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得法的,得法後就像「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一樣,不精進也很少學法。直到二零零三年二月參加香港法會,看到連小弟子都能把《洪吟》背的朗朗上口時,才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差距。從那時起,我就下定決心跟上正法進程,接著就開始大量學法,並積極投入證實法的行列。
因為從事自由職業,又沒有家庭負擔,可以全力投入證實法的工作,所以往往哪個項目有需要,我就去做哪個項目。這一段期間我發現做講真相的事,也是修煉提高的過程,比如打電話或網路講真相,從開始被不明真相的人罵起了爭鬥心,到漸漸的不管對方怎麼罵,都能不急不緩叫他不要生氣,並語氣平和的向對方講真相。那時雖然做了很多證實法的事,但基本上都是在家裏,不用出門就可以做了。
《九評共產黨》發表後不久,到台中學法交流,認識到《九評》的發表是另一個重要的正法進程,於是開始了另一個證實法的歷程。為了推《九評》、揭露中共邪黨,我走出戶外到各地辦徵簽活動,無論是市區、菜市場、學校,甚至遠到九份山區,都有留下我用「大聲公」招呼民眾徵簽的身影。面對當時的風吹、日曬或雨淋,都是對我求安逸之心的考驗,多次在人念與神念的選擇中走了過來。
二零零五年六月我當了協調人,就積極協調同修舉辦各項講真相揭露迫害的活動,例如:反酷刑展、真善忍美展及揭露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燭光悼念會等。在這個過程中,因為每位同修的認識不同,而產生了一些矛盾,雖然造成了一些干擾,但最後同修都能在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中,達成一定的共識,從而使這些活動辦的有聲有色,也起到很好的證實法的效果。
二零零六年九月我承接本地大紀元辦事處的工作,那時除了請同修幫忙推廣大紀元外,一會兒扮演VIP、一會兒扮演記者、一會兒又扮演推銷員、送報生、收費員等等的角色。明知道這齣戲台就是為法而擺,但每次出去向公家單位、市政府、商家、住家等推廣大紀元,回到家後心裏都會起伏不平,總有一種看人臉色的感覺,但過後往往又想:如果不做這些拋頭露面的事,如何能大面積的把大紀元推向民眾呢?
那時讓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為了因應在台中舉辦的退黨活動,報社印了許多特刊發送給全台各地辦事處。當早上凌晨四點鐘我趕到下報點準備拿特刊時,在許許多多的報紙中,發現其中數捆好像是九評特刊,就拿起來確認一下,並轉頭準備告知分銷商,不料拿起特刊的這個動作,竟被負責當地的分銷商指為小偷,並當著眾多分銷商和派報生的面前,對著我足足罵了將近半個小時。後來另一位分銷商看不下去,叫我趕緊把特刊拿走。當時被罵的有些莫名其妙,後來經過向內找發現自己也有不對的地方,沒有先跟對方打聲招呼,就去拿東西了。
此外,因為報社將特刊寄給分銷商時,沒有事先通知,使她覺的沒有受到尊重,所以過後氣不但沒有消,還要求終止契約,不幫我們派送報紙了。別人不幫我們送,我只好自己去送了,可是自己送才知道沒有那麼容易,只是兩個訂戶我就花了兩、三個小時才把報紙送到。我心裏想:兩個訂戶送兩、三個小時,一百多個訂戶要送到甚麼時候啊!於是用電話、傳真和親自登門道歉等方式,拜託那位分銷商繼續幫我們送,甚至同修也打電話給分銷商請她消消氣,結果她還是不接受,並且以很不好的口氣說:「以後沒有人會幫你們派送報紙了。」因為她是本地最資深的分銷商,所以找其他的分銷商也沒人敢接。
從小到大沒有受過這麼大的委屈,此事讓我整整一個禮拜睡不好覺,而且經常不由自主的嚎啕大哭。在最絕望時,經過講真相後另一區分銷商知道我們辦報的理念,主動提出願意幫我們派送報紙,那時心裏的一塊大石頭才落了下來。這一件事讓我體悟到:在常人社會中修煉,就像雲遊一樣,經常會遇到各種考驗我們心性的人,以譏笑我們、辱罵我們、欺侮我們的方式,讓我們在吃苦中儘快提高心性,爭取早日圓滿。
當然並非每次都是考驗,也有一些令人欣慰的事。有一個訂戶是大陸新娘,嫁到台灣多年,非常喜歡看大紀元。我跟她聊起退黨的訊息時,她邊講邊左顧右盼,看起來頗有怕心的樣子,我就給她一個退黨的電話號碼,告訴她想退時可以打那支電話。後來另一位同修去收報費時,破除她的怕心並且幫她退黨了。現在她經常幫中國大陸的親朋好友退黨,儼然已經成為一個「退黨服務點」了。
