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遭抓捕、拘留、勒索
2000年2月,我與法輪功學員劉英俊和歐陽信芳去北京講真相。在國務院信訪局門口,被一群警察攔住,不准我們進去。多次問我們有甚麼事上訪,我們不願說。最後,他們說:「你們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我們是專門接待法輪功的。」我們於是承認是為法輪功來上訪的。他們叫來武漢警察,把我們強行塞到出租車上,綁架到武漢市公安局駐北京辦事處。後來被帶回武漢,關在武漢市青山區拘留所,被行政拘留15天。小劉和小歐陽也被一同拘留15天。在北京被關押期間,由於小劉不願配合他們,被邪惡關在房間裏毆打。
2000年5月,武漢市青山區「610」抓捕十幾名大法弟子進洗腦班。我與小歐陽晚上去看望功友,我們倆被一名惡警搜身、審訊一小時。搜身前天氣晴好,搜身一開始則雷電交加,大雨滂沱。晚上10點被釋放後,大雨驟停,恢復晴好天氣。不知是否神在警告惡警。
2000年年中(具體時間記不清了),我去青山區洗腦班看望同修,悄悄將5000元錢交給被綁架到洗腦班的法輪功學員劉希宇,以作為他闖出洗腦班後的生活費用。但是被一惡警的親戚,當時在洗腦班做飯的常人發現,並告密,洗腦班將5000元錢全部吞沒。
2000年5月底,我與劉希宇等人協商,到漢口一名法輪功學員家裏舉行了一次有十來人參加的小型法會,由於打進來的「特務」黃某告密,於2000年6月2日被青山「610」綁架至青山看守所,第二次行政拘留15天。
2000年10月,我們青山區的幾個法輪功學員在青山區一冶職工、法輪功學員徐桂娥(女)家中舉行了有十幾人參加的小型法會,後被參加了會議的特務黃某告密,我被一冶派出所綁架至青山看守所,第三次行政拘留15天。
二、再次在北京被綁架迫害
2000年12月至2001年1月期間,我與法輪功學員劉希宇等人去北京,這是我第二次為大法上京。在天安門廣場降邪黨旗的時候打橫幅「法輪大法好」。被一個武警綁架到廣場的汽車上。一惡警用直徑約五十毫米粗的警棍狠擊劉希宇和我的背部。打劉時,我聽到打擊聲音很大,打得很重。
後來,警察把我們綁架至武漢市公安局駐京辦事處,實行男、女混關。當時有兩個單間,每一個房間關十五至二十位大法弟子,有男的,也有女的。男、女同住一室(約二十平米)晚上睡覺,大小便很不方便。為此,我們向惡警頭頭大聲提出抗議,指出他們採用這種卑鄙手段,可恥。他們聽到我的斥責無言以對,自知理虧,後聽到一個警察小聲對同伙說:「別理他。」第二天八點以後,放風時才出去到廁所方便。男、女混關這件事充份體現出中共的邪惡與卑鄙。在放風上廁所之際,有一個男功友乘機往外跑出去,在大門口被抓住,被單獨關在一個房間裏毒打,打人者有一個是青山區的一個胖子年輕警察。
我被武漢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余家頭派出所兩個警察從北京押回武漢。關在漢口額頭灣武漢市第二收容所,第四次行政拘留15天。在北京被關押時,余家頭派出所警察搜走我衣服荷包裏的二百多元錢。但我的內衣裏還有二百多元錢沒有被發現。在漢口收容所,這二百多元錢換成飯票,並交了幾十元伙食費。一個牢頭將我的二百多元飯票全部強行要去。
