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六年喜得大法的。得法後身心受益,其樂融融。我原來有嚴重的腸胃炎,時不時上吐下瀉,不敢吃生冷的食物;經常流鼻血;怕冷;神經性頭疼、神經衰弱;心臟也不好;脾氣還壞。因為身體不好脾氣也不好,和丈夫經常打架。修煉大法幾個月以後身上的疾病全好了,給國家節約了不少的醫藥費。大法師父讓我們不論在哪、不管對誰都要好。我改掉了壞脾氣。
我丈夫看到了我的巨大變化非常高興,逢人便說:「我老婆學了《轉法輪》一本書,學好了,家庭和睦了,不斤斤計較了,不和我爭吵了,你們都來學,可好了。」
師父教我們做個好人,遇事先考慮別人,成為一個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人。我學大法後受益了,就想為社會、為別人盡一份力量。九七年我給一個福利院捐款一千七百元;給一個希望小學捐款二千元;九八年長江流域發洪水,我通過郵局給災區捐款五千元。
因為大法好,我姐姐、兩個姪子、侄媳婦都開始修煉法輪大法。我們全家人沉浸在得法的喜悅中,走在返本歸真的路上。
不料,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流氓集團出於小人的妒嫉,突然發起對法輪功的瘋狂迫害。一時間,大法被誹謗、師父遭誣陷。寧夏銀川市鐵東派出所的惡警萬舉才來我家逼迫我交出大法書。後來派出所、居委會的人經常到我家敲門、找我。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日我和同修一起去北京上訪,三月五日在天安門城樓的門口被擋住,被警察非法抓捕,送到駐京辦。後來我市的公安人員將我們帶回來,勒索了我七百五十元錢。
我是幼兒園的職工。二零零一年,單位的科長李波讓我交出大法書,我不交,他就搶了我的《轉法輪》,之後就把我誣告到鐵東派出所。隨即,惡警萬舉才夥同幾個警察和我單位的幾個人(包括李波在內)強行撬開我的教室門,到教室亂翻一氣,還撬了我的櫃子。甚麼也沒搜到他們就走了。後來李波還是經常騷擾我,還逼我在保證書上簽字。
九九年七二零以後,警察、居委會、單位保衛科的人經常到我家中砸門、搜查、逼迫我簽字,家人也跟著受迫害。由於邪黨的迫害,我丈夫和兒子慢慢的對我的態度也改變了,也不讓我看書煉功,直至反對我修煉。我丈夫竟然把我的一本《轉法輪》交給了派出所,撕了一盤煉功磁帶和真相小冊子;兒子撕了一本《轉法輪》、一本《明慧週刊》還有煉功帶。惡警萬舉才無恥地慫恿我丈夫打我。我丈夫將我狠狠打了一頓,躺在床上三十三天才起來。
二零零四年,銀川市「六一零」邪惡辦了洗腦班,妄圖迫使大法弟子放棄修煉。惡警萬舉才和我丈夫合夥把我送到洗腦班。在洗腦班被關了三十八天。期間,惡警對我軟硬兼施,派「包夾」監視、逼迫每天看污衊大法和師父的資料錄像。由於自己對法理認識不清,正念不足,做出修煉人不該做的、令自己羞恥的事,在邪惡的保證書上簽了字。
二零零八年六月,我在發真相資料時,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誣告,銀川市解放西街派出所的所長楊建國等人綁架了我,該所姓陳的惡警向家人勒索了一千元錢。我還被他們送到看守所非法關押了二十二天。在看守所,獄警指使犯人對我打罵、欺辱。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下午我在大街上走著,鐵東派出所的所長李俊山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要把我強行帶到派出所。我不走,他就打電話又叫來兩個小警察,三人將我往派出所死命的拽,我就大聲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到了派出所,我跟他們講:法輪功就是讓人做好人的,是被誣陷的。在值班室呆了一小時左右,我堅決要回家,他們就讓我走了。
兩天後,金鳳區公安分局局長侯小亮、惡警王建國,鐵東派出所女惡警戴春華還有另外兩人到我家非法抄家,搶走了我的大法書、經文、資料還有女兒的電腦等物品,把我也綁架到分局。在分局他們審問我,從下午兩點到五點,我甚麼也不說,甚麼也不寫。後來他們逼迫我丈夫(常人)寫污衊誹謗師父的話。我家人後來去把電腦要回來了。在此我也嚴正聲明,以前所做的一切不符合修煉人標準的言行一律作廢。
我一個病業滿身的人,得法前在苦海中掙扎求生。得法後努力積德行善、力求做一個更好的人。可是那些被迷惑的警察、世人,泯滅良知、踐踏法律,多次對我誣告實施迫害。從九九年七二零以後我的姐姐也被綁架四次,兩個姪子、侄媳婦都被迫害過,惡警萬舉才還帶人將我侄媳婦強行綁架到醫院,把她快七個月的胎兒打掉了。迫害好人的人,天理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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