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走在常人的畫廊裏時,沒有任何東西能引起我的注意,正如師父在《在美術創作研究會上講法》中說的:「今天的藝術,有許多是受現代意識搞出來的東西,而現代人類已經遠遠超出人類應有的道德範圍與標準,所以搞出來的所謂藝術已經不是人的文化了。因為它不是在理智、清醒中搞出來的,不是人的正念、善念對藝術美的正確認識搞出的真正人類美好的東西。」而當我走進展示大法弟子作品的畫廊時,我從門檻就感受到了強烈的能量場,我明白,這是超常的東西,在情感上和精神上起著強烈的作用,淨化著人的思想,是講真相的好工具。
在二零零五年斯德哥爾摩法會上,同修告訴我他們贈送給俄羅斯學員一套畫的副本,我們用藝術形式講真相並在這個過程中獲得新體悟的時刻到了。
訂購畫框、找展廳籌備展覽會,就是一個講真相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嚴肅的問題:應該展示多少揭露迫害的畫?一些學員產生懷疑:是否需要展示這些圖片,也許展示一部份?因為這些畫會讓一些人感到血腥恐怖從而產生反感情緒。當時與波羅的海國家的同修在互聯網上的交流對我們幫助很大,他們已經舉辦過這樣的展覽,他們與我們分享了自己的經驗和體悟,對此我們非常感謝。
在互聯網交流前,我在別人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應該修去的東西,我一直在找自己,結果找到了許多共產邪黨文化的因素,比如攀比和爭鬥、努力監督局勢、顯示自己、追求名利和自私、妒嫉、固執己見。出現了許多讓我看到自己壞東西的矛盾,這一切都讓我感到不輕鬆,我甚至產生了放棄的念頭。我捫心自問:我為甚麼做這些?是為了證實自己還是大法?
每天除了學法和研究展覽所需的資料以外,我還認真的學習了師父在《在美術創作研究會上講法》,他賦予我力量,讓我對所做的事情充滿信心。但遺憾的是我還是有許多漏,比如當功友給我提高心性時,我的忍耐和善心不夠。
在籌備畫展的過程中,我們在各個展廳、畫廊、文化宮、教育機構、聖彼得堡畫家聯盟等地方講真相。我們與各種各樣的人會面,他們中有畫家、雕塑家,我們與他們在他們的創作間進行了短暫的會面,這方面的體會以後我想單獨談。
俄羅斯首次「真善忍」國際美展定好在「俄羅斯畫家聯盟」展廳裏舉辦。在商談展覽過程中,我們向展廳所有的人講真相,從工作人員到經理,當時誰都沒有抵觸情緒。可在我們打開這些畫時,我們聽到這樣的話:「這是甚麼畫展,太可怕了。」在他們的聲音中我們聽到了憤怒,我們再一次向他們耐心的講清真相。
然而就在此時我產生了怕心和懷疑:來參觀展覽的人會明白嗎?在展覽開幕前我出現了這種不正確的狀態。第二天坐到這些畫前,我還沒有完全擺脫這種狀態,這時突然我看到,那些畫好像活了,變成了功柱,他們散發出強大的能量場。我開始為自己的狀態感到可恥:我怎麼產生動搖呢!這一下子就檢驗了我對大法和師父的信。在畫展開幕式之後,一位受人尊敬的展廳工作人員告訴我,昨天他感受到了我的不安,我們向他解釋說這與我在籌備展覽期間的擔心有關,我為此向他道了歉。從中我悟到,注意自己的言行對於周圍的常人得聞真相是非常重要的。
我還想談談在工藝美術學院展廳沒有辦成的畫展。在我們第一次和他們見面時我們沒有給他們看要展覽的畫,沒有像在其它畫廊那樣介紹展覽,而是馬上寫了申請,寫明了要舉辦畫展的具體日期,在接下來的幾次會面中也沒有談到畫展的主題。我當時有這樣的想法:既然那位展廳的經理總是表現的很忙,那就讓他在畫展開幕式上再了解真相吧。過了半年之後,在定好的畫展開幕前的一星期我們才開始全面向他講清真相,他問我們為甚麼當時沒有馬上講這些,因為他們的院長剛從中國回來,院長說那裏非常好,根本就沒有迫害,他和中國簽署了許多互利合作的合同,並且不想與中國領事館把關係鬧僵。
說實話,在那種情況下很難保持平靜。我們決定直接找院長,可是院長當時不在。而我們要找院長的消息傳到經理耳朵裏後,他很生氣,不想再與我們見面。我悟到,我太追求結果了,因此而可能毀了這個人。我再次給經理打了電話,告訴他我們必須見面的原因。他對拒絕與我見面向我道歉,並保證一定看我們送給他的真相材料,並希望將來會舉辦我們的畫展。我們電話裏告別後,我的心情很沉重:本應該看到自己的問題,我對自己感到不滿,這種狀態變的越來越重。這是因為我的人心出來了:同修們花了很多錢印製了畫展小冊子,現在畫展辦不成了,我的臉往哪放?我看到,我執著的人心是那麼的強烈,讓我感到後怕:再有一個小小的錯誤就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局面。
所有與畫展有關的事情對我的提高幫助非常大,讓我對法理有了新的更深的理解。使我體會到,應該對自己更嚴格的要求,認真負責的對待自己作為大法弟子的使命。
(二零零六年聖彼得堡歐洲法會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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