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邪黨對大法弟子搞所謂的「清零」,身邊的同修因為不妥協、不配合,而不斷的被騷擾:有的被從家裏或從工作單位綁架到洗腦班;有的被逼離家出走;有的被邪惡在家門口安裝攝像頭非法監視。即使沒有遇到這些麻煩的同修內心也都有一種無形的壓力,我自己每天也是有種說不出的難過。
我一九九八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那時才三十多歲。風風雨雨的這多年,我一直堅持講真相勸三退,在師父的慈悲加持下,已經勸退了幾萬人。在自己越來越走向成熟的過程中,也越來越體會到師父正法的艱辛,和大法弟子的不容易。也體悟到了那個救人的「救」字,為甚麼是「反」過來「求」; 體悟到勸三退的「勸」 字,是要反反復復的講,盡力「又」盡「力」。
一、甲同修的故事
甲同修已經八十歲了,多年來她一天不缺的堅持早晨煉功。六點鐘發正念,接著吃完早飯,然後就出去和同修一起講真相,除了星期六、星期天有事之外,其它時間風雨無阻。疫情期間我與同修大姐有幾次配合面對面勸三退,覺得自己受益很大。
我倆約定一個車站見面,我住的遠一些。同修大姐說:你晚點來不要緊,我就在車站講真相。她在等我的時候也總能勸退兩、三個人。有時我還要在小吃店吃早餐,她就在旁邊講真相,心態很好,從不覺得我在耽誤時間。就這點我就看到了差距,因為我每次在等人的時候,心裏多少都有些怨別的同修不守時,卻從來還沒覺得自己有甚麼問題。
每次我倆出去都是以她講為主。同修大姐很少有我身上的那種顧慮心和面子心,我講真相需要挑人,看準了才上去講。同修無論男女老少都可以講,遇到對方猶豫、不表態的,總是真誠的、微笑著勸說:「退吧,退吧,不退是走不過去(瘟疫)的。」對方同意退了,她替別人高興,不退也沒甚麼想法,繼續找下一個有緣人。
講真相甚麼人都能遇到。有時她的滿腔熱情換來的只是冷漠和不屑,同修都是很寬容的跟我說:「他這是不明白呀,明白了就不會這樣(對我)的。」真是滿心的慈悲。
一次我倆回家時,在一個公交車站等車,她和一個老爹爹講真相,講了一半,車來了,那老爹爹和我們上了同一輛車。在車上,同修剛要與他搭話,沒想到他立即大吵大嚷起來:「我們國家現在這麼好,你們還到處搞這些名堂,要人退黨……」馬上旁邊就有人附和說些不好的話。我倆坐了一站就下車了,換乘下趟車回家。下一次見面,同修大姐說:「你沒受到影響吧?我想自己上次沒做好,擔心你受到影響了。」我想能是同修的甚麼錯呢?她就是這樣的總是首先想到別人。
還一次我倆在路上,對面走過來一個六十多歲的男子,手裏拎著一提菜,可能剛去了菜場回家。同修大姐迎上去一聲:「大兄弟,你好啊。」就開始講真相。但那人好像不太願意聽,躲閃著左一步右一步往前走,大姐就隨著左一步右一步的往後退。我在一旁看到他倆步伐一致,左一下,右一下的走了很長的路,心裏說不出的甚麼滋味。同修也是這麼大把年紀的人了,家庭環境很好,孩子也爭氣。每天她都是這樣在外熱面對冷面的,盡心盡力。我感到大法弟子真的不容易,也真的是了不起。一會兒,同修快步走回來。我問:「怎麼樣?」她高興的說:「退了,是個黨員。」我也很高興。
二、乙同修的故事
乙同修不是我們一個學法小組的,我與她接觸並不多。這次邪黨的「清零」行動中,我先從明慧網上看到她被騷擾的消息,後來又聽說她因為三天兩頭的被社區人員以她孩子的工作為要挾,逼簽「三書」,搞得家無寧日,而被迫離家出走。
她家的常人親戚都很有正念,支持她反迫害、不配合邪惡的「簽字」轉化。她先是住在親戚家,社區找到她家親戚要求交人,她又被迫離開,居無定所。這當中,她還打電話到社區講真相。社區人員要完成轉化指標,不願放過她。社區因為找不到她,就在她家門口安了攝像頭,讓她有家不能歸。
乙同修在外漂泊期間,也不忘記自己的使命。我兩次收到乙同修的三退名單,第一次是幾十人,第二次一百多人,都是寫在幾層厚的衛生紙上,是通過一個同修傳過來的。
每次我看到那一排排工工整整的名字,內心都很感動,眼淚也不由的流了下來。我相信這每個名字的背後都有一個不平凡的故事,雖然我不知道那故事,但我知道那是正法弟子在盡其所能踐行自己對師尊的承諾,在兌現自己史前的誓約。
