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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同修在過去幾年受迫害的事實
我每天早上和同修一起煉動功。晚上學法、煉靜功，直到1999年7.20日，我和同修學法煉功共25個多月。修煉法輪功使我思想得到昇華，心靈得到淨化、身體得到強健。
法輪功被誣蔑、被打壓，我困惑不能理解，就和同修先後去縣市乃至中央有關部門上訪，目地是向政府說明真實情況，使法輪功得到公正的待遇和評價，可事與願違，我因上訪卻遭到種種非人的迫害，下面以時間為線索，把我們被迫害的經過簡要地敘述如下：
1999年7月21日早5點，我和同修在牡丹江畔煉功時，來幾個警察搶走了我們的煉功帶、錄音機和有關法輪功的宣傳品，驅散我們不許我們煉功。下午我們到縣公安局上訪，向他們索要被搶走的煉功物品，他們說：「你們煉功的東西不能給，上邊不讓煉的，我們也管不了，你們找上邊去。就這樣，7月22日下午2點，我們到省政府上訪，我們靜靜地等人接待，可等來的卻是大批全副武裝，持槍荷彈的解放軍。他們把我們團團的圍住，又來一大幫手裏拿著電棍、警棍的警察，向我們大打出手，像裝貨物似的把我們一個個扔進客車裏，送到八區體育場軟禁。下午四點才放我們出來，晚上，我們去三棵樹找住處，被人舉報，又被哈市太平區公安分局抓起軟禁到午夜1點，由縣公安局接回，被關在公安局三樓大會議室裏，不分男女40多人軟禁一室，三天三夜，每人罰款150元，放出一部份人後，剩下我們十來個人被軟禁在一樓小會議室二宿一天，後強行簽保放回。
1999年10月25日，我們5名同修去人民大會堂、人民信訪辦依法上訪，被警察抓上車，送到天安門站前分局軟禁，早6點提審時，因我不報地址，一個年輕的大個子警察在我的太陽穴上猛擊一拳，打得我眼冒金星，蹲在地上幾乎昏過去，還被罰站2個多小時，26日早8點，我被轉送到豐台體育場軟禁，下午2點，因煉功，我先是被一個警察打倒，後又被兩個警察每人拽一隻胳膊在地上拖出十多米遠，同時後邊有五、六個警察踢、打、踹，拖到牆根罰站，一天不讓出去、吃、喝。我仍不報地址，晚11點被送到大興縣監獄非法關押。
到監獄後，被一名男管教搶去我的錄音機、磁帶和《轉法輪》，到監號有兩個女犯人讓我們脫光衣服（包括褲頭、胸罩）交給她們搜查。讓我們自己買在號裏用的行李和鞋。從進監獄我就絕食抗議非法關押，絕食到第6天，他們找來五、六個人，一個女管教一同坐車去一個急診室，給我強行灌食。同車去的五、六個人把我按倒在床上，把小拇指粗的白塑料管一頭插在我的鼻子裏，另一頭接在給病人洗胃的機器上，用水沖的玉米麵、鹽（鹽都沒化）混合液灌我，管子粗機器馬力大灌速快，嗆得我鼻子、口往外噴血，噴得他們臉上身上床上地下都是，灌得我七竅發脹，喘不上氣來，幾乎窒息而死。灌食後，我四肢無力渾身拆了件似的疼痛難忍，因管子粗，又是機器灌食，使我口腔食道破裂，鮮血從鼻孔大量湧出並帶著唾液及灌進的東西，一喘氣傷處就疼得我死去活來。還落下一天半不吃飯就吐血的後遺症。在大興縣監獄被關到第八天上午，我被哈市駐北京辦事處接去，一天一夜後由依蘭縣駐北京辦事處給我戴上手銬，在11月5日押送到依蘭縣第二看守所，被非法關押54天。交600元飯費，3000元保金釋放。
2000年1月15日，因我又去北京上訪，1月21日，我被押送回縣公安局，一進門就被政保科科長龍德青踢打一頓，又送縣第二看守所關押，又被龍科長拼命地痛打一頓，右眼打得充血，20多天才好。第二天提審時，龍德青第三次毒打我，他打累了就罰我90度彎腰低頭，背著雙手，大叉橫步地撅著，等他歇好繼續打，他累了還罰我像前邊那樣的姿勢撅著，一直到他下班。第三天提審我時，龍依然用第二天的方式毒打我。
我和同修開始絕食抗議對我的非法迫害，絕食到三四天時，大冷的三九天，惡警把我們趕到看守所院裏凍著，看守所的李班長又往我們身上揚兩盆水。絕食到第5天，副所長林忠帶所裏十多個男犯人，給我們灌食，他們把我們從監號抬出來塞到刑椅裏，一個犯人猛勁地揪著頭髮往後拽，四個犯人拽住胳膊不放開，一個犯人捏著鼻子不撒手，又一個犯人使勁地捏兩腮，硬捏開嘴唇，用筷子撬牙，我的牙花子被戳爛，腮幫子被捏破，接著就用礦泉水瓶子裝著玉米麵鹹湯灌我。李蘭被灌得嗆到氣管裏，當場休克，送醫院急救，吳亞傑被這種灌法灌得胃出血20多天不好，馬麗達被灌得在大鋪上翻身打滾滿地爬，全身冒汗哭叫不停，也送醫院救治。
我被縣第二看守所非法關押101天，罰款500元，交飯錢300元後，放回家。
