所的人經常打電話騷擾。
大法弟子們開始了講真相的艱辛歷程。後來我結識了從美國回來的同修。我們很快開始了做真相材料，而且天天出去寄信，發資料，有時還掛條幅，深圳的許多大街小巷都留下了我們的足跡。二零零一年中國新年前一天，我們在深圳市政府門前的一條街上掛了好多橫幅，回來的路上看到橫幅在那裏飄揚。
無論颳風下雨、無論酷暑嚴冬，都阻止不了我們講真相的腳步。為了省下錢來做真相資料，我們在外面捨不得買瓶水喝、買點東西充飢。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四日，我的同修在發真相資料時被抓，後被勞教一年，我非常難過。
同修被抓，沒人做真相資料了，我就開始面對面地給人講真相，大巴、中巴、車站人多的地方都講，講法輪大法好，講法輪功受迫害的真相。後來，我認識了另一位姓劉的同修。他會電腦，這樣我們的資料又豐富起來了。
講真相兩次被抓
二零零四年十月六日，我在一個車站講真相，乘車的人很多，一批又一批，我被惡人舉報，被警察抓進了派出所。他們很快查到我的住處，抄了我的家，抄走了我的大法書籍和個人用品。半夜，他們把我送回家，聽到他們正在向上面要經費。我開始想辦法逃脫。我女兒家住在十樓，樓梯和電梯出口有倆警察和一個保安看守。
我試了幾種辦法都不行，最後在師尊的點化下，想出一個辦法。我把一條新床單剪成許多條子，做成一根長繩子，我一直在發正念，請師尊加持。到第二天半夜十二點半，我見監控的惡警已很睏了，便輕輕出門，從十樓樓梯走下來，到了三樓就不能再這麼走了，因下面保安很多。我就用做好的繩子繫在窗戶上，從窗戶爬出去，沿著牆一層一層往下滑。在師尊的加持下，我安全地下到了地面，然後翻過圍牆，逃離了小區。我從此流離失所。
一人在外，加上時刻有邪惡追蹤，沒法講真相，我很著急。到十一月中旬，我決定回深圳。在深圳郊區租了一間房子，我聯繫到了同修，同修給我帶來了電腦，打印機。我買了光碟複製機和相關器材，這樣我們開始了做真相資料。
起初主要是打印《九評》小冊子、《天地蒼生》等資料。得知湖北老家資料緊缺，我就通過大巴托運資料去。《九評》光碟出來後，我開始做《九評》光碟了。我有一次買回了一千張光碟，在與同修通話中，被網警監聽到了。因為當時我把電話卡抽出時，電話又響了，是個男子在問話。我知道我的處境很危險，但我想儘快地把《九評》光碟刻完再轉移，同時還有一箱資料沒有送出去。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一夥人闖進了我居住的房子，我正在刻最後幾張《九評》光碟，他們一進門就說：「你被捕了。」我落入了魔掌。
被惡人注射毒計 身陷絕境
我的真相資料、電腦、打印機、光碟複製機、大法書籍、個人用品，還有同修存在我家的無線電信號發射器都被抄走。我再一次被帶到當地派出所，接著被非法關進南山區到看守所。惡警以開除我孩子的工作恫嚇、威脅我，強迫我轉化，還要揭發同修，我絕食抗議。
絕食的第四天，一幫公、檢、法的人來了。他們知道我去過美國，又從我住房裏搜出了無線電信號發射器，還有最新的《九評》光碟，他們以為我有甚麼國外背景，可以找出大線索來。這樣我的所謂案子被上報到市公安局了，市公安局局長也來了。但他們甚麼也沒撈到。
我繼續絕食，後來他們強行把我拉上一輛車，拉到了蛇口人民醫院內科一間單人房間裏，由倆個警察看守。醫生來了，我就跟醫生說：「我沒有病。我也是醫生。我是煉法輪功的。現在在絕食。」進院第三天，有個護士提了兩瓶液體來了，說給我補水。這已是我第六天沒進食了，當時我警惕性放鬆了，就沒反對。
第一瓶液體快打完時，我突然想：「他們會不會下毒手？」因為我知道有很多法輪功學員在被非法關押期間，被中共指使注射毒液而至精神失常或死亡的。我就去看輸液卡，看到藥的名稱開頭有個「D」，我做醫生的經驗告訴我這是興奮劑，我立刻把針拔了。看守把護士找來，護士說：「那個藥已經用上了。」當時我知道這下壞了。過了一會，主管醫生來了，我說：「我跟你講過真相了，你們為甚麼還要這樣幹？」醫生說：「這不是我們搞的，是醫務科搞的。」這時我明白了他們是有計劃有預謀地對我下毒手，想從我這兒得到點到甚麼。
晚上藥性發作了，我的腦子高度興奮，翻江倒海似的就像有甚麼東西要衝出腦袋。我身體極度虛弱，連坐都坐不起來了。此時，四個警察進來了。他們開始問話，我的確也沒甚麼可說的，即使在藥物的影響下，他們也問不出甚麼「新信息」。有個人整理了些材料，他念了些甚麼。那時，我也知道他在念甚麼，但已六天沒進食，身體支撐不住了。他念完後，就要我簽字。我搖頭。他就抓住我的手寫了點甚麼，就把我送回看守所了。以後幾天我腦子都是糊糊塗塗的。
