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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連法輪功學員自述多年遭受的迫害
多次被綁架、關押、被野蠻灌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因為到大連市政府為法輪功請願，被送往大連市某學校，關押半天，後送往金州擁政派出所非法關押二十四小時。
一九九九年十月四日，我到北京為法輪功上訪，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天安門被劫持到豐台體育館，凌晨二、三點被帶到延慶看守所。康健等十來個人審問我們的姓名、地址，因我不報姓名，被強逼蹲馬步，胳膊平舉，腿彎處夾木棍，最後暈倒在地。這時，家人找到我，在延慶一週後，他們把我送到金州看守所，非法關押十五天，又勒索我五千元。
二零零零年正月二十二日，我到天安門廣場煉功，被綁架到北京前門派出所。後轉送建信賓館，關了兩天，又送到金州區三里看守所，被非法勞教一年。其間我絕食抗議迫害，遭到野蠻灌食，胃黏膜被破壞，失去冷熱知覺。絕食到第十二天後，脈搏沒有了，我被送到金州區第一人民醫院，後被勒索近二萬元所謂保證金，四十五天後回來。
二零零零年十月八日，我再一次進京上訪，在北京東大壩被非法抓捕，當時被綁架的共有十幾名法輪功學員，關在當地不知名的一個院裏一天，後轉送到大連戒毒所，被關押迫害。我在窗外掛法輪功真相橫幅，警察問是誰做的，每個法輪功學員都說是自己做的。警察歐奇、老莊等對每個法輪功學員過堂，三十多名法輪功學員被罰「開飛機」（一種酷刑：受刑者被逼迫雙腿劈開伸直，身體下彎一百八十度，雙手向上伸直）、面壁站立、用電棍電、打嘴巴等。在那裏，我被拘禁一百多天後，我被金州中長派出所轉送至金州三里看守所。我又一次開始絕食抗議迫害，再一次遭到野蠻灌食。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我被送到遼寧馬三家教養院，超期關押了三個多月，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回來。
在馬三家教養院遭受酷刑、被注射不明藥物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晚，光明派出所出動三輛警車、十幾名警察，到我的商店進行騷擾，我拒絕開門，他們用三、四根鐵槓撬開了防盜門，搶走現金四千元和一些私人物品。我與三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到光明派出所。警察對其中一名法輪功學員上電棍，那位法輪功學員的下巴、脖子被電得起了水泡。第二天，送到金州三里看守所。
我絕食抗議，三天後，被送到瀋陽馬三家教養院，被非法勞教三年。在這期間，因為煉功、喊「法輪大法好」、制止警察毆打其他法輪功學員、制止警察奴役我們等，我多次被關小號。小號裏面只有一點五平方米大小，陰暗、潮濕，有監控器，還有一張特製的鐵凳子，穿著單薄衣服的我被固定在上面，動彈不得，他們不准我上廁所、洗漱，還通過喇叭高分貝播放著污衊法輪功的內容。在外面零下二、三十度的情況下打開窗戶凍我。我被包夾，沒有行動自由，還不讓我上廁所，並給我強行注射精神藥物，導致我的脊椎骨九至十二關節快要鼓開一樣，臉部也浮腫變了形，脹的很難受，汗水滲透了衣服、被褥。他們用膠帶封住我的嘴巴、鼻子只留一點小縫。遼寧省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非法機構「六一零」、省政府、武裝警察一百多人，對李黎明、宋彩虹等三位法輪功學員進行所謂批判大會，當時會上有二十多名法輪功學員高喊「法輪大法好」，惡警們嚇得趕快把這些法輪功學員的嘴巴捂住拖走，這些法輪功學員過後都被加期五至六個月不等。我被加期五個月，後被關進小號，冷凍，我被迫害得全身浮腫，重達二百多斤，十分虛弱，隨時有生命危險。每逢節假日，就被送到瀋陽醫院，做各種檢查，我聽到他們詢問大夫這個人會不會有生命危險。他們強制給我灌不明藥物，我的嘴巴、鼻子都被捏腫，參與迫害的有馬三家勞教所所長蘇靜、指導員王乃民、王曉峰、張春光、姓曹的大夫等。
與家人失去聯繫兩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在所謂刑期快滿時，我又被秘密轉移，當局出動十幾輛警車，衝進來拍照、錄像，由於我身體極度虛弱，由兩個人架著，他們用手捂住我的嘴巴，怕我喊「法輪大法好」，我被帶到瀋陽第一看守所，因為身體不合格，被拒收。他們想方設法買通關係，將我送到遼寧省監管醫院，在這裏我繼續喊「法輪大法好」，拒穿囚衣，被銬上手銬，我絕食抗議，被注射不明藥物。這期間有兩年，我與家人失去聯繫，在我失蹤的日子裏，母親到地方公安局、派出所、辦案單位、瀋陽馬三家教養院四處查詢我的下落。在近一年半的痛苦折磨中，母親得了中風，精神失常。
父親不堪重壓，離家出走，小妹憂愁得現已得了重病，我女兒變得越來越孤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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