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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秦永順自述遭迫害經歷
我是一九九七年三月修煉法輪功的。之前我練過其它氣功，但對我身患的各種疾病毫無效果。修煉法輪功以後短短的幾個月我的幾種病就好了，身心健康，再也不用打針吃藥了。我親身體驗了法輪功的超常。《轉法輪》深奧的法理使我這個年近花甲的人真正明白了怎樣才是個好人。我改掉了吸煙喝酒的惡習、淡泊名利，努力達到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境界。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風雲突變，在中國近億萬人喜愛的功法突然被中共下令禁止，之後大法弟子經歷了各種方式的迫害。我這個一心做好人的人卻被中共豢養的所謂執法者迫害。
到天安門打橫幅，遭毒打、電擊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開始鎮壓法輪功修煉者。我當時認為應該去北京說句公道話：法輪功修煉「真、善、忍」，使人身心健康、道德回升，對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二零零零年三月初我就到北京。去了信訪辦一看全是便衣和警察，經過打聽才知道信訪辦已經搬走了。因此我就直接去了天安門廣場，取出隨身帶的大法橫幅，準備展示。
橫幅還未打開，就被一夥人強行抓捕，帶到了廣場公安分局。專管迫害法輪功的科長姓李，夥同其他三個警察對我不分青紅皂白拳打腳踢，還不時的用大小電警棍電擊，他們折磨我一個多小時累的受不了了，坐在那裏揉腳搓手。我有師父的法身保護，頂住了他們的迫害。
公檢法踐踏法律、迫害無辜
銀川市公安局警察和銀川糖廠保衛科科長曹康楠、糖廠法律顧問姓高的（女）把我從北京抓到銀川新城公安分局。分局政保大隊姜波、王立成及銀川市公安局的警察對我又審問和拷打。沒收了我的《轉法輪》大法書。因我不放棄修煉就被轉送到了銀川看守所。
銀川市公安局的辦案人李存、王立成等人非法定案，將我非法報批勞教三年（2000年4月至2003年3月）。在我即將被勞教期間，銀川新城公安分局政保大隊姜波、吳佔勇、馬勝利非法抄了我的家，搶走了師父濟南講法的磁帶及一些大法書，未留任何字據。
同時王立成又向我家人勒索了北京至銀川的火車票錢，多餘的部份未退回。銀川糖廠保衛科曹康楠又向我女兒勒索了北京至銀川的車票錢。那時，我家住在新城東街派出所轄區，上報迫害我資料的是東街派出所的。當時的所長姓馬，副所長姓柳，還有一個姓馬的警察。
上述對我迫害的過程中，這些警察、律師根本就沒有「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而是踐踏法律的尊嚴，對我這個善良的人進行無辜的迫害。
勞教所是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黑窩
寧夏勞教一所（寧夏靈武市白土崗子）一中隊隊長李楠分配我幹最重最累的活，拉著兩千多斤重的磚坯車裝窯，還要逼迫「重車跑起來，輕車飛起來」。李楠指使吸毒犯監視我，動作稍有遲緩不打即罵。
獄警科科長郭文智指使下屬對法輪功學員軟硬兼施，強迫「轉化」放棄修煉，否則就延長勞教。郭文智做惡多端遭了報應，零五年五月外出時騎摩托車被車撞死了，僅四十幾歲。
一中隊指導員胡忠林在勞教所開會時，經常對「包夾」人員講：對法輪功打不死我負責，打死你們負責，但是我可以上報成其它死因，這個我說了算，這裏是封閉的，無法調查。他還經常說：「法輪功不轉化，永遠出不了勞教所。不轉化直接影響到我的獎金和升職。我要退休了，叫我兒子接著幹，看誰熬過誰，你能有幾個六十歲。」
該所獄警科長郭文智零五年五月八日撞車身亡後，胡忠林突然出現腦血栓症狀，全身癱瘓，不能說話，整天躺在醫院病床上。胡是該所專管洗腦的，癱瘓前迫害大法很賣力。此事令勞教所的人員震驚，他們悄悄議論，這一定是整法輪功太賣力遭惡報了！
二分隊隊長丁吉宏為了入黨、當上獄警幹事，把我從一分隊調到二分隊，企圖轉化我後立功。為了轉化我，他唆使吸毒犯王建軍「包夾」迫害我。重活累活加時幹、不讓睡覺、每天寫思想彙報熬人、限制大小便的次數、別人休息時給我架上「土飛機」。這些惡人還用發明的土辦法整我。甚麼「老頭看報」、「老頭拔筋」、「老虎扒皮」、「蠍子爬牆」等等。最殘酷的是「孔雀南飛」，叫人喘不上氣來。出操時拔慢步。打人用的是鐵鎬把或鐵板凳等。這些吸毒犯為了減刑，不遺餘力的配合獄警做惡。
最令人作嘔的是，一方面我們大法弟子遭受著極為殘酷的迫害，勞教所管理方式嚴酷殘忍、教育手段下流無恥；另一方面勞教所內外牆壁上的大幅標語卻寫著「文明管理、文明教育」。
二零零三年我從邪惡的勞教所出來，找到銀川糖廠的領導辦理正常的退休手續。廠書記姬文戰、勞資辦主任黃炳海扣了我七年的工齡，致使我七年多來領取工資時，每月少領工齡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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