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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鶴崗市法輪功學員趙鋒慧遭受的迫害
我叫趙鋒慧（曾用名：趙豐慧），男，1982年畢業於遼寧省阜新礦業學院（現更名為遼寧工程技術大學），畢業後分配至黑龍江省鶴崗市煤礦建設工程處（煤建處）工作，1986年轉到中國建設銀行鶴崗市支行中央科，擔任撥款員，負責大型工程項目的撥款工作，後中央科改為中介部，繼而轉做工程監理。
1993年身體經常性出現肝部疼痛，夜裏睡覺只要壓迫到右邊肝臟就疼痛難忍，無法入睡，去鶴崗市傳染病醫院檢查，確診為乙肝和疑似肝癌，醫院開了很多藥，吃過後疼痛未減輕，病情也未好轉，從此開始接觸氣功，練過多種氣功，效果都不明顯，身體上的病痛仍未得到緩解，後又經常找人算命，找了很多偏方，也沒見好。
1995年6月中旬，我去哈爾濱建築工程學院培訓時，第二天在操場上看到有人在煉功，我也跟著煉，煉功結束後，當時就請了一本《轉法輪》，回到住處後連續看了3天，看了3遍。看完後覺得非常震撼，明白了宇宙真理，人來到世間幹甚麼，將要往哪裏走。
在培訓結束後回到鶴崗家中，開始每天去煉功點煉功。有一天睡覺時，夢見有一個人向我走來，我心裏知道是師父來了，他用我的手從身體的右邊肝區部位拉出黑乎乎一樣的黑色物質，前粗後細，越拉越細，最後全部拉出來了，從此我肝部疼痛就消失了。原先家裏的一盒盒、滿抽屜的肝病藥都扔掉了，其它的氣功書也都燒掉了，供的佛像也送到廟裏去了。
一、在單位被迫害
1999年的7月22日，建設銀行組織觀看中央的新聞聯播，當時播放的是邪黨要求共產黨員不可修煉法輪功等內容，觀看後領導挨個找單位的法輪功學員談話，讓我們放棄修煉，表態不修煉的馬上放行，繼續修煉的則直接被帶到下級支行──鶴北支行非法關押。
到達鶴北支行招待所後，我向窗外看去，當時天氣烏雲翻滾，燕子低飛，7月的風像秋風一樣冷，鶴崗市紀委副書記、科長等五、六個人來到招待所，輪番對我們強行說教，讓我們放棄修煉。我表示要繼續修煉，又被帶到富力的一處個人招待所（是當時的臨時監獄）。在裏面，鶴崗市工農分局的惡警試圖對我進行轉化，看我不為所動後，開始對我進行恐嚇、威脅，並污衊法輪大法，這時有一名善良的警察，在他的勸阻下，我未受到皮肉傷害。後來鶴崗市向陽分局出示了一份取保候審的保證書，讓家人和我單位領導簽字後便釋放了我，我也回到單位繼續上班，這是我第一次被非法關押。
回到單位後，單位安排了兩名同事監視我，一名叫孟麗，另一名叫張麗萍。我原本的職務是工程監理，但單位為了便於監視我，不讓我再從事工程監理的工作，把我派到哈爾濱建行省分行招待所裏做了一個多月的核銷貸款。我回到鶴崗單位上班後，9月30日，市公安局派人來到單位，讓單位領導找我們寫不上訪的保證書，我們拒絕保證，便直接被關押在了單位，一關就是7天。
十月一日後單位將我和兩名同事開除，並把我們送到了鶴崗市第一看守所，我被關押在一個監室裏，由兩個殺人犯來包夾我，他們坐在我的後面，不讓我睡覺，打瞌睡時就往我後腦勺重重的打一拳，冬天只能用冷水洗澡，洗澡時被這兩人使勁潑冷水，一天只能吃兩頓飯，兩個饅頭或一個發糕配白菜湯。到了12月份時，鶴崗公安局副藺局長和市政保科長到獄中提審我，並告知我說人大有一個「兩高」通知，已將法輪功定為××教，我那時聽信了他們的說法，便妥協了，回覆說，既然是「兩高」定的，那就按法律走吧。我就這樣被釋放了。
二、去北京上訪被迫害
