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偉大的師尊好!
各位同修好!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日,當我看完了《轉法輪》這本書後,心靈受到強烈震撼。這本書實在太好了,我一定要傳給親朋好友。我請了書,買了錄音機和師父講法、教功的磁帶,又給農村同修買了日光燈以便晚上學法用,農村同修的煉功點地面不平,我又出錢幫助同修把地鋪平。
這期間,我還和十幾個同修一起經常騎自行車到各鄉村去洪法。每天就是學法、煉功、洪揚大法,日子過的非常充實,從內心感到無比幸福。
證實法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以後當地派出所干涉我們煉功,我就背著錄音機和長春學員的修煉心得交流會錄像帶,去給派出所所長和公安局副局長放錄音聽,放錄像看(當時沒放出來,我就給他們留下了,讓他們自己看)。我又把同修寫給中央的信大量複印發給當地群眾看,同修能發出去多少,就複印多少。這麼好的功法很多人並不了解,所以我們又想出一個辦法:建議每個同修都寫出自己的修煉過程和體會,把在大法中受益的事實,如煉功後身體的健康,家庭的和睦,怎樣做好人等都寫出來,彙編成書,傳給世人看。當時和印刷社都講好了出多少本書,付給印刷社多少錢。這事還在處理中,「七•二零」到了,計劃沒能實現。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我到省政府上訪,接到家人的電話說,派出所和政府人員幾十人把我們家都圍上了。我心想不能讓他們從家裏把我帶走(怕丟面子),從省政府回來就直接到了派出所。聽說我回來了,那些人就從我家撤了回來。我到派出所後止不住流淚,心想這麼好的功法怎麼就不讓煉呢!警察不理解,說竟然能到這種成度?他們對我吼叫了一頓就讓家人把我接回了家。我的哥哥、嫂子本想和我說點啥,看到我的心情如此痛苦和沉重,啥也沒說就回去了。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真是把自己完全溶化在這部大法裏了。
以後大家失去了集體修煉環境,真的有點不知所措。經過交流,我們認識到應該走出去,到天安門去證實法。
第一次踏上去北京的火車,到早晨六點鐘車廂內的喇叭播報時間時,我的眼淚一下湧了出來,因為每天六點是我叫醒孩子起床,給孩子做早飯,看著他去上學的時候。我體會到了割捨親情的痛苦。到天安門後看到有些同修被警察抓走,同去的同修就說:我們直接上訪去吧。我說:可能還不行。當時北京所有的旅店都查的很嚴,凡是法輪功學員都不讓入住。我們每時每刻都經受著心性的考驗。我們不明確怎樣去證實大法,所以在北京住了幾天後就回來了。二十天後,我毅然決然把經營十幾年的飯店交給了外甥媳婦經營,和同修第二次踏上去北京的火車,我對外甥媳婦說:你們掙多少錢我都不要,只要把你姨夫和你弟弟照顧好就行。
在火車上看到車上熙熙攘攘的旅客,有回家的,有出差的,有走親屬的,我心裏想:你們都知道自己的歸程,我甚麼時候能回來呢?當時的想法是:去了就會被抓。又想到自己經營了十幾年的生意,從來都沒有撒過手,就是有事離開一天,還要往家打幾個電話。此時真覺得人世間的一切都遠離了我,似乎有種失落、孤獨、寂寞感,世上的一切都將與我無關,一種無法言表的痛苦向我襲來……。但是我頭腦清楚,我知道我要去證實法,沒有第二個選擇,就是去!
