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及江澤民邪惡集團發動的對法輪功學員殘酷的鎮壓中,像高峰這樣以真、善、忍為指導,修心向善的好人,卻屢次遭受嚴酷的迫害。
一、進京上訪被綁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為了要求還大法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還法輪功學員修煉的合法環境,高鋒從駐外石家莊辦事處向領導請假後去北京上訪。七月二十一日,幾萬名上訪的法輪功學員被警察羈押在北京市豐台體育場,直至傍晚。
高鋒因不配合上大客車,被轉運走,遭到幾十名警察的暴力毒打,眼鏡被踏碎,右臉部被打腫,渾身多出受損傷。七月二十二日,高鋒繼續上訪,又被非法羈押在北京市海澱區某單位大會堂一天。
中共酷刑示意圖:毆打 |
二零零零年二月底,高鋒乘K44次列車去北京上班。中途,乘警以開「兩會」為藉口,在非法截訪查票時,發現高鋒在看《轉法輪》,乘警野蠻的奪走了書,氣勢囂張的將高鋒強行非法拘留,並移交給下一站的當地鐵路派出所,後又被移交給內蒙古集寧市公安局。高鋒被劫送到集寧市戒毒所。同時被非法拘留的還有從蘭州市辦理戶口關係而返京的法輪功學員曹東。
二、在集寧市戒毒所遭受的迫害
在集寧市戒毒所裏,高鋒和曹東遭到吸毒人員共計十一次的暴力毆打。被踢小腿下跪;耳門揍拳;當胸飛腳踢等。曹東被打的嘔吐不止、喘不過氣來;高鋒的右耳被打的好幾天後才恢復聽力。因在戒毒所公開煉功,高鋒還遭到警察高林拿牢房鑰匙毆打和辱罵。高鋒和曹東前後買了三百元的食物、生活用品,都被吸毒犯們搶劫一空。
他們還被強迫勞動,給吸毒犯們倒馬桶,包括給女吸毒人員也倒過馬桶;強迫打掃牢房、院落衛生;鏟掃廁所內外的髒冰;給田裏運送大糞、砍樹、掏根等。而每天的伙食沒有任何菜,早晚各一個二兩的粗糧饅頭、一碗開水。一個饅頭要扣四元錢。高鋒和曹東每日被扣伙食費各八元。
他們共被非法關押了22天,帶的大法書籍全被扣留,另外扣了約352元錢作為在戒毒所裏每日的生活費,沒給任何扣生活費的單據。離開戒毒所時,高鋒檢查自己被搜走、放在公安局的東西,發現有丟失。
三、在北京海澱區看守所遭酷刑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九日晚,高鋒和十多位法輪功學員在北京豐台區的一幢樓房內學法交流時,被北京市公安局、國保大隊、豐台區等多個部門的幾十個公安、便衣、居委會聯手綁架。
公安在非法審訊時,暴力毆打高峰和其他法輪功學員。拳打腳踢,用鞋底、晾衣架、手銬等滿頭滿臉的打,揪著頭髮往牆上撞。強制扣留了高鋒看的大法書和手機、電話卡、傳呼機、現金若干等,不給開任何票據,警察全部私吞了。
酷刑演示:揪頭髮撞牆 |
當夜,高鋒被非法關押到海澱看守所。剛到看守所辦公室的門外面,聽見交差的警察告訴裏面的人說:「這一個外地的,說了姓名和地址了」等等。一會兒把高鋒拉到辦公室裏面,就遭到三個兇狠便衣的毒打,揪著頭髮使勁往牆上撞,高鋒頭皮都腫了。
辦公室裏還有幾個穿制服的男、女警察,用異樣的眼神怪怪的看著不說一句話(多年後才知道,沒有報姓名、地址的大法學員都被中共邪黨秘密關押,許多被活摘器官迫害死了)。
海澱看守所103室的警察李軍和另一男一女年輕人,連續三週白天、夜間不間斷的對高鋒進行非法提審,不讓他睡覺,嚴刑逼供,誘供。用電棍不斷電擊高鋒全身的敏感部位(包括生殖器、腳心等處),多處被電焦流膿水。