1999年中國大年三十，我們以為中共高層不了解法輪功是好的，懷著善意，和另一同修兩人打算到北京信訪辦上訪，剛到北京，還沒到信訪辦我們就被惡警綁架了，綁架到鶴崗市委在北京的辦事處，一個警察頭模樣的人要把我銬在暖氣片上，另一個鶴崗市南山區警察上來講情，就沒銬。第二天是大年初一，看守我們的兩個警察都到天安門去玩了，無人看守我們，我們悟到不應承認這樣的迫害，便逃了出來。
無處可去的我們，站在北京的街上犯愁時，其中一名同修想起與北京一名同修認識，我們便去了他家。到了這名北京同修家後，他告訴我們說，他家的廠房住過許多來證實法的大法弟子，但後來被北京警察破壞了，現在已經被監視，不能再住了，為了我們的安全，給我們介紹了另一名北京同修韓俊清（2004年已被迫害致死），就這樣，我們4人便在這名同修家過了年，在那裏遇到了許多來北京證實法的外地同修，其中有一名叫白雲的女同修，她和我們4人一起開始了南下的流離生活。
我們先後到了鄭州、南昌、廣州、深圳等城市，流離了大概半年左右。在2000年6月份我們又回到北京證實大法，到天安門廣場打橫幅時遇到了兩名對修煉比較堅定的同修，他們都是江西的老師。我們連續打了三天的橫幅，在第三天的時候被邪警綁架到天安門派出所，而我被轉關押到了北京東城區看守所（或西城區，記不太清了），在這裏我不報姓名，惡警就無法把我分配出去。
我在看守所絕食了6天，在第7天的時候我被劫持回了鶴崗當地的第二看守所，押送我的是鶴崗市礦務局十三場保衛科的一個人和礦務局公安處一個姓刁的警察。我被關押在第6監室，因在監室裏煉功，又被轉關押到了第4監室，進去後在一個姓迪的警察的唆使下，獄頭（外號二林子，是當地有名的黑社會頭目）指揮二十多個人對我拳打腳踢，當時我並未感到疼痛，只覺得身上像淋雨一樣。他們見我這樣不怕死就停止了對我的毆打。我繼續在監室中打坐煉功，當我一盤腿時，一名姓齊的犯人就往我後腦勺使勁一拳，噹噹地打，他見我未動心，問我：「你不怕死啊？」之後就沒再打過我。迪警察見我還繼續煉功，給我的雙腳砸上了一米長的支棍，吃飯、睡覺、上廁所都不給摘下，這樣帶了一週，摘下時雙腿已經不會走路了。
一個監室按要求只能關十二個人左右，卻關了二十多個人，睡覺時只能容納十二個人左右的大通鋪，獄頭自己就佔了兩米，其他人睡覺時只能立著肩，一個人手抱著另一個人的腳，頭和腳顛倒著睡，這地方才能夠，夜裏上廁所回來後，要砸臥，不然無法擠出躺下的空間。
三、第一次被勞教迫害
到了7月份時，鶴崗市公安局一個姓藺的副局長帶著政保科科長來到第二看守所給所有修煉法輪功的人開會，表態放棄修煉的可以回家，要修煉的則繼續勞教。我表態要繼續修煉後，就這樣開始了被他們非法勞教2年的生活。
7月份到了鶴崗市勞教所後，勞教所所長姓董，副所長姓顧。還有李清文、趙啟來、趙啟增、宮再強、楊永英、姜允靜、孫世宏和一個姓周的同修等人。我們後去的幾個人被分到了三大隊，當時的三大隊有大隊長王福貴、教育隊長齊燕偉（以前打死過人）、勞動隊長楊春、中隊長兩人一個姓金的和一個姓張的、獄頭梁兆明、打手張小燕（張中隊長的人）和一個姓龔（金中隊長的人）的幾個人。 9月份的一天，楊春當班，開始對所有的法輪功學員進行強迫轉化，轉化的方法就是打，用大約4x6cm的桌子腿硬木大方子，讓我們撅著屁股，梁兆明、張小燕和姓龔的輪番的使勁打，當時我被打得就昏死過去了，過了多長時間醒來也不知道了。之後集中我們反覆的觀看污衊大法的錄像和編造污衊法輪大法的書。由於迫害大法弟子，楊春給梁兆明、張小燕不同程度的減期。到秋天時，就讓我們勞動，給勞教所掙錢，有一天，我們聽到梁兆明向楊春要減期，我們才知道打我們是楊春指揮的。