15天行政拘留到期後,余家頭派出所所長到收容所問我轉不轉化,我說不轉化。他說:「一個人的氣節很重要,但是還是要現實一點。」他們用手銬銬住我的雙手,押解到漢陽武漢市第二看守所,實行刑事拘留,這是關死囚犯的地方。在這裏,我向牢頭和其他被關押的常人講真相。有一次,牢頭安排一個晚上的時間要我給所有被關在同一個號子裏的人講法輪功。從此,我的環境寬鬆多了,他們一些犯人改變了對法輪功的看法。大約二十多天後,我被放出來了。
余家頭派出所有兩個警察到北京綁架我回武漢,他們去北京來回的飛機票,以及在北京遊山玩水的出租汽車票,都要我所在單位和我個人分擔,我個人承擔的一部份,大約一萬多元。這也是從經濟上迫害大法的一個個案。
三、第五次被綁架
2001年9月,我提著手提包到建設三路工商銀行取錢,手提包內有大法真相資料。出了銀行門,看見一個同修買菜後也到了這裏。我告訴他有資料要給他。他說這個地方不好,到那邊去。我們向他指的地方走去。我還沒有把資料拿出來,一個穿著灰色制服的男人走過來,從我的手提包翻出了大法資料,他喊來幾個人將我控制住,又打110報警。
警察將我綁架到紅衛路派出所。原來是街道保安抓的我。另一名法輪功學員也一併被帶到了紅衛路派出所。一進紅衛路派出所大門,正好看見該所副所長劉成萬,他積極跟隨江澤民迫害大法弟子,我們互相認識。一見面,劉成萬幸災樂禍的說:「金光振又進來了,這次你死定了。」我連忙大聲回敬道:「別烏鴉嘴!」(意思是不承認邪惡的安排)劉成萬很不滿意的對同伙抱怨道:「你看看,你看看,他還說我烏鴉嘴。」
青山區「六一零」把我關進青山看守所(新址),第二次刑事拘留。而另一個準備接收資料的法輪功學員被釋放回家了。
這是我這幾次被關押受迫害最重的一次,吃了很多苦。第一次行政拘留期間,我單位的邪黨副書記楊傑、機械學院總支書記方興環、院長陳奎生、教研室主任龍靖宇等人和青山區公安分局王局長還專程到看守所(先關在江邊的拘留所,後轉到青山看守所)來「看」我,除了說些好聽的話外,主要是要我轉化。當著我的面,希望看守所對我的生活關照一些。
第二次進去,單位也說了希望獄警關照的話。但以後,他們煩了,不出面說話了,特別是2001年9月這一次,邪惡對我的迫害加重,把我關在最壞的牢頭掌控的號子裏,還企圖將我勞教三年。
一進去就被「走過場」(挨打),不讓我好好吃飯,好好睡覺,開始幾天睡的床鋪只有一尺來寬,根本無法入睡。家裏帶來的錢都被牢頭佔為己有。有錢給牢頭稱為「有環境」。有環境時,還可以分一點榨菜吃,有時可以吃一兩片肉。沒有環境時,只能吃「水上漂」(水煮包菜),沒有油鹽。肚子餓的慌,又吃不進飯。剛進去,牢頭逼我掃廁所,後改為洗碗,稍不如意就大發雷霆。
我在裏面堅持背法,偷偷煉功。牢頭不准我煉功。我一般是半夜起來打坐。哪知第二天早晨,牢頭重重的打了我一巴掌,說我夜晚煉功。原來,牢頭壞事幹多了,身上到處長滿疥瘡,奇癢難忍,晚上睡不著,知道我在煉功。
剛進來不久,我發現對面號子裏有我認識的一位功友,我們隔著走道,用手勢、眼神、口形或小聲交流信息。我告訴他一定要出去,我出去以後,想辦法救他出去,等等。第37天,他們把我放回了家。一個警察問我,知不知道是誰放的你?我說不知道,他說是市公安局打電話要放你,說今天上午就必須放人。
四、兩次被綁架進洗腦班
2000年夏天,青山區「610」綁架我進青山洗腦班,在洗腦班,我們給分管警察講真相,沒有一個轉化的。後來我們集體絕食,先後走出洗腦班。青山洗腦班以後慢慢解體了。
