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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幾年來被各地惡警野蠻摧殘的遭遇
自99年7.20以後，政府中的惡人多次找我的麻煩，阻止我修煉法輪功。99年12月底我去北京上訪，被警察抓上了警車，被押回當地關進了雲夢看守所，和另一名功友關在一起。因我倆每天要煉功，看守所惡警給我們銬上了很重的腳鐐。不能走路，但我們還是照常煉功，惡徒沒辦法，幾天以後給下掉了。這一次非法關押了我一個月。
到2000年3月中旬的一天，孝南公安分局幾個惡警突然敲門進到我家裏來，又要把我送到看守所去，理由是人大兩會期間害怕我去北京再次上訪，就這樣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只是出於邪惡的擔心和恐懼把我非法關押到孝感第一看守所，時間長達半年。
從看守所回來沒幾個月，2000年11月底的一天早上，又是那夥惡警再一次地到我家，把家給抄了。所幸正好那天我有事出門在外。沒有抓到我，惡警揚言：誰能交出我來，有獎。這樣我過著有家不能歸，流離失所的日子。
在當地沒法講理，我覺得這總不是個辦法，決定再次到北京上訪，講清法輪功的真象。在天安門很快被惡警抓上了警車。在警車上我看到了一名大法弟子的頭被惡警踩在腳下，他還是不停地喊「法輪大法好！」那是他發自內心的呼喊啊！其他大法弟子立即制止惡警的惡行時，惡警馬上照他們的腦袋一棒子。惡警們把我綁架到北京海澱公安分局看守所。惡警們想審出我的姓名、地址，好送回當地迫害我。我不說，惡警就給我編個號。在看守所101預審室，一男一女兩個惡警輪換著用電棍電我，先電手、胳膊，到頭部，後來就將電棍放在頭上，滾動式地在我頭上不停地電擊，那男的一邊電一邊咬牙切齒地說風涼話，我還是沒有說出姓名地址。惡徒沒招了，就威脅我：不說照樣勞教。把我關進監號，惡警指使在押人員折磨我，致使我失去知覺，一下子倒在地上，嘴裏摔出了血。好長時間才緩過氣來。第二天惡人又強行將我的衣服脫光，用一根皮管子對著我的脖子沖冷水，北京的冬天那麼冷，如果不是師父的保護、大法給我的堅定意志，我是很難挺過來的。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才停止沖冷水，沖完冷水還不准穿衣服，就這樣光著身子又打了我半天。50歲的婦女被他們這樣折磨，當時監號裏20多個善良的人為我流下了眼淚。還有個犯人拍著我的肩說：「真佩服你們法輪功。」這樣良心尚存的人都發自內心的明白了法輪大法好。
一個星期後我和不報姓名地址的大法弟子（約上千人）被送往遼寧省的各縣市，我被送到了凌源市看守所，和近30多名大法弟子關在一起。凌源市公安局刑警大隊的惡警採用「車輪戰」逼訊，上手銬（兩手臂一上一下在背後銬，叫「背寶劍」），拳打腳踢，用棒子打，打得鼻青臉腫，身上全是青塊；灌藥、灌酒，拿極骯髒的拖把往我臉上擦；身體折磨不管用就在精神上折磨我，在我面前罵大法罵師父；他們還點燃一支煙強行塞進我的鼻子裏，嗆得我直流眼淚，我一動手拿，惡人就用刀背打我的手，還拳打腳踢。惡警完全是在愚弄和調戲折磨我，我真不知用甚麼樣的語言來形容這幫披著人皮穿著警服而下流至極的一群流氓。在零下30度的天氣，惡警不讓我穿棉衣，在風最大最冷的地方挨凍。他們身穿羽絨服，頭戴大絨帽，大手套在一旁監視我還叫冷。惡警一邊說著下流話邊搓著雪團強行往我脖子裏灌。還顛倒黑白地說我們這幫法輪功讓他們的日子不好過。過了不知多久，又帶我到了一個審訊室一進去就將門鎖上，把我強行鎖在一個鐵椅上。兩個身強體壯的惡警輪換著對我用刑。我嘴裏被打出血了，惡警就用最骯髒的抹布給我擦掉，目的是怕有人進去看見，即使偶然有人敲門惡警也不開門，惡人知道他們的惡行是見不得人的，我在這間審訊室裏被折磨得死了又活過來。惡人叫囂：「對待法輪功，我們有內部文件，打死算自殺，打死白打死，打死了就扔山溝裏餵野獸，誰也不會知道。」
