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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弘自訴在德陽監獄遭受的迫害
隨後幾天，入監隊大組長劉軍和紀律組長王波藉口我身上有乾瘡子（實際在看守所已經好了），強迫我洗冷水澡，並用水龍頭對著我衝，我不配合，王波就打我的頭；我在十二月五日給湛本暢警官反映情況，他說要調查一下。而後在十二月七日下午照相時，我沒有按照王波的要求打報告詞，入監隊大組長劉軍就把我往洗漱區帶，王波叫上吳彬跟在後面。他們把我帶到洗漱區牆角，先是劉軍帶頭抽了我一耳光，然後王波、吳彬對我拳打腳踢。途中，值門崗的警察周指導來看過一次。劉軍他們看到有警察來，提前停了手。劉軍對周指導耳語了幾句，周指導沒問我怎麼回事，他對我說：「何必吃這個苦嘛！」，就走了。走後，他們又繼續對我拳打腳踢，我多次痛的蹲在地上。後來，照相那邊一再催促，他們才讓我過去。我還是打自己的報告詞，警察也沒提出異議。當天下午，我把挨打的情況告訴魏梓榮警官，他也說要調查一下。當天晚上，我胸腔裏突然疼痛，蹲下去差點站不起來，劉軍趕快找衛生員張孝聰給我看了一下，張說沒有事，給我開了些活血化瘀的藥吃。但我胸腔裏還是痛，深呼吸、咳嗽、脫衣服都會扯著痛，睡覺時翻身也痛，後來，他們說懷疑有肺結核，警察把我送到獄內醫院檢查、照片，折騰了幾天，最後說不是肺結核，其實他們是想推脫責任。這樣，我胸腔裏痛了將近三十天。在參加大運動量訓練後，又開始吐血痰，吐了二十多天。
在入監隊，我還受到一種稱為「二三三」的處罰，實際上是「一一一」，也就是說每頓飯給你吃一兩飯。早餐只給你吃半個饅頭、一瓢稀飯，中午和晚上都只給吃一兩飯和一點菜。本來在入監隊要參加隊列訓練和跑步，體力消耗比較大，剛從看守所送過來的人飯量普遍看漲。他們只讓我吃一點，還讓我參加隊列訓練。我跑不動，王波就叫兩個大個子犯人架著我的胳膊跑，就是這樣我也跑不動，就只有讓他們拖在地上，後來，魏梓榮警官看到後，不准王波他們拖我。允許我慢跑，但還是要參加訓練。
從十二月三日中午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早晨，劉軍都只給我吃很少的飯，為了加重迫害，在大家訓練完休息時，劉軍還讓我繼續站軍姿，並安排夾控把我守著，這樣我每天都處於一種飢餓狀態，而且沒有甚麼休息時間。幾天功夫，就把人折磨瘦幾圈。由於營養供應不上，參加訓練，長時間站軍姿，又是冬天，我的手凍腫的像個饅頭，有個手指頭都凍成紫黑色了，全身也瘦成一塊骨架了。有犯人偷偷的說，監獄這樣做簡直是慘無人道。
劉軍說入監隊有好幾個警察在管，你的事大家都知道，他們都允許。打你算甚麼，如果你早來半年，把你打的更慘。他告訴我，盧心平、嚴小平、鄧小明等法輪功學員在入監隊都挨過打。劉軍還吹噓他和吳躍山關係好，還沒上學讀書就認識了，他也是憑這個關係才從其它監獄調動過來的。當時在入監隊，還有其他犯人挨打，我向魏梓榮等警察反映這個事情。魏梓榮警官說不允許這些事情發生，他們不知道這些事情，要調查。後來一段時間入監隊要稍好一些。後來劉軍被調到八監區生產分隊，在那邊刑滿了。
之後，我找機會向檢察院寫信反映入監隊受迫害情況，但沒有回音。後來，王波因為偷囚服被調離入監隊。
後來，我下隊還是分在八監區。八監區實行嚴密的多重夾控制度。所謂多重夾控，監區會安排二名夾控人員（美其名曰「信息員」）與法輪功學員在一個互監組。為了防止法輪功學員與夾控人員搞好關係，監區還會安排多名犯人作為暗控人員，監視夾控人員是否盡職，是否與法輪功學員劃清界限。夾控人員也不知道誰是暗控人員，所以他們不敢與法輪功學員交往過密。生活中有不如意他們的地方，他們就對法輪功學員呵斥謾罵，有時候甚至是無中生有的罪狀。這些夾控還說：「我們對你們好了，別人就要去告我們，我們就要受批評，以為我們被法輪功學員感化了。就希望你們到警察那兒去告我們態度兇狠，那樣的話，警察對我們就滿意了。」
不管是作為夾控或者暗控，都有考核加分。夾控每個月都有，表現的好的話，年終還有表揚。暗控加分不公開，只有幾個警察和少數犯人知道他們的身份。
