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隨正法進程 承擔弟子的責任
說句公道話
迫害剛開始的幾年，是大法弟子們應不應該走出來，能不能走出來，敢不敢走出來的一次大考驗。面對無理的打壓，大法弟子們肯定都知道打壓迫害是錯誤的，但在強權下想說句公道話，就面臨失去工作，失去家庭甚至失去自由的風險。
而那時，自己僅僅修煉一年多的時間，就戒掉了賭博、喝酒、吸煙的惡習，淡泊名利，不貪不佔。當我工作涉及變動時，領導讓我動單位的錢去走關係，我都拒絕了。修煉法輪大法後，在我身上起了這麼大的變化，怎能不為大法說句公道話呢！
於是一九九九年底，我借休假之機，也沒有告訴家人，就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車。在天安門廣場值勤的警車上，我受到了警察的體罰，體罰後，坐到車的後面。
可能由於我也是一名公職人員的原因，他們就跟我聊起了法輪功，我就將煉法輪功如何把我變成一個好人的經過講給他們，他們看我說法輪功的好處，就阻止我繼續說；但過一會，他們又跟我聊，我又接著說煉法輪功後在我身上起到的好的變化，他們又阻止。這樣反覆好幾次，最後，我將煉法輪功在我身上受益的事例都講完了，他們也不聊了。
在警車裏呆了四個多小時後，我被他們攆下了警車，他們將我的身份證件還給了我。
發真相資料救人
中共剛剛迫害大法時，那時候小區建設還不規範，都是自由進出，攝像頭也少，是大量發放真相資料救人的好機會。
二零零四年，我有了刻錄機，真相光盤圖文聲並茂，對告訴世人真相作用肯定會大，那時，我把絕大部份的時間都用到了採購光盤，刻錄光盤，發放光盤中。因家人不修煉，做這個項目還需要背著家人，那樣時間就顯得更緊張。
我全力的擠出所有能擠出來的時間去做，只要有時間甚麼時候都去發，兩年的時間，採購刻錄發放幾萬張光盤，每個樓洞放一至兩張，這樣我們這個城市被我發了三遍。
發放過程中也有驚險，記得有一次發完光盤，從樓洞出來，樓下一個平房裏有一條狼狗沒拴，我和狗正好撞上，距離也就一米多遠，它要叫一聲或向我撲來，後果不堪設想，但是這隻狗像沒事似的，沒有任何反應。當我慢慢走到這個樓角，轉彎後，那隻狼狗才拼命的叫，就像想叫卻叫不出來、這下終於能叫出來的感覺，我走了很遠很遠後，還能聽到那隻狗還在叫。
後來一位同修知道了我做這些，覺的很好，他要參與，因為感覺發光盤相對來講風險比較大一些，這個同修與我協商，由我負責刻錄光盤，打印光盤貼，由他來發放。同修這種為他人著想的心值得敬佩。這樣我倆配合，發的量更大，做的面更廣，幾年下來，能發放十萬張真相光盤吧。
用手機項目救人
二零零九年後，新建的小區大都安裝了攝像頭及成立了門衛，以前的老樓很多也都改造成這樣。這樣給我們發放資料造成一定的阻礙。但正法進程也有了新的變化，那時出現了手機講真相的項目。接收手機短信的人群是沒有限制的，包括那些高檔小區和農村偏遠的地方，那是發真相資料不能涉及的地區，現在有了手機講真相這一項目，為救人又增添了一個新的渠道。
剛開始做手機講真相時也遇到過諸如資金不足，購買不到能講真相的手機等問題，但自己始終沒有放棄做好這一項目的信念，耗時近半年時間，這個項目終於正常運行了，一年多的時間，我發短信能有六十多萬條吧，那時選擇的號碼都是所謂的靚號，有效率超百分之五十的。操作多的時候，同時帶三部手機，每部手機帶八張電話卡，那就是一天同時操作24張電話卡。
後來短信被封了，發不出去了，彩信項目又更加成熟了，就改用發彩信救人，彩信的信息量就更大，對常人了解真相起的作用更明顯。一年多的時間，能發十多萬條吧。
那時也遇到一定的干擾，做這一項目不久，腿突然開始痛，走路痛，上下樓梯更痛，坐著也痛，晚上睡覺都能痛醒。發短信還必須站著流動著走。那時也不太善於向內找，就認為是干擾或者師父幫助消業，就硬挺著，能有半年多時間才不知不覺過去。
去年我又通過打自動語音電話這一項目救人。當然有的同修交流時說這一項目現在聽的人不多，接了就掛等，我不為所動，從回放的錄音中得知，很多人聽了退了後，還一再說謝謝，儘量找到這樣的有緣人。一年來，自動撥打了十多萬個電話，三退的人能有一百多人。
正念營救同修
