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安門為正義請願（譯文）

【明慧網2002年6月11日】能夠在天安門廣場自豪地舉起我的橫幅並告訴那裏的中國人民、警察和士兵「法輪大法好」對於我和另九名參與這次請願的澳大利亞大法弟子來說，是一件意義深遠的事。我兩年前就與一名同修討論過要做這樣的事。我們很幸運地都參予在了其中。作為一名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運動員，我希望我的經歷能使更多的人來關注這件重要的事情。

我非常清楚這件事的風險，但我並不在意是否會有甚麼事發生，讓我比預期的計劃逗留更久。我不相信我所做的任何事會違反中國憲法，不過我也知道中國（江澤民）政府自己是不遵守憲法的。我強烈地感到向盡可能多的世界人民講清中國（江澤民）政府殘酷迫害無辜的法輪大法修煉者的真相和戳穿他們對自己的人民所造的關於法輪大法的謊言是我的責任。

在（將要出發去中國的）最後一分鐘我感到了應告訴家人（我將去幹甚麼）。正如我所預期的那樣，他們的感情很複雜，但最終當他們知道改變不了我的思想時，他們祝我好運。在我們被捕後我的小兒子說：「媽媽在做她想做的，我尊敬她。」

當我們將要到達北京機場時我在想不會發生甚麼意外，我會不受質詢順利通過海關，我必須發正念，不讓邪惡鑽空子。我從飛機的窗戶看出去，吃驚地看見了小法輪在旋轉。我想我是不是看花眼了，所以我轉過頭，又從我身後的那面窗戶看出去。剛開始甚麼也沒有，然後他們又出現了，前前後後地旋轉著。我意識到我們正被指引著去北京，我們被慈悲所包圍－－師父與我們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安詳。我盼望著我能將法輪大法和迫害的真相講給盡可能多的人。

第一個晚上電視裏在演一個節目，中國被描繪成一個溫暖、友好、持合作態度的國家。這個國家看起來美麗富饒，人人都在愉快地微笑。我看著這個節目，感到很放鬆，心想總的來說中國看起來還不那麼太糟。突然，我意識到：「不要被邪惡騙了！」這個聲音將我喚醒了。我再看電視時一切就不是那樣了。它讓我意識到我們是為很重要的目的而來，我不能讓自己分心。

我很吃驚地發現我們在說話時得多麼小心，或者說我們不能在我們的房間、餐館和其它公共場合提到法輪大法。我們只帶了少量的大法書，但無論我讀哪一篇師父的經文，我立刻就能感到一種迥異平常的特別的溫暖。我們房間附近的走廊裏有一些可疑的人，我們發現我們房門外的地上有許多煙灰，因此知道了曾經有人在我們門外偷聽。我們知道在星期四的請願前我們得加倍小心。

我們去了一趟明十三陵。我們非常明確地意識到政府官員在一路跟蹤我們。我們很注意不讓我們的警衛們失望，但我們並不在乎他們監視我們或給我們攝像。我們一直在發正念，並度過了富有挑戰性的一天。

在我們坐出租車回飯店的路上發生了堵車，我往窗外看去，正好就看見了星期四早上我將見記者的地方。我本來正在擔心找不到這個地點，因為北京很大。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現在我可以準確地估計我到達那兒需要多長時間而準時赴約了。

我們到達後不久曾去天安門廣場和故宮看地點。我們很吃驚地發現廣場被關閉了，而且到處都是武警。我們不知道這正好是人大會開幕的時候。幾天後廣場重新開放了，我們才得以在星期三又一次到那兒拍照等。當我們往回走時感到了我們正被很嚴密地監視，有幾個一看就是便衣警察的人不停地用手機互相聯絡。顯然警察一直都在盯著到天安門去的外國人。我們一直在發正念。這個時候我對其它事都不感興趣了，只想等星期四。

我去中國前就決定了將在北京與一個記者見面並討論了細節安排。我被告知我可能被多達五個人跟蹤，但我並不在乎，也不害怕。我只想利用這個機會告訴盡可能多的人中國正在發生甚麼。我與記者的見面進行得很順利。我接受了採訪，解釋了我們為甚麼要來中國和那天我們打算做甚麼。在我們的談話中我得到一些我一直在問自己的問題的答案。其中之一就是我們將進行和平請願的地點。我一直不知道那裏算不算天安門，而記者主動對我說，「你有沒有意識到那裏也是天安門的一部份？」我所有的問題都有了答案，謝謝您，師父。記者告訴我要小心，可能會有人監視我。情況果真如此。我離開的時候兩個人開始跟蹤我。我設法甩掉了他們，直到不再有人跟蹤我。我回到了飯店與其他人一起往預定的地點出發。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去完成我們此行的使命。

當我們到達天安門時另外六個人正在打開他們的橫幅，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我立刻朝他們跑過去，一邊跑一邊從衣服中抽出我的橫幅自豪地舉起，並向迅速圍過來人群、警察和士兵高聲大喊：「法輪大法好！李洪志師父好！」我一次一次地喊著，直到有人過來奪走我的橫幅。我繼續向人群、警察和士兵喊著，直到我和其他六人一起被關進警車。在離開澳大利亞之前我一邊跑著一邊展開橫幅的場景就出現在我眼前好幾次；而最後的情形正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周圍的人群和警察的阻擋，與我一起去的另三個人沒能及時過來和我們在一起。他們一直就覺得他們會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央、國旗桿下進行他們的和平請願－－而最後情形果真如此。