中共酷刑示意圖:長期綁床並電擊 |
他們為了尋找另外一位法輪功學員的家,李軍等在夜間給高鋒上了背銬、腳鐐,在陰冷的黑霧中,他們和順義的幾十個警察開三輛依維克車到密雲附近尋找。沿途李軍等不停的暴力毆打高鋒,威脅、恐嚇、謾罵不斷,以高鋒是外地來的為由,威脅要把高鋒活埋到深山裏、扔到密雲水庫裏淹死而沒人會知道等,想強迫高鋒說出法輪功學員的家。
途中路過順義的某橋頭,他們停下車說:「你再不說,我們就把你推到橋下,製造車禍,就說你是跳車自殺。」並拖著腳鐐把高鋒往車下拉,在其中有善良心警察的勸阻下才停止了做惡。
高鋒被非法關押在海澱看守所十筒七號牢房,牢頭犯人姓於。高鋒因盤腿而被罰坐板,不讓打瞌睡、不讓煉功,站著打瞌睡眼睛一閉,就被他們搖醒,說高鋒在煉功。高鋒還被冷水多次澆身(名曰「洗澡」)。第五天晚上,由於高壓迫害中高鋒幾天來幾乎沒有大便過,半夜內急的不行(特別想大便),看到二牢頭大便後,高鋒也去蹲下。
中共酷刑示意圖:澆冰水 |
二牢頭和值班的犯人不讓高鋒大便,連打帶罵把高鋒從廁所蹲坑處揪起,說晚上不讓大便,只能小便。沒辦法,高鋒硬是把大便憋了回去,那種憋回去的煎熬非常痛苦。這一憋,就再也沒有在海澱看守所牢房裏大便出來過,而且每天還照常吃兩頓飯,還喝生水也沒見效果,就是後來遭到警察電棒多次的毒打過程中,也沒有大便過。
直到在海澱看守所被非法關押22天後,高鋒被轉至北京七處看守所(北京市重刑犯看守所)的第三天上午,大便出來了,大便把地漏都堵塞了,肛門也裂開流血。從那以後,高鋒就出現在正常吃飯的情況下十來天不大便的痛苦現象。
在北京七處看守所,高鋒被非法關押在415牢房。在這裏受到非法審訊、強制照像、按手印。晚上值班時,高鋒在衛生間煉動功,被監控室的警察發現後強制騷擾,指示犯人騷擾他。一次在地鋪晚上打坐,被兩個晚上起來上廁所的囚犯干擾。
四、在北京大興縣遣送處監獄遭受的殘酷迫害
二零零一年過年後,高鋒和一些法輪功學員被轉至北京市豐台區看守所。二零零一年三月一日,北京豐台區法院對高鋒非法判刑四年。開庭時,江澤民和中共邪黨控制的法院公然違法:如違法限制時間,不許申訴超過三分鐘,常被庭長無理打斷,不許自由訴訟,也不讓律師為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等等。
二零零一年五月,高鋒被劫送至北京大興縣外地罪犯遣送處監獄的六大隊裏。在那裏,被他們強制檢查身體、抽血化驗。一個警察用電棍迫使高鋒等人都蹲下低頭。監室牢頭等強迫高鋒參加奴役勞動,整理線團、串手提袋子、剝筷子等。
高鋒半夜打坐煉功,被值班犯人告給姓段的獄警頭,他派犯人把高鋒左右手用兩隻手銬分開銬在並排的三張高低床上,兩腿間塞了一麻袋沒剝的筷子,成「大」字型;上午被坐銬在水泥地上;下午則成「十」字型被站銬在高低床側,雙手被銬向兩邊外分開,連腿也被並在一起用特製的幫帶緊捆在床架上;晚上則被綁在三張床上同樣成「十」字型躺下銬著,手腳不能動彈,雙腳緊捆。
十幾個警察天天輪流來查看,威脅、辱罵、誹謗。獄警指示犯人,藉口高鋒不疊被子、不幹活、點名不答道、不喊報告而多次暴力毒打他。為反迫害,高鋒開始絕食。犯人在獄警的指示下,又變著花樣來迫害他,除繼續捆綁外,晚上開始不讓睡覺。那些天的晚上,囚犯睡覺只穿內褲都熱的受不了,犯人牢頭們卻拿出三床棉被,都蓋在高鋒的身上,還說是怕高鋒冷著凍感冒,是「關心」他。
