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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東港市於春娥遭迫害事實
我於九八年十二月開始修煉法輪大法。得法前我身體有多種疾病。頑固性的神經官能症，犯病時十天半月不睡；風濕性關節炎，天再熱都得蓋毯子；結腸炎難受的我無法形容；膽結石疼起來打杜冷丁都不好使；最威脅我生命的是絕症胃病，吃一勺稀米粥，像塞一把乾草一樣疼痛，水果冷食一點都不敢動，就連一個橘子瓣的水都咽不下。
沒想到我學大法才三、四天，就一口氣吃了四個橘子。我丈夫不放心，晚上看著我，怕我有甚麼危險。結果我一覺睡到天亮。我丈夫高興地說，法輪大法太好了，你好好學。學法二十幾天，我身體的那些疾病不翼而飛。我從三十、四十歲起，就每天拖著一個有病的身體，胳膊、腿很沉重；現在我六十歲了，胳膊、腿腳卻非常輕鬆，身體輕飄飄的。
大法的神跡使我從去病健身轉向真心修煉。過去我不識字，現在我能通讀《轉法輪》；過去我不會寫字，現在我拿起筆能寫出文章；大法的超常使我知道了人來到世上的真正目地，知道了人生真正的價值，知道了做人的準則。
就在我被大法法理所震撼時，江澤民流氓集團對法輪功開始鋪天蓋地打壓，對大法與師父進行瘋狂的栽贓陷害，瘋狂綁架、抓捕大法弟子，這對我這個剛剛修煉幾個月的修煉人真是非常痛苦。這麼好的一部大法，為甚麼不讓學？
我是在大法中親身受益者，我不能看著大法與師父受到誹謗與陷害，我要去北京證實大法，為師父討回清白。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三日，我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車。十二月十五日，我走上了天安門廣場，打出「法輪大法好」的橫幅，喊出我心底最純淨的聲音：「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
廣場的警察把我綁架到派出所，通知東港警察把我帶到東港駐京辦事處，駐京的警察把我身上的錢全部收去，五百多元至今沒還。東港警察把我帶回到向陽派出所，去帶我的警察，我只知道一個管戶籍的鄒吉貴，其他警察和駐京的警察我都不認識。向陽派出所警察把我抓到東港看守所非法關押。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戶籍警察鄒吉貴到看守所把我叫出來，還有一個人，鄒吉貴說他是科長王潤龍。王潤龍走時，鄒吉貴告訴我十八號就可以回家了。但等來的不是回家，而是非法勞教。
在勞教所裏，惡警強迫我讓放棄信仰真、善、忍，放棄煉法輪功，強迫坐小板凳、站軍姿，一天十幾個小時高強度奴役勞動，使我的病又都犯了。勞教所看我病重，通知家人把我接回。我回家學法煉功，身體很快恢復健康。
二零零三年夏季，惡警王潤龍帶著四個國保人員，闖入我家把我綁架到公安局，夜晚把我非法送到拘留所。我因被驚嚇膽結石病犯了，拘留所不收。王潤龍勒索我丈夫七百多元，才讓我回家。回家兩天後，一自稱小王的警察闖到我家，把我家裏的錄音機和師父講法錄音帶都拿走，後又回來叫我簽字，說明他們拿我家的東西是合法的。
二零零七年一月，我去講真相，被東港大東分局警察劫持，我問警察為甚麼抓我，他們說我們也不願抓，是國保打電話讓我們抓。有一個警察打了我兩個耳光。晚上十一點多，王潤龍來了，把我被非法關到看守所。午夜三點多，膽結石的劇痛使我坐立不安，被送進醫院，在醫院住了四天，被警察嚴密看守著。因為要過年了，大東分局局長要把我關回看守所，因為他們要放假過年。我女兒說把我母親送看守所，出了人命，誰負責？局長孫立南說，法輪功出了任何事情，我們不負責任。我看著這個局長，他手按在牆上，臉上的表情蠻橫無理，我看出他對按「真、善、忍」修煉的人非常仇恨。天理在衡量著一切，這個局長現在已經遭報被雙規。
我在看守所不能吃飯，每天只能吃兩小勺米湯，有時還往外吐，瘦的皮包骨，後來大東分局勒索我家人五千元錢，才讓我保外治療。在中共要開十七大時，我又受到騷擾，干擾了我家的正常生活。
我沒有違反國家的法律，我也沒做壞事，我講真相是在救人，救度被邪黨謊言毒害的父老鄉親，讓大家明白真相，將來不被淘汰。天滅中共邪黨是天意，我們只有順天意而行才能保平安。中共邪黨強佔我們神州大地幾十年，破壞著我們古老的傳統文化，使社會道德急速下滑。中華兒女幾十年來被中共邪黨利用，多次搞運動挑動中華兒女互相殘殺，都成了邪黨的奴隸，被邪黨毒害忘了中華民族的本份，忘了祖先的教誨。
人不重德，天災人禍。道德對一個人一個團體一個地區及一個國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大法弟子按真、善、忍做好人，使家庭和睦，人心向善，更能使社會道德回升。邪黨把這麼一群好人往監獄裏抓，那些做打手的警察你們想想自己將來會得到甚麼呢？三尺頭上有神靈，天理在衡定著一切。迫害善良是天理不容的。你們現在還不明白真相、停止迫害，等待你們的後果是可怕的，你們沒想過嗎？黃菊、羅京的金錢地位已經很高了，可是生命沒了，一切都沒了。東港法院庭長魏殿東在給大法弟子非法判刑時，給他講真相他不聽，可突然間他得了腸癌，才知道遭報，可是後悔晚了。不聽真相給自己生命留下深深的痛悔，給家庭帶來了莫大的損失，給親人帶來了極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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