監獄對所有的犯人都採用互監組制度，相互監督。但是其他的互監組都比較寬鬆。但對法輪功學員的監控則非常嚴格。法輪功學員吃飯、洗漱、上廁所等，隨時都有人跟在你身邊。法輪功學員之間嚴禁說話，連遞個眼色、笑一下、眨個眼睛，他們都不允許。就是跟一般的犯人講話，他們也嚴格監控，不允許談論法輪功等話題，除非你轉化了。如果法輪功學員找機會與其他犯人說了悄悄話，他們看見了就會背著你去找那個人問悄悄話的內容。夾控人員的還有一個任務就是詳細了解法輪功學員的各種信息，並向轉化組或者專職管教報告。比如參加勞動狀況、生活習慣、個人喜好、脾氣性格、談論話題等等，都是他們的彙報內容。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份，監區安排我留監學習。學習組所謂的「幫教員」孟昭福、郭偉都動手打我，他們在樓梯間扒我的褲子。有一次，孟昭福還干擾我睡覺，我剛一睡著，他就把我弄醒，說我打呼嚕，如此反覆多次。他還在監室內踹我襠部，用電視遙控器打我。後來，孟昭福調走了。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初的一天上午，郭偉叫我去上廁所，他把我拉到樓梯拐角處，拳打腳踢了我一個多小時，直到監區內打鈴點名才停止。後來，我的胸腔內又痛了二十多天。點名後，八監區六一零管教譚小明來看學習情況，我向他反映了這個情況，他說知道了，他找郭偉嘀咕了一陣。但之後郭偉依然動手打人。郭偉叫囂，要讓你活的生不如死。另外，前積委會主任殷萬波和當時積委會主任葉許君也在監內不出工。譚管教找他們談話後，他們也在樓梯拐角等沒有監控探頭的地方打我，說必須轉化。
尤其，殷萬波出手狠毒，一兩拳、兩三拳就把人打暈在地上，他還威脅我說：不認罪伏法，就把你打成內傷，內出血，外表看不出來，讓你出去活不了多久，不死也是個廢人。不轉化，他就叫人來群暴我。殷萬波當時已經快刑滿了，說不怕我去告警察。殷萬波說，警官叫他們這些人來做這個事就是想借刀殺人，警察不好做的事情，就叫他們來做。他說，他本來不想動手，但譚管教待他不錯，他就動手了。
譚管教此前曾經向殷萬波請教怎樣轉化我，他還誇獎殷萬波辦事能力強，辦法多，葉許君要向殷萬波學習。譚管教還當著我的面給這些「幫教員」說：「黃荊條下出孝子。」「這個黑社會對國家還是作出了貢獻的。在外面，有些拆遷的事不好辦，就找社會上的人幫忙。」他的意思就是殷萬波，葉許君，郭偉這些黑社會成員在監獄裏還是幫了他的忙。
我曾經給八監區教官田勇講起打人這事，他故作驚訝的說：有這樣的事情嗎？然後就問一下那些「幫教員」，有沒有這個事？不准打人啊。一句話就過去了。其實，這些所謂的「幫教員」今天打這個法輪功學員，明天打那個法輪功學員。根本就沒有受到過甚麼實質性的處罰。田勇經常和這些所謂的「幫教員」有說有笑的，經常抽這些犯人的煙。像肖朋、郭偉這些「幫教員」都是田勇親自挑選出來做轉化工作的。
二零一一年九月中旬一天上午，留監犯人黃勇（患有精神病）受唆使跑到閱覽室來打我，致使我背部痛了二十多天。當天，郭偉還準備找性病患者的潰爛液在我身上做實驗，說是要試一試法輪功學員身上有沒有高能量物質。他準備了白色藥瓶，又去找楊金平借來薄膜手套，說去找段召俊採集液體，實際上他自己就患有性病。當天下午，他把藥瓶帶上，和曾令友一起在閱覽室把我按住長椅子上，扒開我的褲子，把鉛筆夾在我臀部中間，說馬上就做實驗。我勸他們不要這樣做。恰巧此時監內拉鈴，我們全都到樓下集合做中秋節前安全檢查。我當時找凌監區長要求談話。過了一會兒田勇來問我是甚麼事，我就講了黃勇打人、郭偉想做實驗等事情。田勇說：這些事你不早說呢？然後把郭偉訓了一頓。
受訓後郭偉變本加厲，多次把我拉到樓梯拐角毆打。還說我和警察聯手來整他，問我為甚麼要去找那些惡警。他說他出去後還要和警察扳手勁，他要報復社會，他叫我出去研究炸藥，出去後他來找我去炸電影院。
郭偉對我的迫害還包括：用書打我的臉，用手來掐我的嘴巴。在閱覽室叫我蹲下後用腳踩我的頭。在閱覽室他和曾令友一起在牆角打我。不准我解大便，解小便。罰站軍姿，謾罵侮辱等等。
二零一零年，在郭偉，殷萬波，葉許君的暴力下，我正念不足，產生了怕心。在暴力面前妥協了，郭偉就把我拉到田勇那裏去彙報。他們認為沒有達到要求，繼續強制洗腦，我看了那些邪惡書籍和錄像，腦袋開始鑽牛角尖，產生了邪悟。按照郭偉列出的提綱寫了「三書」，其中還要表達法輪功學員是自願轉化的，還要表達出對監獄警察的感謝，達不到要求就重寫。寫了「三書」，他們就誘導我寫歌頌監獄的黑板報稿件，上台誹謗法輪功，我不願意。他們就安排我去車間參加生產勞動。換下一個法輪功學員留在監區洗腦轉化。但我仍然受到嚴密監控，並且每週強制寫思想彙報，其中要承認自己犯了罪，繼續對法輪功表態。不合他們的意就要求重寫。後來，我思想有過清醒，寫過聲明，就又被弄回監區學習，由於自己正念不足，還是沒有堅持過來。給大法抹了黑。
在德陽監獄八監區，劉國全（調九監區）、彭悅恆、陳昌元、鄧承開、駱常勇等法輪功學員都受到各種折磨。由於消息封閉，具體情況只有當事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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