犯人牢頭們說有四十多種方法來迫害高鋒,每晚用幾種花樣。高鋒的眼睛上、臉上被塗滿了清涼油;被用一尺長的特製棒打全身骨節;用手掌打腮幫等。囚犯一邊,打一邊唱歌,在耳朵邊大聲的吼叫;獄警在監控室裏監視犯人迫害高鋒。後高鋒又被強制到醫院打輸液等迫害。最後,在遣送回蘭州監獄時,段姓警察陰惡的傳達江澤民的話:說三個月「轉化」所有的法輪功。高鋒回答說:「你們永遠也轉化不了的。」
五、在甘肅省蘭州監獄遭受的殘酷迫害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二日,高鋒和曹東從北京被一起遣送到甘肅省蘭州監獄入監中隊。被強迫勞動、政治洗腦。
在邪惡的迫害中,監獄誹謗大法、排演誣衊大法師父和大法弟子的節目,組織強迫所有的囚犯必須抄寫誹謗大法的政治學習資料。利用警察和犯人給高鋒開過嚴酷的洗腦思想批鬥會;被長期罰坐小凳;不讓睡覺;不讓和別人說話;迫使參加政治洗腦學習;強迫勞動;參加軍訓;掃院子、掃小廁所;打水、挖土方、揀瓜子。
中共體罰演示圖:碼坐 |
每天早晨要被強迫倒、洗號室馬桶,擦門和自己睡的床;週末還要擦玻璃;在廠房打掃過車間內外衛生,每天給幾百條出口海關的正林瓜子麻袋印「AAA王」標誌;幫犯人記錄犯人進出廠房情況,給新來的囚犯用毛筆寫姓名等等;同時每天還逼著上大小課;迫使多次參加心理測試;誘騙寫思想彙報。
為了強迫參加白天的監督小組政治學習,惡犯何叢山曾經威脅高峰:如果不去,就每天拿根繩子拴在樹上像狗一樣的學。獄警指導員王長林只要看見地上有煙頭、門上有灰塵,就要發火、罵人、扣分。一次王長林上廁所,發現廁所髒後就在院子裏惡毒的罵高峰……這種侮辱性的咒罵在監獄裏是另一種長期普遍存在的精神殘酷迫害之一。高峰每天都在各種各樣的迫害中煎熬度過。
因高峰多次公開煉功,入監隊警察蘇東海、趙彥中、劉秉成、王長林、岳建忠等參與多次把高峰的雙手靠起來,吊在單槓上,腳尖幾乎挨不著地。一吊就是近一個小時,高峰被吊得幾乎暈過去。第一次被吊了一個下午,小便都失禁了;還被多次銬在雙槓上、電線桿上「抱桿」,或罰站,長期手銬不取下來。
中共酷刑示意圖:吊背銬 |
教育科科長楊東有次找高峰談話,強迫高峰蹲下認罪,要高峰承認犯法。高峰告訴他法輪功真相和道理,楊不聽,惡狠狠的打高峰的耳光,在場的有獄警王長林、賀理慶、趙彥中等都默不作聲。高峰滿懷善意的告訴楊東:「你打我,我不恨你,但是你打我對你卻沒有一點兒好處。」
幾天後,楊東叫囚犯何叢山把高峰叫到教育科他的辦公室內,藉著酒勁向高峰道歉說那天不該打高峰,是自己不對等一些話。但話鋒一轉,就開始傳達江澤民的迫害指示,說:監獄對你們有三條規定,一是不要煉功,二是不要宣傳,三是不再相信法輪功。上面把你們已定為「某教」。我們只是執行機關,是國家的機器。你倆被判刑是法院的事,不是我們判的。送來了,我們就管理。你們必須遵守這裏面的一切,好好改造,減刑早點回家。這是我們的工作職責。
高峰告訴他煉法輪功做好人,這是自由、是信仰,就是要煉。楊東用兇惡的表情,半摟著囚犯何叢山的肩說:這是我在外面的鐵哥們,並叮嚀何犯:不要叫他煉功、打坐,他煉功你就搔他、拉他的手、扳他的腿。
楊東成為江澤民迫害指令下的蘭州監獄迫害大法弟子的首惡警察,何叢山成為蘭州監獄迫害大法弟子的首惡囚犯。楊東還威脅曹東和高峰:「我們早就備好了各種方案,手銬、腳鐐、電棒、禁閉室,也不怕你們絕食,醫務所的管子、鉗子等都備好了。」隊長劉秉成等訓斥曹東和高峰,說甚麼國家花巨資把你們培養成了大學生,你們反過來還跟政府作對,自不量力,這裏是監獄。指導員王長林還不准他倆申訴,說到外面出去再申訴去。