天安門廣場到處是便衣,當我們打聽去信訪辦怎麼走時,便衣就拿出傳呼機與甚麼人聯繫,很快警車呼嘯而至,把我們抓上了車。當時在車上有好幾個省的同修,我們就對警察講法輪功如何教人向善,道德回升,使人身心健康,為國家節省多少醫藥費等等。那時各地的公安、政府人員來北京的太多了,他們彼此都有聯繫,哪個車上有自己地區的法輪功學員,他們就及時的從警車上把人「買」下來,因為怕自己受處份,從省往下各級政府都在儘量減少上報來北京的當地大法學員的人數。我們就是這樣從警察車上被「買」下來,被拉到了當地辦事處。當地公安從我們身上把錢都搜走了。從他們的談話中得知,他們來抓我們的費用和從警車上把我們買下來的費用,用的都是從我們大法學員身上搜去的錢。
我們住的地方離省城二百多公里,當我們在省城下火車時,就有幾個錄像機就有幾個錄像機對準我們進行錄像,並在當天向全縣做了電視新聞報導。到了公安局,他們對我們進行審訊,問是誰組織的等等,後把我們送到了看守所,第二天又把我們帶上警車,一輛警車上拉二個學員,四、五輛警車圍著縣城鳴笛跑了一圈,然後在能坐幾百人的電影院召開所謂「公審大會」,由縣委書記主持,各鄉鎮公安人員都參加了。他們把我們帶到前台「示眾」。公審後,把我們關在看守所幾個月,直到過年前一天才讓家人接回。丈夫見到我後不停的流淚,說:「太苦了,幾個月都沒有脫過衣服睡覺了。」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地同修決定公開到外面煉功。當我接到通知時,家裏正在蓋房子,飯店的廚師還沒有安排好,當時就想:甚麼事情都能緩一緩,只有證實法這件事情是不變不動的。丈夫目送我上車去參加集體煉功,我這一走就是十四個半月。我被勞教一年,因拒絕「轉化」,又被非法加期二個半月。
在勞教所,原本都是非常堅定的同修,可一進「轉化」班就糊塗了,不斷有被「轉化」的。我在心裏求師父:「師父啊,您可要管我呀,我可不能『轉化』呀!」當時就會背《論語》,每天最少背八十一遍,有時背一百多遍,每天掰著手指數背了多少遍了。有會背經文的同修,就默寫下來,大家就開始背。這樣我背會了四十五篇經文。當把我關到「轉化」班時,我對那些邪悟的人說:「你們不配和我談大法的法理,從你們口中說大法,是對大法的玷污和褻瀆,請你們把嘴閉上。」不到二十分鐘,我就從轉化班出來了。從那以後再也不談讓我「轉化」的事了。
每天都會感到是在承受著心裏的煎熬,這種感受是無法言表的苦,有時是一上午,有時是幾個小時。我問同修:「你們也這麼苦嗎?」他們說:「也有,但幾分鐘就過去了,沒像你這樣,長時間這麼苦,誰能受得了啊!」我想,那我就是師父講的是一個「坯料」,得從新加工一遍。實質就是對法理不清。
二零零一年回家後也不知道重視學法和發正念,只是到各鄉村送真相資料,四、五個同修開車出去送,有時通宵達旦,到凌晨四點鐘才回家,一宿做七、八個鄉鎮村。三個月後在送真相資料時我遭不明真相的人構陷,被送到看守所迫害。我就想:我不能在這裏呆,我得出去講真相。十天後我走脫,開始了流離失所的日子。後在某資料點又被綁架,被非法勞教了三年。
到二零零五年回家時,家境變的非常糟糕:丈夫因喝酒不理智被判刑三年半。我沒有地方住,在妹妹家住了三個月。這期間起早貪黑學法,把師父所有的講法都系統的學了一遍。這時同修跟我說資料沒人做,我就說那我就做吧。
租出去的房子到期了,我收回來從新裝修,經營生意。外甥說用錢他給我拿。親人都在用各種方式幫助我。我想大法弟子不能欠債,有多大能力就辦多大事。我就把金銀首飾都賣掉把生意做起來了。早晨三點半起來做早餐,起早貪黑很疲勞。丈夫回來了,矛盾突出了。丈夫開始酗酒,從監獄帶回來的不良習性和變異的思想,整天喝的醉醺醺的不清醒,每天要喝二斤多酒,就像喝水一樣,一會兒一口,還百般挑剔,打、罵、砸成了家常便飯。家裏親人都不同意我再和他過下去,兒子也逼我和他離婚,為此兒子離家出走,還說,只要這家裏有他父親,他就不會再回來,讓我做出選擇。丈夫的姐姐妹妹也非常著急,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戒酒。她們也說我太遭罪,讓我遠離他。我就對姐妹和兒子說:「在我被迫害的這些年中,他承受的太多了,他對我從來都是支持的,證實法的事從來沒有阻止過我,錢怎麼用都行,到農村送真相資料基本上都是他開車。現在我不能把事情做絕了。」