2000年暑假,我所在的單位單獨為我辦洗腦班。要求我每天早上八點到招待所一個房間報到,閱讀材料和寫學習心得,中午回家吃飯,下午又來,五點半回家。常有學校領導來與我談話,要求我轉化,或勸我不出去活動。我沒有轉化。
2002年6月,學校黨委副書記吳國民帶二個人到我家,要我到湖北省湯遜湖洗腦班。我不配合,進到廁所裏,將門鎖上,不出來,邪黨黨委書記尤澤貴打來電話要我去,我也不聽。後來他們說算了,就離開了。我從廁所出來時,分管「610」的黨辦主任思清對我說,不要出去亂跑,被外面抓去了,學校管不著。我下樓去辦一件事,被守候在我家附近的保安抓住。我在地上不起來,大聲喊叫,他們一時也不敢動我。這時,保安隊長吳伯佳來了,手一揮,對手下人說:「抬上車。」於是六個小伙子強行將我綁架上汽車。
在洗腦班上,開始我態度堅決,決不配合,在路上發正念,余家頭派出所的汽車被撞,他們一個個如臨大敵,膽戰心驚。後來又調來一輛警車,「前呼後擁」。車子開得很慢,到湯遜湖又迷了路,到晚上十點才到洗腦班。
我用腳頂住門框,不願進屋,進去後,又高喊「法輪大法好」。在房間裏,有兩個人把我夾在中間,一個是戒毒所的一個警察,另一個是我校的一個保衛幹部。不讓我行動自由。
洗腦班找來一些邪悟人員,一般兩三個人對我一個,開始我和他們對話。但是,由於我學法不精,還是上了他們的當,我就開始轉化了,轉化後說了很多錯話。現在想起來真是很後悔。我自己轉化後,還勸其他人也轉化。但是有兩個女學員不轉化。其中有一位叫王浩雲的,五十多歲,是華師中文系的,就是不轉化,她常說非常留戀過去集體學法煉功的時光。看到我們轉化了,她有一種失落、孤獨感。三個月以後,當我在同修的幫助下清醒過來以後,我專程到華師去找王浩雲,想向她道歉,可是得知她已經含冤離世了。王浩雲的死,是中共和江澤民湖北省委迫害的結果。但與我的轉化和對她的錯誤勸導也是有一定影響的。我覺得對不起她。我的轉化給大法造成損失和不利影響,再次表示自責和慚愧。
五、報應
在轉化迫害我過程中起了不好作用的人得到報應。
吳國民,當時的學校中共邪黨黨委副書記,親自到我家勸我進洗腦班,是綁架我的組織者。後來升任邪黨黨委書記,由於與校長劉光臨爭權奪利,為了把劉光臨搞下台,組織二人以「樊服哲」的名義向中紀委寫信,檢舉劉光臨的貪污事實。劉光臨被拘後反咬一口,導致吳國民被抓,抄其辦公室找到檢舉信的底稿,及記錄下屬送錢物給他的帳本。查出他貪污七十萬元,被判處七年徒刑。本來檢舉他人算有功的,但它破壞中共官官相護的「潛規則」,上面對他很不滿意。關於他的惡跡在報上發表,上電視,錄成新聞片,在全國教育系統作為典型傳播。由於記錄給他送禮人的名單、數量,搞的處、科級幹部顏面盡失,對他一肚子意見,沒有多少人為他說話。
吳伯佳,當時任保安所長,就是他命令保安把我綁架上汽車,是綁架我的直接指揮者。他老婆原來也煉法輪功,但後來在他的反對下也不煉了。總之他對大法是有罪的。以後不久,他中風了,後拄雙拐,後來雖然恢復了,但保安隊長也當不成了。
歐陽克誠,原來與我是一個教研室的老師,後來作了邪黨支部書記。在1999年全校年終總結的邪黨黨員幹部大會上,歐陽在會上發言,編造謊言,攻擊大法,為自己臉上貼金,企圖撈取政治資本。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後來,歐陽克誠得了胃癌,瘦得皮包骨,不得不提前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