2000年11月份，我們被轉到二大隊，到年末的時候，我和姜允靜、趙啟增3人向勞教所宣布重新修煉法輪大法，堅修到底，以前寫的「三書」全部作廢，這樣我們又被轉回了三大隊（三大隊也叫教育隊和嚴管隊）。有一天，一名姓張的中隊長，把姜允靜叫出去了，等他回來後頭部卻被包裹起來，我們看到這樣，就知道他又被打了。
2001年3、4月份左右我和姜允靜、趙啟增3人被轉到了綏化勞教所，到了綏化勞教所，一開始我們都在第一中隊，後來為了便於轉化我們，就將我們3人分開了，關押到了不同的中隊，他們兩人繼續留在第一中隊，而我被轉到第二中隊，在這裏我遇到了依蘭縣沙河鎮的大法弟子於連和，也是沒被轉化的，他跟我說，「依蘭縣打罵、上大掛都沒轉化我，你們想轉化我，癡心妄想！」有個惡警教導員問我說，你說沒轉化的怎麼還罵人呢？我當時就想，你們是邪惡的東西，雖然大法弟子罵人不對，真正的錯並不在他，我要維護大法，就跟他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人是入鄉隨俗的，在勞教所裏不是打人就是罵人，他在這裏長時間被污染。」有一次，一名姓郭的指導員整了一條小狗到中隊，一到晚上就嗷嗷地叫，使大家都睡不著覺，然後我就前去大聲的呵斥他們，第3天他們就把小狗牽走了。
大約到了中秋節前，勞教所的邪警們要掙些外快，接了某糧食公司「挑豆」的活，就是讓我們把壞的豆子挑出去。我們在要幹這活之前，兩個中隊排著隊一進一出的時候，姜允靜偷偷給我塞了張紙條，上面寫著「不要聽信邪惡的。」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挑豆子是對大法弟子的一種迫害，我們不能承認它，所以我也沒有參與挑豆子的活兒。
有一天，來了個七台河的大法弟子叫黃忠修，他從進大門一直喊到院子裏，邊走邊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後來我才知道，每當獄警要迫害大法弟子時，就會播放高分貝的音樂掩蓋大法弟子的慘叫聲，他進來沒多久就被迫害死了。當時一名22歲叫蔡勇的同修知道後，領著大家絕食，沒過多久這名同修也被迫害死了。
我絕食到第21天的時候，一張報紙被風吹到我眼前，上面寫了一個大大的「死」字，我悟到了這是要我放下生死，那天我發正念時，透過鐵窗向外看，天空尤其的藍，一絲雲彩都沒有，我就悟到師父要救我出去了。第二天，勞教所的醫院給我連心電圖體檢，測試時我渾身哆嗦，表現出快要死的樣子，之後我就被當地派出所所長劉篤江，南山區610辦公室的王旭、財政局的王鳳蕾和我的岳母於桂英，妻子常虹接回了家中。
2002年快到元旦的時候，光明派出所的所長孫宏武打電話叫我過去一趟，當時就把我扣下了，在派出所指導員的帶領下，來了十來個惡警對我家進行了非法的搜查。指導員在吉它裏搜出了兩本《轉法輪》和我妻子手抄的《洪吟》小筆記本。當時辦案警察叫叢衛東，想要查出小筆記本裏的內容是誰寫的，孫宏武未同意。
接下來我就被他們綁架到鶴崗市第二看守所。在我被非法關押了十多天的時候，我後背及肩膀突然十分疼痛，滿頭大汗，在大鋪上來回翻滾，痛得我聲嘶力竭的大叫，見我如此難受，獄頭馬上報告了當時的看守所李所長，有個惡警惡狠狠地說：「如果你是假裝的，看我回來怎麼收拾你！」我被送到了鶴崗市醫院，我愛人、岳母以及我愛人的三姨都趕來了，並且由我愛人支付了醫院各項檢查費用。經醫院數次檢查後，確診為腦血栓及膽結石滿貫，醫生囑咐說，千萬不要吃花生米和雞蛋，特別是雞蛋黃。（當時我想，從業力的角度上來說，吃雞蛋黃或花生米就是加速業力的死亡，所以我專吃兩樣。幾年後，那些所謂的結石都從我的腳掌上神奇的掉了下來。）
