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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歲前中共縣長的滅門之災
一、「缺乏階級仇恨就是缺乏黨性」
1945年前國民政府期間，吳之伯在雲南宣威縣過了單純的青春歲月。1945年後，中共發動竊政戰爭期間，吳之伯被中共煽動的學生民主運動所蠱惑，加入了西南聯大和所在學校雲南大學的學運和中共外圍組織。1949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6年4月，27歲的吳之伯擔任了共產黨的威信縣長，被人們認為年輕有為、前途無量。然而，中共革命的目標並不是只打倒「反革命」，事實上，它對打倒被利用過的「革命者」也同樣習慣成自然、手到擒來。
據吳之伯回憶，中共整個1950年代在雲南省地縣多級幹部會議上一再傳達的土改精神是：「有的人認為我們建國了，有了政權了，就準備按法律法令來施政了，這是完全錯誤的。打土豪分田地這個革命傳統不能丟，打就要打到肉體，鎮反和土改就要見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政策依據和執行方案，敵人罵我們是痞子運動，我們就按這個咒罵來組織農會和建立階級隊伍，就是要有一些下得了毒手的勇敢分子來打開階級鬥爭的局面，再小再窮的村子也要劃出地主富農，不殺地主怎麼調動得起貧雇農的力量？不造成三代人的仇恨還叫甚麼大鎮反？不流血怎麼叫階級鬥爭？怎麼叫無產階級專政？缺乏階級仇恨就是缺乏黨性，就是不接受毛澤東思想，就是根本立場問題。」
中共頒發《土地改革法》，表面上依法土改，實際執行過程中明目張膽收繳《土地改革法》文本，強行勒令幹部學習《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類似這種喊著依法治國口號，幹著殺人越貨罪孽的流氓治國之道至今仍在上演著，比如遷拆事件、鎮壓宗教信仰、打壓人權律師、迫害法輪功等。
二、全家11口無辜慘死
吳之伯家是自耕農，有3畝水田、10畝旱地，被強行劃為地主，之後的結果是超乎想像的災難：
（1）71歲的祖母浦三妹，雙手指頭被裹上棉花、浸上菜油，點燃，「十指點天燈」，在疼痛慘叫中昏死。又被四名痞子抬起四肢，架在火上當眾烤死，再把殘存的屍骸丟進山水溝。
（2）（3）父親吳紹昆，曾在開遠、建水、沾益縣任過稅務局長，又在宣威縣左所小學當校長，1952年被抓入昆明監獄摧殘折磨，出獄就慘死，年僅44歲；母親浦雙英，善良的農家婦女，土改中遭受十多次殘酷毆打，至半死，12歲的弟弟吳之玄用馬馱她，死在半路的馬背上。
（4）（5）（6）伯父吳紹崟土改中受不住酷刑吊打跳崖而死；四叔吳紹煜土改中從碉樓的四樓上跳樓身亡；小叔吳紹煌，土改中被毆打，兩度逃至山林避難，活活餓死山中。
（7）兒子吳興亞，前妻所生，因全家成員都已死去，交由昆明廠口鄉吳之伯後母照管，文革中全國性的屠殺「黑五類」成風，因父親吳之伯是極右分子，19歲的吳興亞，花季一樣的年齡，在絕望中自殺。
（8）（9）岳父浦恩高，前妻之父，自耕農，土改伊始就被關押批鬥，打成重傷後，在押解的擔架上吞鴉片顆粒自殺身亡；岳母張二妹，土改中無法忍受酷刑，更無法交出根本就不存在的浮財，被逼迫上吊自殺。
（10）姑爹葉家林，土改中被鬥爭、吊打，追逼其交出根本沒有的金銀煙土。他謊稱藏在房樑上，爬上房樑後跳至石板地面自殺慘死。
（11）男孩吳興文，吳之伯與芒部鄉板橋村宋儒芬結婚後之子，3歲時由感冒導致肺炎。孩子的母親宋儒芬因「嫁給右派分子」而被列為群眾監督對像，所以孩子不能及時送醫院就診，不治而亡。
五十年代，威信縣長吳之伯被打成右派前，想回家鄉宣威看看，沒想到中共翻臉大聲訓斥這位忠實信徒：「你還在留戀你那地主階級家庭嗎？不准！」
三、政權到手，卸磨殺驢
2009年，82歲的吳之伯寫道：「說直白點，政權到手了，鳥盡弓藏、卸磨殺驢了。」
中共竊政後有一個針對地下黨的「新十六字方針」，即「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這一「尚方寶劍」對當初輕信中共上賊船的「革命者」來說，無疑是一把奪命的大鍘刀。
以雲南為例，中共從1952年始將地下黨邊縱幹部，從黨政軍戰線上全部換成二野的軍轉幹。中共美其名稱為「槍換肩」。這一換，血流成河，冤情遍地。
據吳之伯敘述，中共把已削去實權的雲南地下黨邊縱幹部強行安上「地富路線」、「土匪武裝」一類政治罪名，進行專政性質的政治迫害，用殘酷手段整死、整殘、整垮數百名曾為中共賣命的幹部。
