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在朋友的介紹下,我喜得大法,六天就開始騎自行車了。這千真萬確的神奇事實,使我堅信了大法。
當99年法輪功被迫害時,我真誠的想向政府說句公道話,左思右想,想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證實一下法輪功是好的,因此,在2000年6月12日走上了天安門廣場證實大法。
在廣場上的當天上午,我們夫妻倆就被抓捕到北京的某派出所,晚上就被關到團河勞教所,在那裏呆了三天,收繳的300多元吃了七、八個窩窩頭就扣我150元錢,當成都駐京辦來接人時,我直問那裏的警察說:我只吃了你們幾個窩窩頭就要扣我150元錢嗎?警察無話,才叫獄霸退了我100元錢,我才看出警匪一家的真面目。
在團河勞教所這三天裏,惡警叫我奔跑,跑過去踢一腳,跑過來踢一腳,叫我飛起、掐奶頭、足心踩碳渣、蹲馬步、打耳光、站通夜不准睡覺等刑罰。我妻子塗木英也在女子監獄那邊打得昏了過去,惡警還說她裝瘋等殘酷迫害。
到了駐京辦的當晚啟程送到成都,到了成都,只見鄉上的張主任和派出所的一惡警惡狠狠的罵著我們,把我交到派出所,身上的現金全搜走,推進監室,夫妻倆被高翔不知打了多少耳光,我的臉被打腫,眼睛也瞇著了,頭也昏沉沉的,只聽有人說:「把家給他抄了,房子給他炸了。」大隊的書記胡秋悌也在場辱罵和指責一番。第二天胡秋悌就帶人抄了我的家。抄家時,我也從派出所被帶回了家,惡人把頭給我按下,不准看他們,公社和派出所的人就開始搶東西了,站了一會又把我帶回派出所,第二天就到拘留所。關了我們一個多月才放回家。
一看家的慘景真叫人心酸,進院壩的大鐵門被撬了,樓下的六角木門全被搬走,剛收起來的菜籽、麥子和穀子上千斤搶走,連罐罐裏的一點米倒走不說,當場就把罐罐砸碎了,把兒媳的金項鏈、毛毯、收錄機、電視機、自行車各兩部,高壓鍋,家人新舊衣服、床上蓋的墊的棉被、家具被搶劫,連補過的塑料盆、半節火鉗、三條腿的方桌,灶上的五板子鐵鍋也難逃此劫。有村民說:「這些管多少錢嘛都給人家拿走了?」惡人回答:「總要管一角錢嘛。」連小孫子的嬰兒車、小衣褲也被搶走,村民說:「你們拿了大人的就算了嘛,小人的都給人家拿去了。」惡人說:「要拿要拿,還要全部拿完。」連一隻瘟雞也被惡人用鋼钎扛走了,正如村民所說:「你們這個樣子就像日本鬼子進村一樣。」回到家裏我們隻身穿了一件衣服,燒水都沒法煮,真不要人活了。
我們只好種點快速菜,邊種邊賣來維持生活,在朋友幫助下,勉強能過下去了。
正在理上維持生活的路,迫害又來了,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前夕,我一個人在家,妻子在大女兒那裏,半夜兩點左右,派出所來了幾名警察,把我帶到派出所騙說是辦學習班,到那一看,就我一個人,我問:辦學習班怎麼我一個呢?文警官說:你和他們不一樣,你要特殊點。就這樣無辜關了我二十多天。
回家不久我見到一些真相資料,我把其中一張真相資料給了大隊副書記張德全,想讓他了解法輪功真實情況。沒想到,在2000年11月15日下午,我正在地裏點麥子,突然新津縣花橋鄉派出所的秦建軍、王建軍、何學剛等一行,到地裏就把手銬給我銬上,綁架到派出所迫害,一到派出所就被鄉上派出所的四、五個人輪番打我耳光,過後,叫我脫光衣服,只穿內褲按在養魚的水池裏泡起凍,凍了之後,拉起來在門口站著,光溜溜的被寒風吹著,一會兒叫我穿衣服,水淋淋的褲子又不准換,深夜了,把我和弟弟各銬一隻手,直坐到天亮。三、四個人在辦公室的床上睡著守我們。
在花橋派出所我被關了近一個月,那監室的地上潮濕,墊的棉絮下面都起了水珠。後來就送到新津縣看守所,看守所又不收,叫花橋派出所的警官又送到拘留所,後來又返回派出所,成了派出所的洗車工,記得一次兩頓飯不給吃,還給他們洗四部車子,後又送到縣拘留所,反反復復直到2001年3月12日才放回家中,白天黑夜都在他們的監控之下,尋機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