三、艱難中的堅持
隨著師父正法的進程,另外空間的邪惡越來越少。但是表面人的這個空間,共產邪靈在最後的滅亡中,對中國人的控制越來越嚴厲。現在中國大陸那些無處不在的攝像頭,已經讓中國人時時在邪黨的嚴密監視當中。在本地,現在想找一個能靜下心來打真相電話的地方覺得真的很難了。有時發現某個能停下來多待一會兒的地方,去過一、兩次後,再去就已經裝上了攝像頭。大馬路上更是每隔5到10米就有一個或幾個攝像頭。大法弟子長年在這樣的環境下講真相救人,既不能被這些東西所左右,同時也必須理性的對待它們。
一天晚上,我站在一個馬路邊打電話。靠裏隔著一排花壇是個小廣場,一些人在那兒跳舞。我剛講退了兩個人,一抬頭,看到前面不遠處、花壇間的過道上有個中年男子背對著我在伸腿彎腰的,像是在鍛煉身體,我邊打邊留心注意他。他玩了幾下,就坐到廣場邊的一排長凳子上,好像是在看前面的人跳舞。我挪了個地方走到他的側後方繼續打。發現他不時的扭過頭來看我,因為中間隔著花壇,有點距離,我其實只是看見他戴的口罩比較亮,不時的在朝我這個方向晃動。我覺得此人可疑,就收起電話,順著馬路往前走。邊走邊想:這條路前面比較偏,人不多,他要跟上來,要擺脫不容易。走了不到一百米,我就轉頭往回走。果然,就看到那人跟過來了。我能很快就認出他,是因為那天風有些大,他外面穿了個淺色的馬甲,很明顯。他正走在那群跳舞人旁邊,隔著花壇緊跟在我後面。這時我這邊正好有個過道口,可進入廣場,我就乾脆順著那過道往裏走。他沒有防備我突然回過頭來直接向他走來,立刻慌的低下頭來用腳不停的踢地面的一個甚麼東西。我趁機又轉頭,繼續順著大馬路往人多的方向走。不遠是個十字路口,我就過馬路了。走了一段路,沒見那人跟過來。遇到一個年輕的媽媽推著嬰兒車,我跟她講了大法真相,她在大學裏入過黨,同意退出來。然後我就回家了。
又一天的上午,我站在一個小巷子裏打電話,一個同修在旁邊幫我發正念。還沒打幾分鐘,同修說:「剛才有個男的騎車從這裏過去,又騎回來看我們,現在已經走了。」同修的意思是沒事了。不知為甚麼當時我覺得那人還會再回來的,就邊打邊示意同修往外走。出巷子口不遠有個公交車站,我們快到車站時,果然那個中年男子就騎著自行車又回來了。這時我已收起電話。那人從我們身邊騎過去三、四米,又回頭看我倆,又騎了幾米,又回頭看,目光冷冷的,很不善。
類似這樣有驚無險的事,以前只是偶然遇到,現在我們已是多次遇到。同修說:「怎麼到處都有這樣的人啊。」我也感歎的說:「是啊,現在打個電話真不容易。上面有攝像頭;下面有便衣;買卡還要受限制,打長了電信要封卡;聽電話的弄不好還要舉報;自己還有觀念和人心;另外空間還有干擾。要突破的東西真是不少。」所以有時勸退一個人都覺得很珍貴,也很欣慰。
我經常懷念早些年那些好時光。那時我們經常幾個同修一起,找一個僻靜的地方打電話,一次勸退一百多人都是很平常的事。現在地方太偏了,電話卡不安全;同修集中在一起打,人也不安全。特別疫情發生之後,不少人被假相和邪黨謊言迷惑,從而又對邪黨感恩戴德。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我們講真相的難度。
現在打電話我只能一個人出去,有時一個同修配合我。而且是速戰速決,一個多小時,勸退五、六人,多的時候勸退八、九人,雖然人不多,做的很艱難,也一直努力的堅持著。
自己一直堅持在打真相電話這條路上走,是覺得電話更快捷、方便,主動與人溝通無障礙,與面對面講真相可以優勢互補。而且現在很多人出門有私家車,平時不怎麼走路,面對面很難接觸到他們,打電話也是給這樣的人一個機會。所以自己平時也加強學法,讓自己人心少一些,正念更強一些,才能使電話講真相的效果能夠更好一些。
謝謝師父!
謝謝同修!
註﹕
[1] 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三》〈救你實在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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