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法女弟子的修煉、護法的經歷

【明慧網2001年8月23日】我今年34歲，1990年大學畢業，分配到當地一家省二級大型企業，一直從事技術工作。1994年7月與本地一位駐軍幹部結婚，1997年1月，因休產假下崗至今，現住廠內家屬房。

1997年5月，在父母的影響下，我有幸與大法結緣，經過了由不認識到完全接受這麼一個理性思考的過程，逐漸地熔入到大法中來。99年7.22以後一直沒能走出來。這樣經過了近一年的時間，直到看到師父經文《走向圓滿》，看到明慧網學員的心得體會，通過與其它學員學法、交流，才從根本上認識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性，決定儘快彌補，把自己熔入到正法中來，成為一個真正的大法弟子。

2000年8月初，我丈夫（現已離婚）的部隊領導、團副政委、營長、教導員來到我家，問是否還在煉法輪功，因為部隊有所謂的規定：部隊官兵、家屬、子女、親屬一律不准煉。我當時對他們鄭重申明：我一直在煉，沒有任何人、任何壓力能夠改變我。

表面上部隊領導突然來找我的原因是：

我在生小孩後，在部隊住了兩年，其間有一位副營職幹部通過看我家的大法書籍得了法，直到99年4.25以後，部隊不准現役軍人修煉法輪功，但此弟子堅持要煉，寧願被開除黨籍、軍籍也決不放棄，但當時他們團已向上級彙報：保證沒有煉法輪功的官兵。又突然出現一個堅定的修煉者，領導沒法向上級交代，怕說自己的工作沒做好，影響了烏紗帽。在使用了各種辦法都無效的情況下，於99年8月1日，把軍人弟子送到了北京軍區261醫院（精神病專科醫院），進行強制性精神病治療。這些領導，為了自己，為了所謂的工作需要，為了掩人耳目，把一個好端端的正常人說成是精神病。就這樣，此弟子被迫送到精神病院達半年之久，直到年底部隊決定讓他轉業才讓他回家。此時的他已骨瘦如柴，身體、精神受到了嚴重摧殘。

回到家裏，他心中仍然放不下大法，但書籍、磁帶、光盤等全部東西都已被部隊沒收、銷毀（直接責任人是河北沙城66370部隊政治處主任）。於是，他於2000年4月從老家千里迢迢專門趕來，找到一些大法書籍，準備回家繼續學法、修煉。到了7月底他給當地縣組織部寫了封信，表明自己要繼續修煉法輪大法，如果政府不允許，他寧願不用安排工作，回家種地也決不放棄。當時他雖然已經定為轉業，但還在待分配工作階段，檔案、工作關係等都還在部隊，所以還算是部隊的人。當地政府把這封信轉給了他所在部隊，於是部隊領導馬上把他從老家帶回，關押在禁閉室。當問及他甚麼時候跟誰學的法輪功時，他提到了我，所以部隊領導馬上來到我家騷擾。

在我表明我的立場後，他們仍不甘心，三番五次來到我家，通過對我丈夫施加壓力迫使我放棄修煉。當時他的職務是副營長，軍銜該調為少校，就是因為我煉功，沒給他調。我說：如果部隊不讓家屬煉，我可以不當家屬。要知道我倆從91年認識、94年結婚，近十年來一直感情很好。從2000年8月初開始，部隊不讓他回家，有一次回去取衣服，還得有人跟著。直到10月初，我去了趟北京，回來後，他因為不能承受部隊施加給他的巨大壓力，我倆被迫離婚，孩子不到四歲，歸我撫養。其間的過程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我知道：有師在，有法在，只要在法上認識法，再苦再難總有出頭的那一天。

離婚後，他堅持每星期回來一趟，看看孩子，直到2001年元旦。其間在2000年12月6日，由我組織發起，自帶錄音機和橫幅在縣城大市場進行了一次弘法煉功活動，歷時半小時，參加人數近30人，圍觀群眾數百人，起到了很好的弘法作用，我也因此而被拘留15天，但因孩子在廠內無人管，當天下午又由廠領導把我保釋回家。2001年元旦過後，由於他們部隊領導有人向師一級告他的狀：說我們是假離婚，於是上級派人下來調查，他也從此不得回家，直到過完春節。在一次電話中，他說：很想兒子，不讓回家又放心不下，想把孩子撫養關係變更一下，然後把孩子接過去，送回四川老家，讓他姐給帶著。當時，我聽到後，雖已滿眼是淚，但還是滿口答應：行！只要你能心裏好受一些。