為了反迫害,高峰與曹東開始一起絕食、絕水抗議。到第五天時,獄方把曹東送到了甘肅省平涼監獄關押迫害。高峰則被獄警和醫務所所長魯超華等多名人員及囚犯,經常按在一張靠背椅上強迫灌食:有按頭的、按肩的、按胳膊的、按壓腿的、捏嘴的、拿管子插管的等,進行灌食迫害。高峰並被強制抽血化驗,肉體和精神遭到了極度的摧殘。
高峰被灌食造成了身體內臟損失很嚴重,嘔吐、噁心、鼻子腫大、流血痂、嗓子脹痛、有異物感、胸悶背脹。胃因痙攣摩擦經常疼,灌的食物常返酸水,口中氣味極臭。氣管和食道常火燒似的難受,腹部經常刺疼。胃裏面奇癢、內似有動物抓揪、撕咬。小腹肚臍眼部位常呈放射狀刺痛,同時胸部內臟器官有壓抑、恐懼和心慌的感覺,頭部也常脹痛……每天都在極度的身體和精神痛苦中煎熬。
後來換為輸液,高峰被注射了許多各類不明藥物。由於長期打吊針,受藥物的迫害,輸液都找不到血管了。監護高峰的囚犯之一董樹成,對一個新入監打吊針的有病犯人說:「煉法輪功的高鋒被打的吊針夠你一輩子打的了。」
後獄警和醫務所就又改為灌食。囚犯傳達江澤民的一級一級的迫害指示,說:「上面說了,不死就行,三、四天灌一次就可以了,也不必送醫務所或勞改醫院灌食了。如果來的法輪功都像他這樣絕食絕水咋辦!」再後來就是一週灌食一次。
酷刑示意圖:摧殘性灌食 |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獄警王長林、劉秉成、趙彥中、賀禮慶四人氣勢洶洶的拿著電棒,把其他囚犯趕出監牢,只留下囚犯何叢山、馬凌。然後在王長林的指示下,把高峰銬在鐵床上。劉秉成煽風點火:「你還煉功,你還不尊重領導,啊!上面某某領導今天大訓我們:就一個法輪功你們就都沒辦法了,你們是吃啥飯的?以後再來更多的怎麼辦?」說著王長林就用電棒動手電高峰。
高峰給他們講真相。劉秉成一聽,更火:「啊!你還敢講真相,我讓你講。」一把奪過電棒就直接電高峰的嘴,而且在上面來回磨擦,又在頭上、臉上、脖子等到處電,一邊電,一邊不停的罵。趙彥中也一直不停在罵,劉秉成不停手的電擊、罵了一個多小時才停手。高峰覺的一道一道腫脹的神經在跳著疼,如同重雷閃電一擊一擊的,身上電起了血泡,火辣辣的脹疼,嘴、臉、頭、脖子都腫了起來。打完臨走時王長林說:讓他坐著太舒服了,掛起來。就又被幾個犯人吊在高低床上吊了約17個小時。幹事趙彥中還把高峰默寫的大法經文搶走上交了。
在二零零二年元旦到過年前後的兩個月裏,高峰被以各種藉口搜查鋪位、強制搜身多達四十餘次。以後還遭到其它各種各樣的迫害。犯人曹峰、何叢善、馬凌也曾先後動手打過高峰。還給高峰開集體批鬥會,某些惡警們指示入監隊晚上收工回來後,對高峰單獨開了十多天的文革式的批鬥會,有幾十個人參加。但最後這些邪惡伎倆還是以失敗告終。惡犯私下也說:「說不過法輪功,只要法輪功的人一開口講,你只有聽的份。」
在高峰絕食期間,監獄的各種領導隔三差五來「談話」,有勞改局的、司法局的、其它監區的等等。在高峰抓住機會給他們講法輪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中,一個局裏當官的人聽完後說:「你的意思是讓我們留下後路?」 高峰說:「你明白就好了。」
獄警楊東等還威脅高峰家中的親人,非法扣留信件,並誘逼脅迫不修煉的家人、其他親友當面來給高峰做所謂的「思想工作」,或寫信來勸說,使親友都受到了極大的株連迫害。惡警常利用家人來進行恐嚇式的談話。國安人員還去單位騷擾高峰的姐姐及兩個堂哥,威逼他們來做高峰的思想工作,並用工作職位關係來威脅。高峰父母和其他家人長期處於擔憂之中,牽連高峰的二伯、姑父、姑媽等都不得安寧。