1955年，威信縣委秘書地下黨員江新澤被中共以「偷聽敵台」的名義打成反革命。中共曾在威信地方上培養的苗族幹部、大紅大紫的執行中共合作化政策的先進人物楊洪燦，運動中轉眼就被打成「破落地主」、「反革命分子」，沒收全部家產，坐監15年。
1954年，雲南昭通銀行的一名回族小姑娘馬燕，被縣委副書記兼公安局長的黨棍看中。公安局長強迫迎娶被拒後，持槍強暴馬燕。馬燕欲在縣委四級幹部會議上揭露公安局長獸行，被中共制止，後被開除公職，反右鬥爭期間，中共終於找到報復機會，將馬燕劃為右派，送大坪農場勞教。
對於中共的卸磨殺驢，學者傅國湧曾這樣表述：「從『潘漢年案』、『胡風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們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們在上世紀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對國民黨獨裁的學生運動中成長起來，但是他們滿懷希望迎來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們單純的熱情和理想，他們被救世主和紅色新朝棄如敝屣，即使他們有幸熬過『文革』的長夜，他們一生中的大好時光也已耗盡，歷史留給他們的只有一聲深長而無奈的嘆息。」
五、調查餓死人真相，被打成右派
1955年，中共實施糧食統購政策時，威信縣馬家鄉每人只准留350斤口糧，不少人被餓死，醫務人員和中共幹部們怕被扣上「反對糧食統購統銷」的大帽子，向上謊稱「黃腫病」死的。1956年，縣長吳之伯任組長奉命走訪調查，一些家屬說了真話，工作組認定25人屬於餓死。1957年，中共再次派人複查，那個強暴婦女的縣委副書記、公安局長任組長。
縣委副書記大聲向馬家鄉民眾宣講糧食統購統銷「就是要讓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走資本主義」，「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然後問大家：「你們說統購統銷政策好不好？」衣裳襤褸、面黃肌瘦的死者家屬們誰敢說不好？一個個強撐起力氣說：「好好好。」副書記又問「既然好，那麼統購統銷會不會餓死人呢？」
家屬們面面相覷，只好順話說：「不會！不會！」中共叫人拿紙筆來，一個個簽名，蓋上手印，威脅家屬要寫明是「黃腫病」或甚麼病而死的。複查結果，馬家鄉沒一個餓死，全是病死。
1957年整風反右，前次參加過調查馬家鄉餓死人事件的很多人均打成右派。有人不服寫信給周恩來，結果被從「右派」上升為「現行反革命」，判刑十餘年。
1958年3月，中共大躍進前，各地誓言要把隱藏的很深的右派分子像「挖山藥蛋一樣一窩一窩挖出來」。吳之伯被劃為右派，罪名之一是「有意將馬家鄉病死的人說成餓死」。一個月內，威信縣委縣長、組織部長、宣傳部長、財政部長、縣委秘書、檢察長都被打成右派，縣委、行政半數都成了反革命。其中有人就是因為批評過縣委副書記、公安局長的老婆就被打成右派。
此後，吳之伯被以「極右」身份送到彝良縣大坪農場勞教，500名勞教人員中主要是右派，3年的勞動改造，捆綁批鬥、互相揭發成為必修課，死亡屢見不鮮，粗略不完全統計死亡59人。
1979年，也就是21年後，中共給吳之伯摘除「右派」的帽子。在所謂的「平反」大會上，有中共人員承認：「當年吳之伯同志調查的馬家鄉餓死人事件，完全是真實的，說餓死25人，太少了，實際兩個月餓死80多人。」
為時已晚。一個人一生有多少個21年經得起這番冤案呢？死去的親人們更是不能復活。中共的所謂「平反」，不是對生命的尊重，也不是對法制與正義的伸張，那只是欺騙的遊戲、邪惡的偽善。「平反」後作惡依舊，只是受害者換了，平均十年換一批受害者。假、惡、暴是中共的本性，嗜血是中共的本性。
明慧網報導，2021年，更多的體制內人士聽取法輪功學員所講的真相，看清了中共，選擇了「三退」（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中共解體的時日越來越近。還未清醒的人們請抓住時機，為了自己和家人，及時上岸，遠離中共這個洪水猛獸。
參考：吳之伯：《82歲中共順民的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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