駛往警察局的路上，警察很焦燥，將車開得很瘋狂，並不停地按喇叭。他們對我們的行為沒有思想準備，不知道該怎樣處理局勢。警車司機想從兩輛公共汽車中穿過去，最後一分鐘卻踩了剎車。所有的警察都摔倒了，有的甚至差點撞到擋風玻璃上，而我們都在座位裏坐得好好的。這個場景非常可笑，我幾乎要笑出來，但控制住了自己。

當我們到達警察局時我們所有的東西都被拿走了。我們被搜身、拍照，然後他們讓我們坐在一起。我們有的人坐在椅子上，有的人以雙盤姿式坐在地上。我們都在發正念。過了一會兒我決定打坐，其他人也加入了進來。警察似乎很感興趣地看著我們打坐。我有點吃驚他們並未阻止我們。大約一共有三十多個警察和攝影師。他們拍了很多我們煉功的照片。我覺得他們看到我們能夠雙盤感到很有趣，但我更吃驚地發現自己這時候居然能夠穿著厚笨的鞋子將腿盤上。我們被關在警察局幾個小時，然後被帶入警車駛往機場附近的一個旅館。一路上我們都利用機會告訴警察無辜的中國法輪功學員所受到的邪惡和殘酷迫害的可怕和真實性。我們告訴他們雖然這些事情在中國得不到曝光，但全世界都知道中國發生了甚麼，全世界都在看著中國。我們還告訴他們全世界至少有53個國家的人們都在自由地煉法輪功。

當我們被要求離開警車時一位同修被他們拖出警車毆打了一頓。後來我們離開了警車，又在旅館裏被一個一個拍了照，然後被帶到單獨的房間，每個人身邊有四個以上的警察。一個高級警官拿著我的護照問了我五個小時。在她問我之前，我曾問她我能不能問問題，結果遭到了粗魯的拒絕。

我被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煉法輪功多久了？」我回答說，「三年」，而她卻說「你在撒謊。」我感到很震驚，說到，「我為甚麼要撒謊呢？我也可以說三個星期，或是任何其它時間。但法輪功要修的第一個就是『真』，我就是煉了三年。」我這樣說了之後她的態度有一點變化。她問了我很多問題，我都如實地答了。當我被問到我的書和磁帶在哪裏時，我答到在我心裏、記憶裏。她對我的回答很吃驚。然後她又問：「你們為甚麼選擇這個日子來抗議？」我說，「很簡單，因為我明天要回家。」我們安排行程時並不知道這是人大會的開幕日。

隨著問話的進行，我詳細地告訴了她我從修煉中所受的益處和法輪大法的真相。他們每問一個問題都是我向他們講真相的機會。然後我被要求在一個由中文作的筆錄上簽字。我禮貌地拒絕了。警察說他們會把筆錄翻成英文，但我說，「任何語言的我都不會簽。」當他們搜我的東西的時候他們發現了我的全家照，警察說「他們都煉法輪功。」我說「不是。」但他們堅持說：「你們是一家人，他們肯定煉。」我告訴他們我希望他們煉，但在澳大利亞每個人都可以獨立思考，獨立做出自己的決定。

後來我們被帶回旅館取行李。我們感謝那裏的員工，他們待我們很好。當他們知道我們是煉法輪功的後，他們仍然對我們很友好。我們當著警察的面繼續告訴他們法輪功的真相，而警察並沒有阻止。

在去旅館和回來的路上我們一直在向警察講真相。他們告訴我沒有甚麼迫害發生而我則反覆告訴他們有。當他們講起「自焚」時我告訴了他們「自焚」的真相，中國（江澤民）政府是如何撒謊的，而且全世界都知道了真相。我向他們解釋我們如何分析了「自焚」錄像中的疑點，而發現這起「自焚」是個騙局。

當我們被帶回房間時我被要求脫下衣服。一個女警揮舞著她戴著手套的手。我想，「我不讓她那樣子接近我。」三個女警堅持要我將衣服都脫下來她們要搜身。作為一個游泳運動員（譯者註﹕作者為奧運會游泳銀牌得主），我並不害怕脫衣服，這沒啥了不起的。於是我脫下了毛衣和褲子，並開玩笑地說，「你們還想要我脫襪子嗎？」當她們看見我不在乎時卻說，「穿上衣服。」我意識到她們是想嚇唬我，如果我表現出怕心那結果就會不同。

我的行李被很仔細地搜查了。但我已經像那個記者建議的那樣將所有資料，包括姓名、地址、電話號碼等都銷毀了。我也告訴同來的人這樣做。

我們被帶進了旅館裏的一個大房間。有15個很兇的年輕警察在裏面。我們連續唱了四個小時的《法輪大法好》。警察臉上的表情是難以置信的。他們掩住耳朵，抱住腦袋，好像很熱的樣子。他們想冷卻下來但卻做不到。最後有的警察居然跟我們一起唱起來，另外的警察用腳打著拍子，手也隨著節拍移動。這真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場面。然後我們煉了全套功法，他們很有興趣地看著。

第二天我們被送往機場的路上我們一直在唱《法輪大法好》。我是最後一個上飛機的。當我上梯子時我轉過身對圍觀的工人喊了兩次：「法輪大法好！」押送我的警察驚訝地搖頭。那感覺好極了。

通過這次經歷，我對中國同修的處境有了更真切的體會。我也對尚有善念的警察生出慈悲。我對他們說，「等到在中國法輪功又能被自由地修煉的那一天，你們會記住我們今天的會面的。」

坐上飛機幾個小時後，我覺得自己的心中對於中國人民和他們所承受的痛苦生出了巨大的慈悲。我知道我必須繼續講清真相，為改變每個中國人的未來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