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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大法學員霍東屢遭迫害的經過
我父母都50多歲了，父親是瓦工，一年掙不了多少錢，還有老胃病；母親在家幹一些農活。我們家地少，每年地裏的糧食還不夠家裏的口糧。原本想挑起家庭重擔的我，沒想到卻又成了家裏的累贅。肝炎病每年的醫藥費都不少，藥還都不管用。我那時幹活，身體常出虛汗，沒有力氣。望著為兒女們勞累了一生的父母，到老了還不得安閒，甚至比以前的負擔更重，我的內心很痛苦，內心矛盾重重，真不知道以後的路怎麼走。
1998年8月我喜得大法。當我一接觸法輪功時，就被李老師博大精深的法理和超常的智慧所折服。我知道了人生的真實意義，人得病的根本原因，人生的真正目的－－返本歸真。煉功幾週後，師父就給我清理了身體，從此我再幹力氣活也不出虛汗了，也有勁了。我知道我的病好了，是法輪大法救了我，給了我生存下去的勇氣和信心，更使我看到了生活的美好。
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團開始了對法輪功無理的打壓、造謠和誣蔑宣傳。我不明白：一個對老百姓身心有益的功法，一個能使人道德回升的功法為甚麼就不准煉了呢？這麼好的功法為甚麼不是大力推廣而要鎮壓呢？我滿懷對政府的信任去上訪，希望政府能夠聽一聽老百姓的心聲－－法輪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輪功。但是我對政府的信任換來的卻是被非法拘禁和迫害。
1999年冬，我因到北京上訪而被非法拘留在凌源市第二拘留所，公安局政保科的任勝軍、付延齡知我有肝炎病，在非法敲詐我家4000元錢後將原本欲判勞動教養改為監外執行。期間，莫胡店派出所的指導員呂X曾到我家敲詐錢財，因看我家實在是窮，沒有油水可榨方才罷休。有一次他酒醉之後闖入我家，向我母親勒索錢財。我媽說：「沒有，一分錢都沒有。」他糾纏著不走，吐了我家當院一地的飯菜，令人噁心。
2001年秋，我又因到北京上訪而被綁架在府右街派出所。那裏的警察問我是哪的，我不說。他就用腳踢我，我還是不說。他無計可施後便說：「你說出你是哪的，就放你回去。」我說出了自己的姓名、地址，結果他們把我關進了刑訊室，那時我已經3天3夜沒吃東西了。第二天清晨，我煉功時，一個警察氣勢洶洶地闖入刑訊室說：「聽說你們煉法輪功的不怕疼是不是？」說著，冷不防一拳打在我的胃部，我立刻感到我的胃像碎裂般的劇痛，有一種將死的感覺，一下子倒在了地上。起來之後，他又冷不防一拳打在了我的肝臟上，我又感到我的肝部像破碎般的疼痛，痛得我滿地打滾。在場的其餘民警都不忍看。
之後我又被綁架到朝陽駐京辦事處，從那裏我又被莫胡店派出所的指導李某、董強、孫楠、韓峰等人拉回凌源。在車上我因堅持煉功，遭毒打。回到凌源後，他們又欲將我拘留，我說：「我不進去，我要找你們領導談談。」他們藉口領導下班了而不予接見。後來拘留所所長孫連生把我家人找來，強行把我送到凌源市精神病院，大夫尹衛民給我注射了一針藥物，我又一次感到了死亡前窒息般的痛苦。後來公安局和拘留所的人強迫我的家人替我寫了一份「悔過書」，念給被非法關押在拘留所的其他同修聽，用以製造我被轉化的假象，來欺騙其他同修，企圖使別人「轉化」。後來精神病院勒索我家八百多元錢所謂的醫藥費，才將我放出。其實我根本沒有病，他們把堅定的大法弟子都誣蔑為有精神病。
2002年春，我又因上訪而再度被關押，後我絕食抗議迫害，拘留所大夫周平、李偉、張大明等人又將我綁架到精神病院灌食（許多同修都因絕食抗議而在這裏被灌食）。他們把我綁在一張床上，我咬緊牙關不讓灌食，護士孫某便用一鋼製物撬我的嘴，我越咬越緊，她使勁地撬，僵持中我突然感到一股力量從我體內發出將鋼尺咬掉了一塊兒，她見撬不開了，就改用鼻飼灌食。因為管太細，一下子插到了我的肺裏。
我因為絕食而被留在精神病院，在醫院裏院長爾樹林在公安局的慫恿和金錢的誘惑下，夥同大夫董某給我注射損壞神經類的藥物，我立刻感到這種藥物不對勁，發正念清除了大部份這種藥物，但殘留的藥物依然使我狂躁不安、難以入睡，走路手腳僵直。就是這樣，公安局和莫胡店派出所的董強、孫南等人還不死心，他們又把我送到朝陽西大營子教養院準備進一步迫害，教養院的人一看我都這樣了沒收我。凌源市公安局楊明輝等人還不放過我，他們又把我關在了精神病醫院。後來我從精神病醫院走脫。出院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坐立不安，走路僵直，記憶力減弱。後來學法煉功，我才恢復正常。大法弟子米豔麗就被他們注射了一種藥物而記憶力減弱，她自己說被打了那一針以後頭象罩了一個大氣罩似的難受。
篇幅有限，僅寫出我和我見到的同修遭受迫害的一部份。寫出這些，只想告訴人們在「繁榮」的背後少數當權者對人權的野蠻踐踏。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明白法輪功真象，為了制止這場迫害；迫害不停，我們講真象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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