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真相是慈悲的體現
一、在家庭中證實法
在二零二零年新年期間，由於疫情，各小區封閉很嚴，但是每天每家可以一人出去買菜或生活用品，我就借買菜為由，每天出去，到大街上去尋找有緣人，講真相。
我家住在臨街，丈夫經常在窗戶旁向外看，告訴我，你看街上一個人也沒有，你出去幹啥去？我說，街上越沒人，出去才越安全。我每天都出去，總能在大街上看到幾個賣菜的或賣其它東西的，就能講真相，發資料，還有發同修年前沒發出去的台曆。
丈夫不出家門沒事幹，我就讓他和我一起學《轉法輪》和師父近期講法，他不反對大法，就是怕我出事，或把病毒帶回來。通過學法，他也明白了大法弟子出去講真相救人是多麼重要，是大法弟子的責任和使命，後來他也不反對我出去了，有時還催促我出去，到發正念時，還時常提醒我，平時還經常把飯做好。一九九九年開始大法被迫害時，他還幫我掛條幅，因為冬天雪大路滑，他就騎摩托車載我出去，幫我掛。現在，他不反對我出去救人，使我的修煉環境更寬鬆了。
二零二零年，婆婆腰痛腿痛，不能下地，我一直住在婆婆那裏照顧她，當時我還能去小組學法。後來婆婆睡不好覺，病情嚴重，就住院了，我就去醫院照顧一個多月。因為婆婆大小便不能自理，又便秘，我就給婆婆用開塞露通便，又扶她在床上大小便。婆婆好乾淨，我給婆婆用濕毛巾擦身上，又在床上刷牙漱口，稍好一些，就每天給她打洗腳水，幫她洗腳。婆婆怕我太累，經常不用我，儘量自己洗，我一直給送飯，每天伺候她。
那時兒媳婦也懷孕了，我還要給小的也送飯。婆婆節儉，不讓我在醫院買飯，怕花錢，要我自己買菜在家做飯，再給送去。我每天又給兒媳婦送飯，忙得不亦樂乎。但在師父的安排下，每天下午我都能去學法，三件事幾乎沒耽誤。在醫院陪護時，我就在病房裏煉功，因為拉著簾子，又是夜裏，也不影響別人，因為那時除了婆婆，旁邊只有一個病人。
後來又住進兩個病人，看到我每天無微不至的照顧婆婆，都說我肯定信點啥，有信仰。後來婆婆出院後，我去給她們講真相，勸她們退出了團隊，她們才跟我說的。我又給那個病友兩本台曆，她說，給她女兒一個。那時另一個病人已出院了。
婆婆看我那麼耐心照顧她，非常感動，因她兒子、女兒都沒空照顧她，脫不開身，只是有時間才去看看。婆婆看我辛苦，有點不忍心，我說：我就您這一個媽了，兒媳婦在孕育下一代，我都得好好伺候你們。婆婆聽了，開心的笑了。
丈夫回到家，也搶著幹活，小姑子也很高興，有時也給婆婆做點飯送去。婆婆也認可大法，只是說自己做不到真、善、忍。總之，我修了大法，我們家是一個別人都羨慕的和睦的家庭。
二、講真相是慈悲的體現
法輪功學員都知道，明白大法真相的世人，才擁有美好的未來。所以多年來，我一直堅持講真相、做三退，過程中不斷的改進講真相的方法。開始時，不敢去大街上去講，那時還沒有退休，就在單位和同事講。單位裏還有別的同修，我們相互配合，使很多同事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我們也給領導講，同時給他們真相資料和台曆，大多數同事都接受了資料和台曆。
我利用休息時間去婆家、娘家或出去辦事，都坐「摩的」（小三輪車）。那時本地還沒有禁止「摩的」，我經常不騎自行車，坐「摩的」，為的是方便講真相，做三退，是一對一的講。開摩的的人容易三退，沒有怕心。
自己那時還不敢去大集市上去講，只是有單獨擺攤的才去講。開始有些人不接受真相資料，後來大多數人都能認可大法，告訴他們「天安門自焚」是政府導演的。我發現很多人都被天安門假自焚毒害了，我就重點講自焚偽案和貴州藏字石，講三尺頭上有神靈，他們基本上都明白了真相，也都認可修大法的人都是好人，不做壞事。有人也說當官的都貪腐，共產黨邪惡。
有一次，跟一個人講真相，那人說他是信耶穌的，開始我不知道怎麼說，通過學《明慧週刊》和與同修交流，後來再遇到這樣的人，我就告訴他們 ，我們都是有神論，共產邪黨是無神論，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信耶穌的也要三退保平安，這樣一說，有緣的人也同意三退了。
二零一五年起訴江魔頭時，那時候勸三退、講真相基本上一講就退，民眾都知道江魔頭是蛤蟆精轉世。還有的說：他（江魔頭）沒扛過搶，沒打過仗，沒為老百姓做過一件好事。通過看真相小冊子，現在也知道怎麼針對眾生的心結講真相勸三退了。
退休後，我也經常去集市上講真相、面對面勸三退，有時也去附近各村走街串巷發資料、勸三退，收救有緣人。我體會到，只要一路正念、背法、發正念，今天就退的多，也比較順利，因為我修的不好，最多能退十多個，有時退五、六個，也有一個都退不了的，心裏就不痛快。然後，我就向內找，自己退多了、順利了，就高興，否則心裏就彆扭。同修告訴我，只要出去，就有收穫，一切都是師父在做，弟子只是動動嘴、跑跑腿，每次退完後，就在心裏謝謝師父。
二零二零年疫情期間，到處封閉，我們小區也是一樣，但我想它封不住我，我每天都要出去講真相救人。我們小組同修想辦法見面後，我就能拿到一些資料和《明慧週刊》，後來我們就約好了，到銀行換些零錢，做真相幣用。有時恰好碰到送資料的同修，我們小組同修互相配合，能做甚麼做甚麼。
後來管控寬鬆一些了，我們就去寬鬆一點的小區，參加集體學法，寫真相信，和其他同修配合，共同郵寄真相信：有收集公檢法信息的，有寫信封的，有的下載真相信，也有自己寫真相信的，還有郵寄的。我們大法弟子是一個整體，大家互相配合，給當地派出所警察郵寄真相信。由於長時間講真相、揭露迫害，揭露當地邪惡，彙編了當地真相小冊子大量發放，我們當地減輕了迫害，講真相的環境寬鬆多了。
所謂「清零」行動發生後，各派出所又新調來了所長和一些年輕警察，他們不了解大法真相，又去騷擾大法弟子，所以我們還需要加大發真相資料的力度，持續講真相、救眾生。疫情過後，大部份小區解封了，給我們發資料、講真相帶來了方便。
二零二一年，又傳說很快要封村、封城、封小區，於是我們本地同修整體配合，把我們本市（縣級市）的城鎮鄉村及所有小區幾乎都鋪了一、二遍真相資料。我們有的同修發放資料時，不管是真相台曆還是小冊子，都用精美的小禮品袋，世人也願意接受，起到了較好的效果。
大法弟子真是一個整體啊！我們還要勇猛精進，不斷突破自己，救度更多的有緣人，助師正法，跟著師父回到我們美好的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