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親戚送我一本《轉法輪》,我說身體不舒服看不了,他說:有緣份你就看得了,如果看不了,你再還我。就這樣,我開始學法了。越看覺著越好,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書太好了,不知不覺心生喜悅,不知不覺身體輕鬆了,病全好了。對丈夫也不挑剔了,丈夫找茬我也能忍了。有時我笑著對丈夫說:「你可是從奴隸到將軍了。」我們一家人沐浴在大法的佛光裏,非常和睦。
一九九九年七月邪黨瘋狂迫害法輪功以後,失去了修煉環境,我有點茫然不知所措。村裏兩個不放棄信仰的同修被綁架了,警察到我家時,我上班去了。他們給我家人施加壓力,婆婆很害怕。我找到村長家告訴他:「一人做事一人當,有事找我,不要到我家去了!」
次日,他們在我上班的路上等我,把我帶到大隊,警察問我:「看沒看天安門自焚?」我說:「看了。」他們問我有何感想。我當時態度非常祥和,面帶微笑說:「看歲數我得管你叫大哥,你閱歷知識應該都比我豐富。文革時害人,不給人家編造點事能害的了嗎?我以前全身是病,脾氣不好,種十年地,沒人敢到我家收農業稅。修煉後,身體好了,師父讓我做好人,不能欠人錢,我主動到大隊還了錢。不學大法我不會這樣做的。」村長、書記也都點頭稱是。我接著說:「如果有這樣一個人,讓人們身體健康、道德高尚,你把歷代皇帝都叫來,誰要說這人不好,不用我說,連你都得說這人肯定是昏君。我是身心受益了。要是因為這個,我寧可把牢底坐穿,不給個說法還不出來了。」看著我的樣子,大家都笑了,以後就沒再來騷擾我。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我因講真相被綁架,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在我最難熬的日子裏,師父看護著我,師父替我承受了一切,我只承受了表面上他們對我的邪惡,上吊銬、電擊,我都沒有痛的感覺。
入監獄五個月時,有一天早晨,一覺睡醒,聽到對面監舍有打罵聲,問同監舍的犯人對面發生了甚麼事?她們說對面整個監室的人都在打一個大法弟子。我問:「為甚麼打她?」她們說:「因為她煉功。」我想,明天我一定要找他們,不能讓他們隨意迫害大法弟子,不能讓眾生對大法犯罪,這是對眾生最大的慈悲。
起床後,我找到監區最厲害的那個犯人,對她說了這件事,讓她問問到底是怎麼回事。這時,對面監舍裏出來一個犯人,她就問那個人:「你們屋昨天晚上發生甚麼事了?」那人說:「我們全屋的人都打那個法輪功(弟子),打了一宿。」我問她:「你們為甚麼打她?」她說:「她煉功,影響我們休息。」我問她:「她煉功也不出聲音,怎麼會影響你們休息?你們打人可影響大家休息了。那麼大家都打你們,可不可以?法律允許你們隨便打人嗎?你們就不受法律的制約嗎?誰給你們的權力?我要告你們,你們誰也不能報減刑!」幾句話把這人嚇跑了。
這時監區長出來了,問我在幹甚麼。我說:「她們屋昨天晚上打人。」監區長說:「你看見了?」我說:「我沒看見,但我聽到了。」她把我叫到辦公室,指著一個櫃子說:「這裏都是刑具,就是打你們用的。」我說:「憑甚麼打我們?我正常反映情況,沒違反監規。給你們刑具就是讓你們隨便打人的嗎?部隊有槍就可以隨便濫殺無辜嗎?」她軟了下來,說:「你只要不追查這件事,下次接見我可以讓你和家人同餐。」我說:「我接見不接見都無所謂,這件事必須一查到底!」她「哼」了一聲說:「有點見識。走吧,上工吧。」過了幾天,說是一個姓劉的小警察操縱了打人事件,就把這個小警察調走了。
警察利用犯人打大法弟子,我就告她們;播放毒害眾生的光盤,我就講真相;每月搜監前就寫真相信、勸善信夾在日記本裏。以後她們不敢再利用犯人打大法弟子了,也不敢播放那種光盤了。不讓眾生對大法犯罪。後來她們都很佩服大法弟子,有的警察也偷偷做了三退。
從監獄回家後,我又全身心的投入到了三件事當中。在和同修配合講真相的過程中,發現自己人心很多,妒嫉心、爭鬥心、顯示心、看不上別人的心等等,造成同修間的間隔,矛盾很多。我就不斷向內找,發現甚麼心出來了,就曝光它,胸懷坦蕩,敢於向同修承認錯誤,不斷分清假我、真我,純淨自我。
幾年下來,同修之間以前的間隔都消除了。家庭矛盾也全部化解,我做證實大法的事,丈夫也不再管我;有時回家晚了,還幫我把飯做好。同修開玩笑說,你可修出大自在了。可我覺的還很不夠,還要不斷發現自己的不足,一思一念都不能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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