一次同修被綁架，並對同修實施了酷刑，致使同修身體出現了嚴重的反應。當時我們地區由於營救同修，出現了迫害加重的情況，許多同修都離開當地到外地暫避。但看到身邊的同修被迫害後，我心裏暗暗對師父說：弟子一定會做好，絕不辜負師父的慈悲苦度。心裏這一念一出，兩眼熱淚就止不住的流，差一點哭出聲來，那時正在去營救同修的公交車上。
我借助同修被酷刑的情況，以向律師諮詢的方式，走訪了好幾個律師事務所，把警察的惡行告之他們，律師聽後一再說：這些警察錯了，這些警察錯了。其實中國的律師與司法部門都有聯繫，他們很快就會把警察的惡行傳播出去。
同時我也向檢察機關控告這些警察的惡行，聽到這些警察的惡行，檢察機關的門衛直接告訴我必須告他們，檢察機關的工作人員接待了我，了解情況後，直接向他們的主官領導電話請示，主管領導又指派負責的人接待了我。負責接待我的檢察人員對我們也很同情並說會調查。
我也把他們的惡行直接告到他們局長那裏，但是局長不在，公安局的一個主任接待我，當然他們不承認對同修使用酷刑。
後來同修被非法送入了勞教所，按勞教規定也是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員不能勞教。同修被酷刑折磨的已經沒有勞動能力了，勞教所還接收。為此我上省信訪辦反映情況，向省公安廳申請勞教覆議，向省司法廳控告勞教所的違法行為，向勞教所主管所長討要說法，與勞教所的其他能接觸到的警察談論他們勞教所的違法行為，很多勞教所的警察都同情我們，有的警察還直接說他們勞教所的領導真是沒事找事。
到勞教所期間，發生這樣一件事，當時我們第一次去，勞教所的門衛還沒有人，我們直接進去，到勞教所辦公樓前時，一個坐在車裏的警察主動問我們找誰，我們告訴他找主管的所長，這名警察就下車，一直把我們帶到主管所長辦公室的樓層，告訴了第幾個門後就走了。後來才知道，勞教所不讓隨便進，找哪個人需要門衛登記，徵求要見的人同意後才能進入的。
由於被迫害的同修在裏面也正念正行否定迫害，不久同修就被釋放。
注重安全 為他人也為自己
記得有一年在學法小組，因為我剛去，他們認為我是從來沒有走出來的人，需要幫助的對像，當然這是迫害後我第一次參加學法小組。該小組後來想成立資料點，說一個人忙不過來，必須有兩人，明顯是想讓我參加，但我不表態參與。
該小組後來又想安裝衛星接收裝置，說人手不夠，明顯也想讓我參加，我還是不表態參與。因為那時我本身就從事家庭資料點的項目，去學法小組前，都要把打印機設置好打印的數量才去的，本身已經忙不過來了，不可能再參與其它項目。但是在學法小組，我不說我的情況，學法就是學法，涉及到不需要同修知道的，就不讓他們知道，雖然他們對我有誤解。
去學法小組，我是絕不會帶電話的，那時與他們談論手機的危害，有的認可，有的還不認可。
去學法小組，我也不會帶真相資料，我看見一個同修在去學法小組的路上直接面對面的發放光盤，而且離學法小組已經很近了，被發光盤的人都能看到同修進的那個樓洞，這位同修後來被綁架了。
後來我到另一個學法小組，那個小組更不注意手機安全，在學法小組裏直接告訴沒到的同修在哪個樓、哪個門，還告訴同修在甚麼地方等著，他去接。看到這種情況，我直接將這些不安全因素告訴了小組協調人，我也離開了這個學法小組，從此我也再沒有參加過其它學法小組了。
那時給同修送資料，都是見面時提前定好的甚麼時間甚麼地點，有一次，一個同修直接電話告訴我到甚麼地方甚麼時間去取，接到這個電話後，那次資料取完後，就斷絕了與這位同修的資料之間的聯繫。
在學法小組，對陌生同修從不過問叫甚麼、姓甚麼、幹甚麼，有一次，一個同修告訴我，某某被迫害了，我說我不認識啊，他說就是咱們小組的。
我也不會用手機跟同修聯繫，想聯繫同修時，都是找一個公用電話，而且同修的電話號碼給我時，我在同修的面前就把手機號碼加密了，讓同修心裏也有個底，回家後，還要把同修加密的號碼分成兩部份，寫在不同的紙上。
沒有師父的慈悲保護，弟子根本是寸步難行，甚麼都是師父所做，師父卻把其中的威德給予弟子。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每位真修弟子都會體會到這句話的真正的份量，弟子真的是無以回報師父救度之恩，唯有精進，精進，再精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