到了2001年元月下旬，我從凌源市轉到當地看守所，惡警又非法關了我一年，強行判我三年徒刑。在孝感第一看守所，我得知女兒去北京上訪後被抓回來關在這裏，我女兒才18歲，修煉了法輪大法，重德行善，做個好人，公安局反而說是我讓女兒煉了法輪功，害了她。在孝感第一看守所，女兒被非法關押了半年。出來後由於堅持不放棄修煉法輪功，公安局一直到處抓她，幾年來我18歲的女兒也是一直有家不能回，流離失所在外。
2002年元月中旬，惡警把我投進武漢女子監獄。在入監隊由兩個犯人包夾我，每天要我背、抄監規，我拒絕，惡警就強行罰我「挖牆」，不准睡覺，還要做手工活。長時間地不准睡覺，導致我經常突然頭部直接栽倒在地，額頭摔爛了好長時間。
這樣折磨我差不多2個月的時間，他們看我在入監隊不放棄修煉，就將我轉到了三監區5分監區。由惡人鄧正悅、王煥英、劉鳳娥、熊桂英、黃富群、武智慧六個人包夾我，24小時寸步不離地跟著我。要我背監規，每天對我強行洗腦，逼迫我看那些誹謗大法的書籍、電視錄像和焦點訪談，強迫我寫「認識」，寫「思想彙報」，不然就不讓睡覺、幾天幾夜「挖牆」，同時不讓洗漱，上廁所也要受限制，本來上午需要上廁所，惡警非要強迫到下午才准去。我的雙腳腫得像饅頭，雙腿腫得好粗、發亮，上廁所下蹲都很艱難吃力，痛得不行。「挖牆」時它們只要認為我沒站好就踢我像饅頭一樣的腳。惡徒逼迫我寫「三書」（即「保證書」、悔過書、決裂書），我拒絕，惡人就當面誹謗大法和師父，污辱我人格，說一些不堪入耳的髒話，我不願看到她們造業，就勸戒她們，她們不但不聽，還惡狠狠地將我的嘴打出了血，牙也被打鬆了，由於我已經好幾天幾夜沒睡覺，又被折磨得厲害，昏倒了好一陣，稍好一點後，惡人又沒人性地繼續折磨我，隨心所欲地打、罵我，打我的頭部，下死手地打。經常五天、六天、一個星期不讓睡覺，有時讓睡也只能睡上一、二小時，循環往復，包夾人自己都說她們要像我這樣一天也受不了。她們經常對我說的一句話：「你的身體總不是金剛鐵骨吧，死是不會讓你死的，讓你死不死，活不活，生不如死，忍受不了就「轉化」」，一天不「轉化」，一天就不會停止折磨你，還有更厲害的在後頭。」
這樣差不多5個月的時間，5月初，中隊把我和6個包夾犯人關進了一個最小監號，在那裏，它們為所欲為地對我進行了殘酷的迫害。6個人將我按住，捉住我的右手，強迫我寫「保證書」，我將手握成拳頭捏得緊緊地，幾個人都掰不開，於是它們就撇我的手指。一個一個指頭撇，痛得我慘叫，惡人還不放手。我的右手小指被撇得腫得像個胡蘿蔔，有近兩個月的時間，日夜疼痛難忍。（至今伸不直，已經殘廢）。邪惡的目的還是沒有達到，就又找來一根尼龍繩，將我的雙手反捆在一起，反著懸吊在高低床的上鋪鐵架子上，這樣我全身的重量都在兩手腕上，由於胳膊是反吊著的，兩肩痛得難以忍受，在吊的過程中惡警反覆問我寫不寫？也不知吊了多長時間，有時就放下來再問我寫不寫？我說不寫，就又被吊上去，就這樣一天搞了也不知有多少回合。到晚上她們也說搞累了，要休息，就把我從鐵架上解下來，雙手還是反捆著站在地上，不一會我就失去了知覺倒在了地上。它們又將我從地上拉起來反捆在下鋪的鐵架上，將我的頭髮吊在上鋪的鐵架子上，目的是不讓我打瞌睡，其實我早已被折磨得神智不清了，也不知有多少天沒有睡覺，加上這樣沒停地折磨，那天半夜我失去了知覺，「保證書」在我神智不清時完成。