六、在蘭州監獄第二監區繼續遭受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高峰被下放到蘭州監獄第二監區。由於惡犯受到獄警的指示,經常對高峰嚴密監視、彙報、干擾煉功、多次被陷害舉報。三號室的惡犯戴建龍,某某某這兩犯人就因為常幹這種舉報勾當而獲減刑。
惡警李生勇常來逼高峰要背監規,要「轉化」,要看侮辱誹謗大法的電視錄像等。在教導員王維紅、偵察科的獄警劉永勝等一同陷害下,把高峰以不背監規、不「轉化」、還煉功為由,關禁閉戴軍銬18天。高峰絕食抗議,遭到獄警以及囚犯許軍等野蠻的灌食、威脅、謾罵、罰站、訓操等。
解除禁閉後,為繼續監視迫害,二監區悄悄分派幾十個犯人在不同場合監視、彙報。教導員王維紅、劉潤雲等還不讓高峰寫申訴,把草稿本也收走了。不讓寫信,不讓與其他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接觸。半年沒讓高峰接見家人,不讓下樓,後來還強迫勞動半月,並多次搜查床鋪,搶走高峰默寫的經文。
當時的二監區監區長是王明中、教導員是司朝陽、王維宏、劉潤雲等;監區共有四個中隊,三中隊中隊長是劉維鵬,隊長一姓吳,一姓王,還有一個姓萬;幹事是李生勇等。
七、監獄四年期滿又被直接關洗腦班迫害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高峰在蘭州監獄被迫害滿4年刑期。刑滿到期該釋放那天,從早晨八點在監室裏就等。一直等到下午兩點多,二監區的一個警察領著高峰出了監獄大門。到監獄外的平房辦公室辦手續,一個女警察接待的。這時候,來了一輛警車,下來五個人,後來知道是安寧區政法委的龍主任,劉家堡派出所的警察趙輝、崔警察,還有一個司機,另一個年輕的警察很惡。
高峰出監獄的所有手續都被龍主任親手非法拿走,造成高峰之後戶口辦理不上、找工作艱難、婚姻無法實現、經濟情況窘迫、家族中成員為此焦慮等等。當時警車開到蘭州市小西湖橋附近,龍主任下車親自打電話請示安寧區「610」的夏書記,夏書記直接拍板告訴龍主任等將高峰非法中途直接轉送到蘭州龔家灣洗腦班,遭受到最邪惡的洗腦迫害。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開始,在邪惡的蘭州龔家灣洗腦班,高峰被祁瑞軍、警察劉曉峰、李某某、楊東晨、政法委的張晨林、周某某等洗腦迫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日,祁瑞軍為了達到「轉化」目的,親自指示人員把高峰關到倉庫禁閉室,背銬後吊銬。致使高峰被迫害的出現嚴重的肺結核症狀、咳嗽吐血,頭部神經劇烈疼痛、頭暈目眩、心臟劇疼,身體忽冷忽熱、且不住的「打擺子」,全身哆嗦、牙齒打顫,兩腿腫的嚇人、腳部也腫脹潰爛、手腫的如同饅頭。
二零零五年四月四日,洗腦班祁瑞軍強迫高峰的姐姐交1000元錢後,高峰從蘭州龔家灣洗腦班被釋放出來。從精神到肉體、到思維觀念,高峰的身心被迫害的已經不是正常人樣。姐姐陪同高峰去醫院做檢查,醫生說發現膽囊極度萎縮,心臟處有一小血管長期堵塞等。醫生說要做全身體檢,因檢查費用昂貴,其它如頭部CT、胃腸、呼吸道、血液、神經系統等都沒敢再檢查。
高峰因為被長期的迫害而體質極弱,不能幹重活,長期灌食的迫害造成吃飯不敢吃稍熱的,身體上不同部位還常出現紅血點,老覺的睏乏、疲憊無力、思想緊張,全身血管中常有說不清的異樣的不適感,腿部也神經疼等多種症狀。
而蘭州安寧政法委的龍主任、夏書記沒有把高峰的出監獄的手續給他,造成高峰日後無法辦理戶口,找工作打工艱難等隱患。
八、再遭綁架