2月28日下午，他回到家裏，當然還跟著一個人，收拾了一些他和孩子的衣服，就把孩子接走了。第二天上午，我倆一起到縣公證處辦理了孩子撫養關係變更手續。兒子已經四歲多，從出生到離開我，一直在我身邊，朝夕相伴，突然要離開我，到五千里之遙的四川農村，而且和他的家人從未見過面，再加上語言不通，當時心裏雖有一萬個捨不得，但我沒說半個不字，只提出一點要求：孩子走時我想送送。當時他也滿口答應。過後，我又給他們營長打了個電話：向領導請示一下，孩子走時我到火車站去送送他們。可令我想不到的是，這位領導一口回絕，說：不行！團裏領導不讓送。就連這點人之常情，也被拒絕了。

以後的日子，我一個人做著我作為一個大法弟子應該做的事情。其間為了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會修煉，也曾在社會上想找個合適的工作去做，因為我相信，憑我的能力我幹甚麼都能幹好，而且幹甚麼都行。但在江澤民一夥的這種高壓政策下，沒有一家敢用我這個當地的法輪功「知名人士」，他們都怕給自己找麻煩。找單位領導，表示我想上班，國家培養我這麼多年，想為國家為企業盡我的一分能力，但得到的回答是：經廠黨委研究決定，不行，除非你不煉功。我說：「既然你們這樣認為，我也不為難你們。但沒有任何條件、任何壓力能讓我放棄修煉，讓我說假話也不可能。天無絕人之路，我就是撿破爛也能養活自己。」

從今年二月底開始，一到他們所認為的敏感日子：3月兩會、4.25、5.1、5.13、6.4、7.1、7.13申奧……單位領導及派出所幹警多次到我家或通過電話告訴我不准去北京，並讓我交照片。我明確告訴他們：照片我不交，為甚麼要向對待罪犯那樣備案，我不想給你們找麻煩，你們也別自找麻煩，去不去北京是每個公民的自由，依法上訪是我們的權利，我沒有被剝奪政治權利，在不公正的對待下，得允許人說話。

今年5月11日，我縣各派出所從家中或工作單位、學校無故抓走法輪大法弟子十多名，為了防止他們在5月13日世界法輪大法日期間進京上訪，當天都把他們關進了看守所，其中包括一位上初二的學生，還有我的父親、弟弟。我當然也在他們的非法抓捕名單當中。但當居委主任通知我派出所民警準備一會兒來時，我正告他：「如果是來抓人，我不給開門，我沒做錯甚麼，誰也別想把我從家裏抓走。」聽了我的一席話，他們沒敢輕易動手，只是白天晚上的打電話，看在不在家。廠裏領導給我打電話時說：「讓我再告訴你別出去，真麻煩，大星期天的上午去開會，下午還休息不了。」我說：「是江澤民給您找的麻煩，我好好在家呆著，真是禍從天降，昨天半夜廠裏吳書記還給我打電話看我在不在，我還嫌麻煩呢！電話線我都想拔了。」派出所片警也打來電話：「在家了吧？別出去，給我們留碗飯吃。」我說：「又到甚麼敏感日子了？如果我真的犯了甚麼罪，由法律來制裁我好了，也用不著你們這樣費心勞神的呀！」當時，整個地區範圍內，坐火車進北京不僅要身份證，還要單位或派出所出據證明不是法輪功學員，在火車站進站口的必經之路，邪惡之徒把師父法像放在地上讓旅客踩，不踩的就抓起來。在110國道，所有進京的汽車，無一例外全部攔截，警察上車讓乘客挨個罵大法、罵師父，如有不配合，就懷疑是大法弟子進行非法扣押。所謂的執法人員所採用的手段如此下流、卑劣，又使多少無辜百姓造業、蒙羞。