就此我一粒米一滴水都沒進過，一直持續了22天。在這期間我也有強烈的喝水吃飯的慾望，大老遠都能聞到水的甜味，難受的不得了。後來我就背師父《轉法輪》中最後那幾句話：「難忍能忍，難行能行」[1]，反覆的默念了二、三十分鐘後，就不渴也不餓了。這期間我愛人及我岳母也為我奔波，跑遍了鶴崗市的有關單位，並聲稱要去北京上訪。就這樣22天後，我被以保外就醫的形式走出黑窩，於2002年黃曆中國新年前回到家裏。
四、第二次被勞教迫害
2002年4月，鶴崗市大法弟子為了講清真相，插播了電視台的信號，對全市百姓播放了天安門自焚的偽案節目，惡警開始對全市大法弟子進行搜捕和迫害，這次被勞教的大法弟子將近70多人。光明派出所的惡警叢衛東又再一次將我綁架到鶴崗市第二看守所，我被非法勞教三年。叢衛東為了升官往上爬開始給我編織假材料，企圖給我判刑，我開始勸他，我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他說：「我不信這個。」我說：「你跟江澤民跑，他也不認識你，咱們鄉里鄉親的，兔子還不吃窩邊草呢。」之後他再也沒來過。
2002年年末至2003年年初，我們70多名大法弟子曾一起被關押在鶴崗市勞教所第三大隊，後來我和孫德昌、李玉章、閆國強等十幾人被轉到鶴崗市勞教所第一大隊，每名大法弟子都被兩個普教「包夾」，有一天，勞教所對大法弟子進行強制轉化，並唆使獄頭逼著大法弟子背對著他抱頭彎腰接受挨打，我明白了他們是要重演2000年對大法弟子的迫害手段，我想起了師父說的話：「放下生死你就是神」[2]立刻走上前告訴邪惡說：「你要打先打我，別打屁股，照我的頭打。」行惡者說：「打你頭我也犯不上啊。」就這樣，阻止了邪惡對大法弟子的迫害。第二天，他們就把除我之外的其他大法弟子都轉到了最邪惡的鶴崗市勞教所第三大隊，後來我聽說，邪惡之徒在那裏對所有不接受轉化的大法弟子進行了殘酷的迫害。
2003年10月，勞教所要求所有的勞教人員「出工」，也就是要所有人為他們幹活賺錢。我和三大隊的孫鳳力，二大隊的徐自成因為不放棄修煉，就被集中到了第三大隊，不用「出工」。一天，年紀較小的孫鳳力說：「兩位大哥，到過年的時候，我給你們一人加個菜。」我和徐自成異口同聲的說：「不用，我不在這過年。」年末的時候，徐自成開始絕食，由於勞教所封鎖消息，我們都不知道。但是因為徐自成的絕食，第一大隊那天沒有「出工」，大家都在工地休息，我那天突然發燒，隊長要我回到宿舍，我剛坐到床上就昏過去了，失去了知覺，臉被不知甚麼東西撞出了血。等我醒過來，有人告訴我昏倒的狀況，我再次開始絕食，不吃不喝。22天後，在家人的營救下，我被兒子背回了家，從一個190斤的胖子，變成了80斤的骨瘦如柴的人型。
回家的第二天，勞教所警察就到我家進行騷擾，監視我，我在家中的這段時間，他們不分時間的對我家進行騷擾。為了避免騷擾和再次遭受迫害，我和家人離開了家鄉，開始流離失所的生活。
2017年的時候，我回到建行辦理退休手續，譚姓行長吩咐保安不讓開門，之後就有警察跟蹤我，後來在同事的幫助下，才辦完了退休手續。在此，向對法輪功伸出援手的釋出善意的同事們致謝！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
[2] 李洪志師父著作：《美國法會講法》〈紐約法會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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