為了生活,高峰四處打工,由於沒有正式身份證件,加上身體被迫害的很虛弱,找工作都艱難。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高峰漂泊到北京火車站,在舉目無親,住宿費又特貴的情況下,徘徊中想起了一起被非法判刑的法輪功學員曹東。問了好幾個司機,才找到曹東家附近,憑記憶找到了曹東。曹東也剛搬進來幾天,高峰就先借住在他家。
五月二十一日上午,曹東說有事出去,讓高峰找好工作再搬出去,曹東這一去就再沒回來。直到五月二十六日晚六點多,國家安全局5男1女穿便服和居委會一個女人非法用鑰匙打開曹東家,強制非法抄家,把高峰也劫持走。高峰這才知道,曹東是去會見了歐洲議會副主席麥克米蘭─斯考特先生(Edward McMillan-Scott),陳述法輪功學員在中國所遭受的殘酷迫害後,被國安人員綁架了。
國安人員搶走了所有的大法書、新經文、資料、《九評》一本、兩個移動硬盤、一個MP3、曹東的身份證、照片、單據、2盒空光盤、結婚照、膠卷等等。並對高峰進行全身搜查,搶去1個MP3、一個收音機、身份證、通訊錄、電話卡、2000多元現金、鑰匙等。連鞋也脫了看,褲帶也被抽走,強制高峰蹲坐在一邊。抄家的清單由居委會的一個女人簽字按手印,該女人要求給她也要留一份副件,安全局的頭目之一不答應。
在北京安全局一個秘密基地,從五月二十六日晚開始,高峰就被銬在鐵椅子上五天五夜,不讓睡覺,稍一打盹就喝令站起來。參與非法審訊的有八男一女,有五人輪換24小時監控訊問,不斷的圍攻、謾罵。對高峰進行各種精神威脅、恐嚇、辱罵、肉體折磨,並毆打他。
到二十九日傍晚,高峰被拉到一個很僻靜的醫院,人很少。強制灌食時,他們把高峰的胳膊固定住,有兩個女護士、兩個男醫生和四個國安的人。女護士很野蠻的插管子,站在側面,斜著塑料管子不抹滑石粉就硬插。第一次插了一半就進不去了,拔出後又硬插進胃裏。高峰立刻就感到頭暈、噁心、胃翻滾、出大汗。
剛開時打不進去,弄稀了點,用兩個注射管不停的快速灌。高峰的胃相當難受,被灌了許多後,高峰全身大汗淋漓,人已經快虛脫了。他們折騰了近一個小時才放手。他們說:「難受吧?你還是自己吃吧。」還有一個領導模樣的人聲嘶力竭的對高峰吼叫:「……我們北京不歡迎你們(指煉法輪功的)。上面說了,要在奧運之前把你們消滅光……」
九、迫害延伸到生活的各個角落和方面
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高峰被安全局非法定了「監視居住」的條例,被蘭州市安寧區警察趙輝、趙根喜劫送回蘭州。六月一日下午到蘭州,安寧國保大隊長韓某某開警車,一見面就咒罵不停,威脅不斷。到分局三樓,高峰被強制上了鐵老虎凳,安寧「610」的夏某某(書記)也來了。後來他們繼續非法扣了高峰的身份證、2000元現金、MP3等物品,不給任何收據。後威脅一番,交給家人把高峰領走,並警告不許高峰再到北京去等。
而這次由北京國安局起因,安寧國保大隊、安寧「610」夏書記的參與,扣留了高峰的身份證和2000元現金等,造成高峰當時去北京準備再打工籌備1000多元後考駕駛執照的工作機會被破壞了。之後的這麼多年,高峰和家人也不斷遭受騷擾。
二零零七年九月,安寧區劉家堡居委會一個女的打電話到高峰的父母家騷擾,問高峰有沒有電話、在哪上班等。
二零零七年十月,又有個電話打到高峰的父母家,最少有三個男人先後說話,偽善的打聽高峰在那裏打工、結婚了沒有,等等。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高峰父母所在地的榆中縣青城鎮派出所的兩個警察(其中一個姓魏),去高峰的父母家騷擾兩次。