在這種情況下，我5月17日一早出發，乘汽車輾轉多次換車，繞道而行，於5月18日來到北京，下午到了國家信訪辦。看到排著長長的兩行隊伍，我站在隊尾。這時一位工作人員在查看人們的證件，我走過去問他：我沒有身份證接不接待？他問我身份證呢？我說被當地派出所沒收了，我是大法弟子，因法輪功而上訪。他馬上警覺起來，說那咱們到外邊坐會兒。於是我坐在信訪辦院子裏的固定座椅上，一會兒來了七、八個人，態度也蠻「熱情」，和對待其它上訪的人絕對不一樣。但我看得出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想問出我是哪兒人，聽出我是哪裏口音。我說：「我這次來沒打算說是哪裏人，原因是現在當權的對待法輪功株連的政策，一旦我說了我的姓名、住址，就要給當地政府、執法部門、單位領導甚至是親戚朋友找好多麻煩，因為我們那兒已有許多這樣的先例，這也是我上訪的一個內容。」他們問我有沒有準備甚麼材料，我說我是第一次上訪，沒有準備。他們讓我大概寫一下我的想法，於是我提筆寫了四條：法輪大法是正法。 釋放所有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 取消對各級政府、單位領導、親朋好友的株連、牽連政策。 停止對大法弟子的迫害。最後署名大法弟子。並向他們口述反映了本地各級政府、執法部門對法輪大法弟子的非法關押、罰款、打罵、電刑、人格誣蔑、精神折磨等一系列違法行為。他們一再想問出我是哪裏人，我說：「這種情況不只是我們一個縣、一個地區的問題，全國普遍都存在，你們有責任向有關部門反應在全國範圍去調查。」最後，他們見實在問不出我的姓名、住址，就說：「我們給你找個住的地方吧！」我明白他們所說的住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看守所，於是我說我可沒有錢。他們說：那你晚上住哪兒？我說：「如果我覺得有必要，晚上我蹲火車站、蹲大街都行，大法弟子不怕吃苦，如果我該說的都說了，該聽的你們也都聽了，我達到我的目的後，我就該回去了。」他們又說：你說出你是哪兒人，我們派車把你送回去。我說：「不用，我既然能自己來，我就能自己回去。」這樣整個下午從兩點到四點他們下班，我一直在和這七、八個人鬥智周旋，最後他們看實在達不到目的，也就都一個個地回去了。這時下班的鈴聲響了，工作人員開始趕人，我又等了幾分鐘，等到人都走的差不多了，也沒人再理我，我又一個人坦然地走出了國家信訪辦的大門，走到北京南站，買上火車票,趕上了回家的火車，晚上八點多鐘，已經到家。

在此次去北京之前，我也做了充份的準備，去了可能要被抓，但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很快回來，因為當地還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在這種正信、正念的作用下，我終於達到我的目的後，很快就回來了。

2001年7月18日上午，我上街聽賣菜的人說鐵路那兒有煉法輪功的人上了房了，警察去抓他們了。我一聽就想到可能是我熟知的兩位功友。回到家馬上給他們打了個電話證實了這一點，於是我決定下午去看看。四點多鐘，我來到他們的住處，老遠就看到鐵路兩邊許多圍觀的群眾。我來到他家房子下邊，問他們中午吃飯沒有，需不需要甚麼東西。這時好多群眾也都圍了過來，他們在房上講真相，我在下面向群眾講述我個人的經歷，以及煉功後我自己的身心變化，於國家、社會、家庭有百利而無一害。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在江澤民沒有迫害法輪功之前，在部隊領導沒干預這件事之前，我是一個非常稱職的妻子、母親，只有比以前做得更好，嚴格要求自己，時時處處做好人。工作不是我不想幹，而是他們的條件我決不能接受。大學畢業十多年了，現在正應該是我為國盡忠，為父母盡孝的最佳時期，誰不想事業有成，誰不想家庭幸福，可是現在，為了自己的信仰，為了做個好人，說句真話，就得讓你一無所有，一切都是江澤民給逼的。

剛說有十來分鐘，有一個人來到我面前，問我是哪兒人，我問他你是誰，他要我跟他走，我說：「我憑甚麼跟你走？」於是不由分說，他們四、五個人連拉帶拽，連打帶踹地把我往車上拉，我努力地不讓他們拉走我，一邊和他們拉扯，一邊高喊：大家看看人民警察就這樣對待人民，我說真話沒有罪，他們為甚麼這麼懼怕法輪功？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一直喊到他們把我強行拉上車，並在拉扯過程中，就從背後給我帶上了手銬。上車後直接送往沙城鎮派出所。

在派出所裏，他們要給我做筆錄，我首先要求他們把手銬給我打開，因為我沒有犯罪，不是犯人，這是我們談話的基點。如果是像聊天一樣平等地坐在一起，我們甚麼都可以談，否則，我不配合。說完以後，他們再問我甚麼，我不再回答，派出所副所長下令：送走。於是下午六點多我一直被戴著手銬送到了懷來縣看守所。一路上，我都在跟滿車的幹警述說：「法輪大法是天法，大法弟子是修煉者，人在聽到「真、善、忍」這三個字時心中的一念就會定下自己的未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法正乾坤的那一天把自己擺放在甚麼位置請自己選擇。請善待大法弟子，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當江澤民的殉葬品，歷史會證明這一切，法正人間的日子就會到來。」他們也在默默地聽著。

來到看守所，他們才把手銬給我打開，此時我的手腕已被銬出深深的痕。警察未經任何法律手續，在清點了我包裏的東西和現金後，就直接把我關進了19號監室。晚上與同室的功友一同煉功，值班幹警看到後甚麼也沒說。只聽她對同屋的一位犯人（已在獄中得法）喊：「你也煉呢？她們不要命，你也不要命了？你要煉你可就完了。」