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嚴格向內找,找到我對他的情太重,甚至超過了對兒子的情,這些年我最惦念的就是他。找出來一大堆人心:怨心、爭鬥心、不平衡心,武斷強加於人,說話不留餘地,證實自己,高高在上,心裏知道不對,也從來不向人道歉,遇事用人的理來衡量。在向內找之後才體會到做事多少不是修煉,也不能用做事多少來衡量修的好不好。
有一次鄰居和他的朋友在場,他又開始大罵起來。這件事情雖然表面上沒有我的錯,但可能是我的甚麼心造成的,當時我就馬上向他道歉:「對不起啊!是我錯了,你別生氣了。」他馬上像沒事一樣又轉入了別的話題。當時就連他的朋友心裏都不平了,說我:「你怎麼那麼熊呢?就不能給他幾句?」我笑了笑,沒有做任何解釋。他的朋友說:「這個『忍』是真難做呀!竟能讓人忍到這個成度。」但又非常感慨的說:「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真好啊!」
在幾年的痛苦魔礪中我的心性提高了,把自己高高在上的心降下來了,體會到了師父講的法理:「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棄,而不是得到。」(《各地講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國費城法會講法〉)順應了宇宙特性,家裏也平和了,丈夫開始走入了修煉,兒子大學放假也參加了學法,開學時把師父的講法都帶走了。
溶入集體學法中
有一次晚上十一點丈夫酒後又大吵大罵,為了不影響客人休息,我就趁他不注意時背起兜子走了。走在黑黑的胡同裏心裏好酸啊!一遍一遍的問師父:「師父啊!我究竟差在哪啊?我到底差在哪啊?」在黑夜裏走來走去的,後來走不動了,找到一家旅店住下來,第二天找了一個肅靜的地方學法、發正念,理順自己。心想:是我的心性問題,還是基點問題?丈夫被舊勢力利用參與迫害,我整天在魔難中找自己的執著,脫離了正法修煉,怎麼樣能溶入整體當中做好「三件事」,走師父安排的路?
師父說:「不是在它們造成的魔難中去修煉,是在不承認它們中走好自己的路,連消除它們本身的魔難表現也不承認。(鼓掌)那麼從這個角度上看,我們面對的事情就是對舊勢力全盤否定。它們垂死掙扎的表現,我與大法弟子都不承認。」(《各地講法四》〈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會講法〉)
我的思想清晰了。我地區還沒有學法組,一定要有學法組。我想租房作為學法點。冬天租房很冷,我想那我每天去把屋子燒熱,即使就我一個人也要每天學完再走。當我和同修談出我的想法時,同修說:「正好有一個樓房要出租。」另一個同修說:「租房的錢我拿。」當天就把房子租妥了。三天後學法小組成立。我對丈夫說:「被迫害回來這幾年,由於經濟困難,工作和生活壓力太大,我已經跟不上正法進程了,出現消沉和懈怠狀態,從現在開始我每天拿出三個小時參加集體學法,希望你能理解和幫助。」他說:「你怎麼不早說呢?我就等你這句話呢。」當時我很感動,生命都等待著選擇,只是我們做的不好,家人就會被邪惡利用,製造魔難幫你提高心性。
幾個月後租房到期,沒有地方學了,好不容易形成的小組不能散啊!這樣就到我經營的旅店來吧,哪個房間沒人,就在哪個房間學。因為有剛走出來的同修,所以各種心態都有。有的說:「外面有人跟蹤。」我說:「只要咱們小組沒有走偏,走師父安排的路,就是在法上,誰也動不了。」為了給同修提供一個比較穩定的環境,幾個同修在一個倉房中搭了一鋪大炕,來學法的人越來越多,白天一個學法組,晚上一個學法組,也有家裏環境不好的到這裏來看書。不久有人說,派出所傳出話來了:都在某某那裏,得去抓人了。我說:「他們說了不算,師父說了算。」邪惡自滅了。當時的想法就是只要能出來學就行了。現在同修都成熟了,資料點、學法點遍地開花。都在做著「三件事」。