這個期間,安寧區劉家堡派出所的警察趙輝,也多次打過電話騷擾高峰的父母家和高峰姐姐家。
二零零八年四月份,又有三個便衣夥同青城鎮派出所一人,開警車到高峰父母家再騷擾,說有高峰的消息就給他們聯繫,說他們是蘭州安寧劉家堡街道辦的,不要讓高峰在奧運期間去北京等等。由於本地鄉親圍著警車前後質問,他們走時嚇的不讓高峰的父親送他們出門,還說這裏的人事多。
二零零九年五月初,高峰和家人、親戚老闆去安寧區劉家堡辦理戶口和身份證,上午來了十來個安寧「610」、政法委的人,還有街道辦的賀勇、居委會的兩個婦女(一個姓唐)、劉家堡派出所的所長開座談會。最後到中午了,派出所所長說高峰的戶口手續在幾次電腦升級的時候已經丟失了,找不見了。而居委會的則說高峰出監獄後一直沒有拿派遣證檔案等手續來辦理,這裏也沒有高峰的手續。
高峰說了是龍主任和夏書記將他從監獄裏直接綁架到洗腦班迫害,所有的手續都在他們手中,沒辦法辦理。如今要外出打工,不得已來辦理。最後居委會的一個年齡大的婦女拿出一張白紙,讓高峰寫認識,寫「轉化」了的認識後,她們才可以交到政法委審批後,再決定高峰的戶口和身份證的事情。高峰告訴她們堅決不寫這些東西。
最後那個婦女說那你簽個字,內容我們寫,然後交上去。高峰當時氣憤的說:「我簽上自己的名字,你編寫上我殺了人了,那我被判死刑,槍斃了,都沒法說清楚。」後來到了派出所,所長在網上查,也沒找到高峰的手續。
幾年間,他們經常打電話騷擾高峰打工所在地老闆。在他們給此老闆的一再騷擾、壓力下,迫使高峰第二年不得不離開了該老闆,去別處想辦法打工。而之後的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高峰原來打過工的老闆又多次被電話騷擾。
二零一二年,在高峰不知道的情況下,他們找到高峰大姐的單位,逼迫高峰大姐寫了「監管保證書」。給高峰的大姐家造成嚴重的傷害。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一日,安寧區劉家堡的賀勇、居委會的唐姓女工作人員、安寧區政法委的一個年輕人,還有另外兩個人(沒見到),他們又找高峰的大姐,高峰的大姐正好出差在外地。他們就找到高峰的大姐夫和高峰當時打工的一個老闆,非要見到高峰不可。最後迫使該老闆開車接他們三人到辦公室。高峰講述了自己被迫害的事實,賀勇當時就暴躁的說:誰迫害你了?誰迫害你了?
高峰還問了自己的戶口和辦理身份證的事情,唐姓女工作人員說高峰的檔案後來找到了,在她們那裏放著,但是其它手續沒有。
此件騷擾事情對高峰打工的第二個工地老闆的內心壓力也很大,迫使高峰不得不再次無奈的離開第二個工地。
高峰的父母當時都近八十歲的老人了,這麼多年一直被牽連,受到迫害騷擾,身心俱損。從二零零七年之後,他們每次到高峰的父母家上門或打電話騷擾後,高峰的父親都會血壓升高,睡不了覺,心情惶恐和憂愁,之後身體狀態越來越不好。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一日,安寧區劉家堡的賀勇、唐姓女工作人員、安寧政法委的一個男青年、還有另外兩個人,再次騷擾高峰。高峰的父親知道後,身體和精神更是越來越差。在長期的各種擔驚受怕、緊張、擔心、惶恐中,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高峰的父親再次突然跌倒後,當夜被送醫院沒有搶救過來而離世。這也是中共及江澤民迫害高峰家人的罪責之一!