到了六月份，我發現我腿上的皮膚像樹皮一樣粗糙，全身肌肉都開始萎縮了。一天，有個同牢房的人跟我說：「你臉上的皮膚好像垮下來了。」漸漸的我身體支撐不住了。我知道注射大量興奮劑造成的後遺症非常嚴重，大腦受刺激產生高度興奮後，接著大腦中樞神經會出現抑制狀態，而這樣就會導致心臟衰竭而死，或導致呼吸衰竭窒息死亡。我無力地躺著，彷彿死神就在我身邊徘徊。我要求見主管警察和所長，將情況告訴他們，並要求見我的家人。我要把情況告訴他們，如果我死了，他們也知道我是怎麼死的。因為我知道，中共迫害死法輪功學員後，對外都會說成是甚麼「心臟衰竭」或者「心肌梗塞」等等謊稱是正常死亡的。
後來我已完全不能起床了，也不能進食，死亡向我逼近。一天下午，來了輛救護車，把我又送了蛇口醫院。一個護士要給我打針，我極力反對，他們用四個人按著我，強行給我打了。醫生來了，我把我的情況告訴他，他沒有再用藥。
我是學中醫的，知道西瓜可以排毒和補充水份。我就找他們要西瓜。晚上，他們拿來個西瓜，我全吃了。第二天大便排了許多黑水。我吵著還要吃西瓜。他們通知我家人給我帶西瓜來。這樣，我吃了很多西瓜，又排了幾次黑水，感覺好多了，漸漸能進食了。
後來，惡警們又將我關進了看守所，我並沒有脫離危險。當時我想，法輪大法是超常的，我一定會好的。當身體好點時，我就開始煉功。到了這一步，看守我的警察也不阻止我煉功。我的身體開始漸漸恢復。
一天，他們把我拖到了一個地方，說是開庭。有四個法輪功學員，後面有一排全副武裝的警察。我當時坐不起來，就躺在一個同修的腿上。我不斷地嘔吐。上面有個人在講甚麼，我也不知道。後來他們要我們簽字，我們四個人誰也沒簽字。我被送回看守所後，不斷有公、檢、法的人送材料來，讓我簽字，我不簽。我堅持信仰，因信仰無罪。
一天有警察拿來了判決書，我被判了八年。我不服，要求上訴。但我已經不能寫字了，只能請人幫我寫，一共寫了十五頁，上訴材料交上後沒有反應。後來我問那個警察，他說他們（指610辦公室的人）沒有交上去，說是法輪功的人沒有上訴的權利。
受盡迫害 逃出魔掌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我被送到了「廣東省女子監獄」，由三個經濟犯看管我一個法輪功學員。她們為了讓我放棄信仰，就打我、罵我、不讓睡覺、不讓洗澡、不讓購買日用品。有一次，她們三人把我打在地上，衣服扣子全拉開了，警察進來根本就沒制止。她們不讓我睡覺，她們三人輪流睡，二十四小時都有人看管著我。還常常罵個不停。在監獄，法輪功修煉者受的是警察和犯人的雙重迫害，比殺人犯的境況還不如。
我的視力越來越不行了，醫生檢查說我的眼睛肯定會失明。我生活不能自理了，他們看我已成了一個活死人了，沒有利用價值反給他們添麻煩。他們怕我死在監獄，想推卸責任，就通知我家人，說可以保外就醫。期間，我家人東奔西跑地到有關部門申請保外就醫。二零零九年七月七日，歷盡磨難的我從魔窟走出來了。
回家後，我眼睛只有一點點光，身體非常虛弱，只剩半條命。但是迫害並沒有結束。同年十一月，醫院保衛科的人來到我家，要我到「學習班」去報到。「學習班」就是洗腦班，是迫害法輪功的黑窩，我堅持不去。我趁他中午回家吃飯，我趕快收拾一下，又一次被迫離開了家。
這幾年，我的家人也受到了株連。我被非法關押期間，六一零的人經常到我女兒公司騷擾，威脅我兒女和女婿，要他們揭發我，不然，要公司將他們辭退。最受打擊的是我先生，他知道我是好人，他接受不了這個事實，尤其是當他知道我被判了八年後，他整個精神全崩潰了。八年啊，一個古稀老人能等到我出獄那一天嗎？他倒下了，但還是掙扎著艱難地度過了漫長的四年。我回家後，儘管我精心地照顧他，但他再也站不起來了，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日離開了人世。原本一個幸福的家庭被共產惡黨迫害得家破人亡。
幸運來到美國這塊自由土地
我沒地方去，只好回到深圳女兒家，我知道我在哪處境都很危險。因搞保外就醫出來後，邪惡的中共還要繼續監控我三年。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監控期滿，我悄悄的回了老家，辦了護照，又迅速到廣州簽證，於七月十二日來到美國，我脫離了魔掌。
我雖然到了自由的美國，但還有千千萬萬的中國大陸法輪功同修還在遭受著中共邪黨的迫害。我要揭露邪惡的罪行，讓全世界所有正義的人們了解真相，制止邪惡的迫害，清除中共的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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