為了達到它們要的所謂「三書」，它們採取了欺騙的手段，要我寫認識，我當然不會寫，犯人鄧正悅把「認識」寫好，一邊繼續不讓睡覺，一邊捆綁吊打折磨我。由於長期不讓我睡覺，使我神智不清，有時站著就突然地栽倒了，有時是在原來的地方未動，我卻感覺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怎麼也辨不清。它們總是要將我折磨成神智不清時在晚上逼著我、推搡著我的肩膀抄寫，一個字要推搡好半天，就這樣一個字一個字地抄成的。這樣它們才讓我睡兩個小時。等我清醒一點後看到它們惡毒攻擊誣陷師父的話是自己抄寫的時候，真是撕心裂肺，肝腸寸斷，痛不欲生，它們卻哈哈大笑，即使這樣，它們認為目的還沒達到，包夾人鄧正悅又將「認識」題目改成「悔過書」、「決裂書」要我簽名，我不屈從它們，它們又重複地折磨迫害我，包夾人對我說：「監獄領導、大隊領導每天都在打電話向中隊追要「三書」，幹部逼我們，我們就要逼你。」
在還是達不到目的的情況下，獄警（副隊長）彭紅霞要她們幾個人再想想辦法。於是鄧正悅、王煥英就又換了一種更殘忍的吊法，將我的左腳腕和左手腕，用尼龍繩捆在一起，懸吊在上鋪的鐵架上，頭朝下，整個身體都是歪著懸起來的，只要我的身體挨床邊時，她們就用腳踢，整個身體的重量全在手腕和腳腕上，它們將繩子繫得死死的，繩子都勒進了肌肉裏，全身那種痛苦的滋味是無法形容的。同樣的方法又將左手腕和右腳腕捆在一起，重複著。以後我的雙手、雙腳疼痛麻木近一年時間。
包夾人每次在吊打我之前，幾個人總是要將我按倒，強行灌藥，說是灌的「安全藥」，目的是在捆綁吊打的過程中不出事，她們對我隨意打罵，極頻繁，每次吊打都是關著門的。有一次幾個人一起都過來抓著我打，這次我沒有被捆，所以突然就衝出了監號。邊跑邊喊：「打人啦！」跑到獄警辦公門口，這時彭紅霞聞聲出來，大聲吼著問我：「有誰打你？誰敢打你呀？」打我的人邊跟著追到了跟前，她們竟然都不承認打了我，獄警彭紅霞按著說：「這裏是強制機關，不聽話就要強制執行。」實際我心裏一直都知道是監獄、大隊、中隊的幹警在逼迫犯人對我進行迫害的。包夾人總是在我面前叫苦：「幹部不逼我們，我們是不會逼你的。我們也是被幹部逼得沒辦法，才這樣對你的。」等等，還說了很多，還有大隊幹部直接威逼犯人。可是，監獄幹警把迫害法輪功的全部責任都推給犯人。在劫持法輪功學員的中隊時，監獄張科長把我叫去了解情況，是在三大隊辦公室，說是了解情況，其實是要我講假話。當時教導員對我吼著說：迫害我的是犯人，幹部不知道。並恐嚇我說：「你到底『轉化』沒有？要是沒有『轉化』那就要退回原來的中隊去。」其實我當時就覺得她說的一些話都很愚蠢，這一切都是她們安排的，只不過想要我說假話而已。在五監區中隊時包夾人王煥英一邊在我臉上寫字，一邊用筆尖戳我臉的肌肉，用雙手將我的臉揪得又腫又青，我只知道痛，是她自己說青了我才知道的。惡人熊桂英總是在我的身上、衣服上、鞋子上、碗上到處寫誹謗我師父污衊大法的話，惡人鄧正悅用小報紙寫了好多誹謗我師父的話。她們還在天氣最熱時要我站在沒有風的地方，蚊子最多的角落裏「挖牆」，讓蚊子咬。長期不准睡覺，還不准打瞌睡，不准閉眼睛，只要我的眼皮不受控制閉上時，熊桂英就用報紙糊好的腳氣藥膏猛往我的鼻子裏面捅，我制止她時，又往我的眼睛、臉上到處擦，我的衣服上，全身擦得都是，氣味難聞極了。大熱天的又不讓我換衣服，也不准我洗漱，還要說我又臭又髒，不講衛生。它們對我一系列殘酷的迫害過程，用盡了各種強制、欺騙、高壓的卑鄙手段。我在獄中就寫了嚴正聲明，聲明對我在被暴力折磨下的所謂「轉化」全部作廢。同時還寫材料揭露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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