去年九月我負責大紀元發行部的工作,要到台北上班,我每天花一個半小時搭車上班,又一個半小時下班,心裏一顆不想吃苦的心又冒了出來,往往第一步跨出捷運站,就想:我幹嘛花那麼多的時間,跑來吃這種苦?另一隻腳踏出又反過來想:我不是要證實法嗎?我不是要救度眾生嗎?這一點苦算甚麼?就這樣人神交戰中,一步步的走了過來。這一段期間,和大紀元或辦事處的同修也會因為理解不同、立場不同,而產生許多不同的矛盾,經常在協調與被協調中跌跌撞撞,最後認識到:再多的意見終歸還是要放下,並且從法理中歸正自己,配合好整體的形式,因為我就是要走師父安排的路。
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報名參加香港遊行,當時已經有許多學員被遣送回台,或是在台灣就被航空勸阻了。我們這一團大約有五十人在香港入境處,沒有入境。六月三十日我們經過協調,一部份學員煉功,一部份學員負責拉橫幅、向民眾講清真相,並要求釋放被留置的學員。當時我們的正念很足,心也很齊,航警和武警只敢遠遠的在一旁監視,不敢靠近我們。
晚上各自分散休息時,他們開始每小時加緊巡邏,好像如臨大敵。七月一日早上還調動兩百多名航警、武警、公安,把我們團團圍住,當時我被這樣的形勢給嚇住了。為了消除怕心,我帶頭唱「法輪大法好」,但是在強烈怕心下,我的歌聲是顫抖和五音不全的。後來他們開始有所行動,五、六個人抓一名學員,用扛的、用拉扯的,各種方式都有,現場頓時一片混亂。我也被他們硬生生的拉了進去。在拉扯中我的腳扭傷了,也腫起來了。
回到台灣後,每走一步心臟就被拉扯了一下,痛的幾乎無法立足,短短幾步路都得磨蹭好幾分鐘,才能走完。隔天早上我告訴同修:我不能去報社上班,因為腳腫的很厲害。哪知同修竟然開車來載我去上班,讓我無法推托。到報社後,我裝作正念很足的樣子,用證實自己的心來掩蓋怕心,若無其事的把經過的情形告訴其他同修。其實那時我的心裏很不踏實,想到自己這種情況怎麼盤腿煉功?
每天早上煉靜功時,真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忍著錐心之痛從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漸漸的到三十分鐘,直到四十分鐘就無法再突破了。有時明明告訴自己今天一定要忍耐,不能把腿搬下來,但每到四十分鐘就有聲音說:這麼痛就放下來吧!結果就真的放下來了。直到有一天早上煉功時,心裏很純淨,甚麼想法都沒有,一個小時過後、音樂停了才把腿放下來。放下後才猛然想起:這一切都來源於自己的念頭,我被腳痛的假相給障礙住了,悟性不好的足足拖了兩個月才過了這一關。
有一段時間因為證實法的效果一直無法突破,而且同修之間的矛盾也很大,所以大紀元流動性大,許多學員做不久就離開了。也許是因為如此,最近某地辦事處的同修在電話中對我說:「你到發行部已經一年了,發行量也沒有增加,不知道你還能做多久?」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這句話重重的觸擊了我的心,心想:如果發行量再不增加,我是不是就要引咎辭職……。
沒多久,在一次學法交流中,有同修提到北美學員對於台灣大紀元流動性大很不認同,認為大法弟子怎麼可以遇到困難就繞開走呢?聽了同修轉達的一番話,讓我意識到不能用人心看待修煉中的事,從而決定不繞開走,要完成自己的誓約與使命。
師父在《二零零七年紐約法會講法》講到負責人犯錯如何對待時說:「他犯錯誤了就不讓他當了,再來一個還得犯錯誤,還不讓他當了,這不是我要做的,我得把他鍛煉成熟。那麼換句話講,那是不是大法弟子犯了錯誤,我就不要你當大法弟子了,再換個人?他再犯錯誤就不要他當大法弟子,再換個人,這能行嗎?修煉的過程中,就會出現問題,出現了問題關鍵是大家如何能夠善意的幫助他改好,而不是叫他承擔甚麼責任、去指責他。。」個人體悟,參與大紀元的同修都希望把事情做好,雖然做的很辛苦,可是在人力、物力、財力都很缺乏的情況下,很難馬上見到明顯的效果,如果大家能多體諒、少指責,可能流動性就不會那麼大了,當同修都鍛煉成熟以後,相信一定會做的越來越好。
謝謝師父!謝謝大家!
(二零零七年台灣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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