第二天一早，幹警查房，要求所有的人下地排隊站好、報數，唱歌，我一直坐著。幹警問我為甚麼不下來，我說：「我沒有罪，我不是犯人，這兒的一切規定對我不適合。我要求見所長。」這位幹警說：「這裏關了100多人，每個人都要見所長他可忙不過來，你有甚麼話，跟我們講，我們向所長彙報。」我說：「那也行，你跟所長說：我說真話沒有罪，派出所非法抓人，你們這裏非法關押，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我沒見到任何有效法律證件，所以要求馬上無條件釋放。」她說：「你可能是收容。」「甚麼罪名？」「擾亂公共秩序。」「為甚麼？」「不清楚。」

自從踏進看守所大門，我從內心就絕不承認這種非法關押，下定決心絕食，絕水，到了第四天，看守所所長還是一直沒有露面，於是我又給鎮派出所所長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概內容如下：2001年7月18日下午，你們把我從大街上抓到派出所，我不知犯了甚麼罪。在派出所裏某些人也跟我講：真話得在家裏說。我真不明白，難道真話在家裏說對，在外邊說就有錯？聽的人少對，聽的人多了就有罪？XX黨不也講要說真話、辦真事，實事求是嗎？你們把我送到看守所，這種非法關押我不承認，所以在這裏我不配合他們的任何要求、命令和指使，要求見所長也從未接見，沒有別的辦法，我只有絕食，絕水， 用這種世界上最苦的鳴冤方式以示抗議，為的是早日出去，無條件釋放。我要活著，但不是在這種人間地獄，好人就應該堂堂正正地生活在社會上，等到法正乾坤，普天同慶的那一天。因為人最寶貴的是生命。輸液、灌食我決不配合，如果那樣，是對這種非法關押的默認，助長他們對我的長期折磨……

我讓值班幹警通過看守所領導交送派出所所長。從此，我不再起來，一直在鋪上躺著，幹警和醫生也倒是經常過來，偽善的態度讓我一眼就看穿他們的心思。問我：想吃甚麼，我們給你做，別把身體弄壞了。我說：如果你們真的為我好，請層層上報，立即釋放我，我回家就吃，絕不吃你們這兒的牢飯。到了7月23日上午，也就是絕食絕水已經整整五天，人已消瘦得很厲害，嘴唇乾裂，眼睛發青，說話沒勁，四肢無力。醫生過來給我量血壓，結果我不得而知，只聽她量完後自己深深地嘆了口氣「哎!」過了一會兒，幹警、醫生、看守所領導都過來了，勸我吃點東西，我說決不可能。於是他們把我架到醫務室，強行綁在了十字架上，手腳都不能動，一邊綁，我一邊對他們說：「過去在電影、電視中見過這種刑具，沒想到在現實生活中給我用上了。要綁上你們就永遠別再把我放開!」看守所指導員說：「你威脅我們。」我說：「這不是威脅，我說到做到。」綁上以後，醫生開始找血管，要給我輸液，可是手上、胳膊上，腳上找了足有十多分鐘，也沒找到合適的血管，聽那醫生說，血管都癟了。又把我從十字架上解開，放到床上，由勞動號幾位男犯人按住我的手腳，醫生又重新找血管，找了半天，終於從手上輸了進去。從上午十點半直到下午三點鐘，就這樣我一直被犯人按著手腳輸了三瓶液。在輸液過程中，聽有人問醫生：還要準備灌食呀？醫生說：待會兒先談判，不行就灌。我說：死都不怕還怕灌食。到了第三瓶快輸完的時候，幹警突然進來對醫生說不輸了。醫生馬上給我拔掉，兩個犯人架著我，出了醫務室，來到辦公室門外，我們廠工會主席和居委會主任已等候在這裏。一見到我，工會主席驚訝地問：你怎麼成這樣了？我說：「派出所非法抓人，看守所非法關押，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絕食抗議，已經整整五天沒吃沒喝了。」看守所把我的東西給了我，我說還有100塊錢呢!一會兒會計把錢拿了出來，說：給你80，扣20元的輸液錢。我說，我沒讓你們輸，你們強行把我按在床上輸液還要錢，哪有這個道理？就不去接，旁邊的人說，給她放包裏。就這樣我由廠領導順利接回了家。

回家後，身體奇蹟般地很快恢復了正常，第三天，我又去了派出所，找到所長，問他要我的自行車。他問：「你的自行車交給誰了？」我說：「誰抓我我就交給誰了，當時抓我的人都知道，自行車就在旁邊，我從家到那幾十里地，我不可能走著去。」所長說：「那還有準兒？你們去北京不還走著去嗎？那你到第三警區掛個失，報個案，我們給查一查，看有沒有揀到的。」我知道：自行車很可能找不回來，但我認為，必須去找他們。因為我們在時時處處，大事小事上都應體現出一身正氣。

就這樣，在別人看來，當地法輪功重要人物，不知刑期的我，在較短的時間內，又一次突破出來。因為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師父的安排，不是別人說了算的，只要你把心放下，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