向政府官員講真相
政府內部人士透露說,每到中共所謂的「敏感日」,他們就會在我家對面的樓上安裝監控器。得知這個消息,就想去和他們講真相。和同修一說,同修支持說:「你去吧,我們發正念加持。」
我給鎮裏的「一把手」打電話,說我有事要見他。約好時間,我帶上了真相光盤準備去。兒子說:「媽,你別去了,他們會把你扣住。」我說:「不會的,是他們在侵犯著我們的人權,是他們在犯罪。」
當我和鎮的一把手談起監控的事,他矢口否認,說沒有這事。我說:「沒有就對了,你做了就錯了。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最近咱們地區有一個大法弟子被判了幾年刑,你是參與的第一責任人。迫害好人是有罪的。大法弟子承受的痛苦,最後都由你們來償還。做好事有好報,做壞事有惡報,這是不變的天理。為了你們的子孫後代將功補過吧。」正在這時又來了三位主要領導,我說:「你們有喝酒的朋友,有打麻將的朋友,還有知己的朋友,而我的朋友就是修煉法輪大法的。咱們各自信仰不同,選擇不同,沒有甚麼見不得人的,都是公開的,堂堂正正的。」他們說:「好就在家煉吧,別到處張貼和撒傳單了,你們要不做,我們就不抓。」我說:「那肯定要做的。我告訴你們為啥要做:九九年『七﹒二零』前我們有煉功環境,你聽我們誰說啥了?『七﹒二零』後甚麼髒水都潑到了我們法輪功頭上,搞甚麼假『自焚』欺騙全國、全世界。我們上訪是為了澄清事實真相。你們的上邊根本不聽民聲,把我們送往勞教所、判刑,我們說話無門,最後只好選擇用光盤、傳單的方式告知天下法輪功是被迫害的,法輪大法被蒙上了千古奇冤。我們有那麼多同修被關進監獄,被迫害致殘、致死,我們怎麼能不說話呢?你們可以正面了解法輪功,看看真相資料、光盤等,不要上面說甚麼,你們就信甚麼。」我在那兒和他們說了一個多小時,我站起來對鎮裏一把手說:「我有話要和你單獨說。」他把我領進臥室,我把真相光盤拿出來說:「你好好看看吧,了解了解,對你真的有好處,給自己選擇一個美好的未來。」他說:「你也要注意安全。」然後我就告辭往出走。新調來的二把手說:「現在我管法輪功了,哪天你給我光盤看看。」我說:「行。」過了一段時間,他真的來了,拿了幾個光盤走了。
後來他們有客人就往我的旅館裏送,說這錢得讓我掙。
到社區講真相
我要退休了,檔案和戶口的名字不一樣,還沒有身份證。我到單位開好了證明,把這些手續交給了我的親屬,讓她給我辦理,因我沒有時間在這裏等。我的親屬去辦時,他們說這個人特殊,叫她本人來吧。我只好自己去了社區。隊長試探的問:聽說你以前煉過法輪功?我說:「我現還在煉啊。」我就給他講真相,我說:「你是社區隊長,要掌管一片事務,對待法輪功你要三思而行,要有自己的見解。工作怎麼做,這就是你自己的選擇。善待大法弟子會有福報,工作時間是短暫的,子孫後代是長久的,給他們積點福份吧。」他說:「你辦身份證、改戶口可不是好辦的,今天你遇到我,那我就幫你辦吧。」我說:「那是,咱們結善緣吧。」
戶政大廳和社區不是一個樓,他領我到另一個樓去辦。在那遇到一個警察,說:「我認識你。」我說:「我對你怎麼沒印象呢?」他說:「我穿著便衣到你那兒去過二次。你知道我們去幹啥嗎?當時就是想把你抓來,看你心態挺好的,我們就走了。」我心裏想:我不是誰都能動得了的,我有師父管著呢。隊長一直陪我辦完所有的手續,照完像,身份證號都有了,他說:「別耽誤你辦退休手續,領不著錢,那不是損失嗎?」我說:「謝謝。」這時他才走了。
以上是這十多年來我所走過的修煉歷程,有失有得,有苦有樂。
(明慧網第七屆中國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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