二零一四年,他們幾次到高峰三姐的單位去騷擾,口氣和態度非常的惡劣,威脅、逼迫高峰三姐寫了「監管保證書」。高峰的三姐問高峰的戶口和身份證情況,他們說報到上面再研究,有消息再通知。這些騷擾給高峰的三姐和三姐夫造成的壓力很大。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六日前後,蘭州市安寧區劉家堡派出所一個男片警、一個是管戶籍的女警察(之前從三月份就多次給高峰的大姐打電話騷擾)、另一個是司機,到高鋒打工的工地住所騷擾高峰的老闆和同事,也到高峰的老家去騷擾。
在此之前,他們就曾給高鋒的大姐打電話說是要見高鋒的面,只是在工地上遠遠的拍張照片就完事了。而且他們這幾年對高峰的二姐也是多次電話騷擾,問高鋒的情況。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甘肅蘭州市安寧區劉家堡福興路街道的一個女工作人員,打電話騷擾高鋒的大姐,問高鋒在哪裏?說要叫高鋒去福興路街道填個甚麼表,然後拿到劉家堡派出所辦理戶口等等。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八日下午,蘭州市安寧區劉家堡派出所所長袁赟(50多歲,皮膚略黑,中等個子,圓臉,電話:13399318673)打著西區派出所的幌子,打電話誘騙傳喚高鋒的外甥到西區派出所,威逼他說出了他的母親(高鋒的大姐)的新電話號碼。之後,這三人直接開警車到高鋒的家鄉青城鎮,打電話叫出高鋒的大姐到他們的警車內,詢問高鋒目前的情況。
在二零二零年二月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疫情封城期間,三月份疫情解封期間,之後的四月份和七月份,他們中有人先後四次給高鋒的大姐打電話騷擾,詢問高鋒的情況。
二零二一年三月份,安寧街道綜治辦的人,在蘭州市找到高鋒的大姐,欺騙高鋒的大姐說是現在上面不管(法輪功)了,並在蘭州五泉山附近給他大姐照了像,誘騙簽了甚麼字。給高鋒大姐4歲的小外孫女也照了像。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午十二點半左右,甘肅省蘭州市安寧區劉家堡街道辦的一女四男(都是中等個子,30多歲的,穿的全是便衣)敲法輪功學員高鋒的家鄉榆中青城鎮的住宅大門,高峰80多歲的老母親開門問啥事。他們說是安寧區劉家堡綜治辦的。他們就在大門口問高鋒的情況,在哪裏打工,來過沒有,並要高峰的照片……還問高峰其她姐妹是否知道高峰的電話等等。
他們說,本社區這次有12個要找的(法輪功)人員,高鋒是這次開始被找的第三家了。最後還欺騙說,如果有高鋒的照片了,就從微信上給他們發過來,給辦身份證。他們還說,沒有身份證,出門就不方便。其中一人走到遠處打電話,還有一人在院門外偷拍了幾張照片。他們五人離開時留下三個人的電話,說有事就找他們。
十、被開除公職遭經濟迫害
高峰原單位蘭州國營中興電子儀器廠領導部門受到中共及江澤民迫害命令指示,公然違反《勞動法》,對高峰非法誘騙開除,非法扣發工資、薪金等違法行為,造成對高峰的經濟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高峰從外地辦事處回國營中興電子儀器廠後,廠領導以高峰不上交法輪功書籍、要繼續修煉為藉口,派廠裏三人和一個司機開專車送高峰回他的父母家,說出啥事情與廠裏沒責任。廠裏也不理會高峰這一年的工資情況。
二零零零年二月,高峰繼續到工廠報到上班,工廠邪黨黨委書記范玲春說:廠子不行了,你外面找好工作去吧等。高峰後經過一個朋友介紹到北京外資私企工廠,該廠最高經理因明白煉法輪功的都是好人,拍板答應讓高峰來上班。
二零零零年五月初,因被該公司不明真相的人陷害,當地片警找到單位給總經理施壓,不得已高峰被迫辭職,在北京繼續流浪找工作未果。
二零零零年六月初,高峰再回蘭州原單位請求解決工作、生活的實際問題。最後工廠派副廠長兼黨委書記范玲春來回話,並叫來工會主席王滿煥、保衛科科長劉紅、勞資科科長舒科長。范玲春說:「你的問題我們就算悄悄開除了,廠裏不再張揚,戶口等都給你保管好,你只要找到單位就調離。王主席、劉科長都來作證……你的工作也都幹的好著呢,只是你煉功,上面施加壓力…你的資金我們核算了,你和廠裏互不欠賬,剛好相抵消。」
其實,高峰一九九九年的八千多元工資以及以前的提成等就一分錢也沒有了,就這樣算互相「抵消」了。而高峰根本就沒有欠過廠裏一分錢。為了收回貨款,高峰用自己的錢打點外地商場的經理等。
二零零一年邪黨江澤民集團非法對高峰判刑四年後,通知了工廠。工廠正式藉機公開宣布非法開除高峰。而之後的買斷工齡問題和資金就一分錢沒給。二零一四年,工廠的羅幹事說當時開除高峰的原因是派出所老找廠子的麻煩,才把高峰開除的。說高峰的原檔案還在廠子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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