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三口之家,丈夫是一個公認的善良能幹的好人,我們夫妻有一個乖巧懂事的兒子,本來一家人生活平安快樂。不料幾年後,我患上了嚴重的類風濕、乙肝、風濕結節、腸炎等難治之症,為了治病,我跑遍了市各大醫院,常年藥不離口,但始終療效甚微。丈夫和兒子也失去了往日的歡樂,為我著急,為我愁。
我被病痛長期的折磨,真的是無可奈何有病亂投醫,人家說氣功能治病,我就去練氣功,可我誠心誠意練了兩年,不但病沒好,還招來了不好的東西──附體,倒叫我痛苦不堪。我經常對人說:活的生不如死,這樣的日子甚麼時候才能熬出頭啊!
可喜的是一九九六年秋經人介紹,我知道了法輪功。在大法的修煉中,我努力實踐著「真善忍」的法理,按照師父說的做好人,做個更好的人,不斷提升自己的道德標準,我真切的感受到師父在給我淨化身體,淨化身體。不知從甚麼時候起,我的類風濕,乙肝,不再作痛,風濕結節,腸炎也全好了,不花一分錢,不吃一片藥,就讓我從病痛的陰影中解脫出來,大法真的是太超常了,太好了!丈夫,兒子,家人都為我高興,我們全家人從心底裏感謝偉大的李洪志師父。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頭子江澤民因出於嫉妒以莫須有的罪名發動了對法輪功的空前迫害,一夜間紅色恐怖的風暴席捲了整個中華大地,上億的法輪功學員被無端的迫害,當時我怎麼也想不通,中共為甚麼非要鎮壓好人,破壞教人向善的大法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我知道,不修大法就沒有我今天的健康,就沒有我們全家人的幸福。
大法和師父被中共誣陷、誹謗,作為一個大法修煉的受益者,我無法視而不見,我要去北京上訪,為師父和大法說句公道話。我和幾個同修坐出租車準備去省政府上訪,然後去北京。當車行駛到佳西四合路口時被守在那裏的警察劫持,幾個小時後我們被送到永紅公安分局關押了一夜,第二天警察強迫我們說出 家庭住址,工作單位及姓名等。這一切都成了我們日後被迫害的線索,從此我家無寧日。
松林派出所片警三天兩頭往我家跑,監控我的行蹤,後來我不再給他們開門,他們就到鄰居家敲門打聽我在不在家,弄的鄰居怨聲載道。
二零零一年八月,松林派出所警察去我丈夫單位,叫車間主任陪同,強行讓我丈夫回家打開門抄家,翻來翻去找不到所謂的「證據」,才不得不離開我家。
同年九月片警又去我家,看到大法書要拿走,我說這書是我們自己花錢買的,你們不能隨便拿人東西,我不斷的給他們講大法的真相,他們似乎聽進去了, 不再東張西望的找東西,很快就走了。
一段時間派出所警察沒有見到我,再一次去我丈夫單位,逼我丈夫說出我的去向,我丈夫說:「我媳婦煉法輪功做好人有甚麼錯?你們總找她幹甚麼?」警察說:「這次市公安局下令一定要找到她,你不說就把你帶走。」最後單位領導出面說我丈夫是個好人,工作表現不錯,你們總來找他影響不好,希望你們以後別來了。由於單位領導的極力保護,我丈夫才避免了被帶到派出所迫害。
二零零四年,新片警上任繼續去我家騷擾,被我兒子多次攆走。有一天,八個警察團團圍在我家門口砸門。我不給他們開門,他們就開始樓前樓後的蹲坑,企圖 抓捕我,為了免遭中共的迫害,我不得不流離失所。
迫害開始時,我的兒子只有十二歲,本該無憂無慮的健康成長,可是由於松林派出所警察一次又一次的登門騷擾,使孩子的精神狀態處於極度的恐懼之中,每當有人敲門,兒子都會不自覺的喊到:「別開門,別開門……」
為了我的安全,兒子從來不把同學帶回家玩,害怕暴露我的身份,害怕我被抓走,兒子在被中共間接迫害的成長過程中,他沒有玩伴,沒有朋友,沒有太多的歡樂,更多的是孤獨、緊張與擔心。
長期這種精神上的憂慮給我的兒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傷害,兒子變了,不愛說話,思維異常,甚至有輕生的念頭。人說我兒子得了抑鬱症。此時作為一個母親,我深深的體會到了甚麼叫作痛徹心肺。我和家人竭盡全力開導勸說兒子要堅強,一切都會過去的,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已是黎明前的黑暗,不會有幾時的籠罩。最終兒子在師父的慈悲呵護下慢慢從心靈的抑鬱中走了出來,從新振作並考取了一所大學。
大學畢業後,兒子想找份工作,這份工作需要到派出所開證明,松林派出所在調檔時看到我是煉法輪功的,就問我兒子:「你媽現在在哪呢?」兒子說:「我媽在哪都是一個好人,你們找她幹啥?」警察還真的被問住了,不再說甚麼。
希望通過我們家被中共迫害的些許片段,能給予善良的人們一點啟示,從中認清中共的真實面目與邪惡本質,趕快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牢記「法輪大法好!」從而走向光明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