2000年夏天，我正在建委工地上班，公安局政保科的副科長韓雲傑把騙我到公安局，後把我送看守所。起因只是我在同修家吃了一頓飯，這樣我就又被關押17天，導致工地丟失鐵盒子板150多塊，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最後要我交了150元飯費才將我釋放。
2000年12月29日，我和同修再一次坐車去北京上訪，車沒到高速公路，上來幾個警察，讓我們謗師謗法，我們不幹，被送到縣公安局審訊到後半夜，送縣第二看守所關押了17天。未通知家屬就把我們非法送到哈市萬家勞教所，勞教二年。
我三次被縣看守所關押180天，他們卻在我的上報市級勞教申請上寫著，三次關押均為15天（因為它們知道那是非法的）。
2001年「三八」婦女節下午四點，萬家勞教所的管教劉影把我和10多個同修送到三樓罰站到晚8點，還不放過，又帶我到三樓會議室繼續罰站，我不配合，她叫女犯傅麗娜、秦桂雲二人揪著我的頭髮把我拽到一樓，把我飛機式的綁吊著，吊得我兩隻胳膊咯咯地響，痛苦萬分。劉影讓二犯人揪著我的頭髮去小號坐刑椅，被隊長截去送到小號凍一宿半天。
2001年秋天，我因煉功被管教張志宏、馬曉茜和犯人王樹華、秦桂雲等四人連掐帶擰，還摳我眼睛，兩腮多處摳破出血，臉打得腫痛多日不好。他們還用膝蓋壓我肋骨，用胳膊肘墊我前胸，用黃膠帶封我嘴，用約束繩從早七點吊我到下午兩點鐘。
有一次畢管教拽著同修楊麗霞的頭髮往牆上撞，拿裝滿開水的暖瓶砸我和同修，管教李宏拿木棍在我們身上和手上亂打一陣。王敏、劉白兵管教多次把同修孟憲芝、仲曉燕拉出去毒打，孟憲芝就這樣被酷刑蹂躪致死，身上留下累累傷痕。
2002年7月，七中隊又來一個惡警張波，在會上喊著說：「對大法弟子殺無赦！」在他建議下，於7月25日成立了女集訓隊，專門對付法輪功學員，集訓隊由趙余慶、吳洪勛（集訓隊隊長）、姚科長、吳寶雲、王管教和被轉化的人，李憲梅、華鳳霞、徐鳳萍等，女犯人白雪蓮、秦桂雲等20多人組成。他們對新來的法輪功學員酷刑折磨強行轉化，罰他們連續蹲著17天，不轉化，就上大掛。上大掛就是把人的兩手背著戴上手銬，由二人抱著用約束繩吊起，兩腳尖略微沾地，接著用高強度電棍電上大掛的人，輕者電成大麻臉，重者電出蛋黃般大的黃膿泡。
2002年8月，張波指使萬家勞教所七中隊男幹警進入，逼著背隊規隊紀，勒令寫三書，若不寫，就讓我們整天按軍姿坐小凳，看洗腦錄像，要我們謗佛謗法寫揭批材料，要不幹，就拉出去折磨到罵千遍為止。
2002年9月29日，祁鳳芝帶我到倉庫包夾，到下午2點鐘，因我拒絕寫三書送我去小號上大掛，在酷刑折磨下，我違心地寫下「三書」，我大哭不止，痛不欲生。由於沒按要求寫，祁鳳芝送我到三樓，因不寫揭批材料，吳寶雲叫我到值班室，向領導誣告我頂撞她，吳洪勛，趙余慶、姚科長一怒送我到刑罰室罰蹲，三人用電棍一齊電我，直電到我答應抄寫一份別人的材料為止。
我在萬家勞教所住的是陰暗潮濕的房間，夏天濕得發霉的牆散發出刺鼻的異味，蓋蓋蟲滿屋飛，蒼蠅嗡嗡叫，蚊子到處叮人，偶爾還有老鼠出現，被褥潮濕睡不著，40多人住一室，熱得氣難喘；冬天因不能把洗的衣服晾到外面，屋裏潮濕冰涼牆上淌水不止，地上牆上的水，得用抹布看著擦，每天抹布擦牆和地擰出的水有兩洗臉盆。
我們每天三頓吃的是一籮到底的玉米麵做成的板糕，吃到嘴裏很牙磣，一盤鹹菜，不夠的喝玉米稀粥，有時連這都沒有。中午、晚飯每頓每人喝一碗爛白菜湯，或凍大頭菜湯，或羅卜湯，這樣的湯一喝就是七八個月，夏天也能喝幾頓老柿子湯或菠菜湯，上級來檢查，才能勉強應付的改善一下伙食，蒸的包子半生不熟，吃後就拉肚子。牆上掛的伙食標準和實際伙食相差太遠。小賣部賣的東西高出市場價格的二三倍，上級來檢查小賣部就停業。
由於上述吃住條件，致使我與同修身上長許多膿包疥，重者生活不能自理，臥床不起長時間不好，輕者渾身流膿淌血，兩腳不能走，雙手不能幹活，四肢驅動不靈。
從1999年7月21日起到2003年1月28日走出萬家勞教所為止，我被非法關押31個月，約749天，扣除春節休息日45天，剩704天，日工資為10元（按最低計算），掙工資7040元，加上被非法勒索的飯費、保金等5876元，共計經濟上的損失是12916元。
經濟損失尚能計算，精神上的摧殘是無形的、無可言表的，心靈上的創傷是難以癒合的，肉體上的折磨是剜心透骨的，生活上的待遇是豬狗不如的。
試問蒼天，佛法修煉何過之有？何罪之有？法輪功是佛學、是佛法，因此說：「法是科學的，功是神奇的，師是永恆的，真修者是高尚的。「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
﹝編者注﹞署名的嚴正聲明將分類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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