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環境裏修心性和證實法

【明慧網二零一八年十月七日】

尊敬的師父
敬愛的同修們：

我是一名政府官員，三年前，我從擔任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監察員的主要職位調到本國議會。去年我被議會解雇並轉回我以前的工作。一方面，我覺的這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希望改變我的職業生涯。另一方面，我從沒想過會被解雇。這對我的自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我一邊在向內找自己的執著，一邊設法得到一個新的職位。我很快就意識到，過去三個月我的工作質量顯著下降。我沒有注意細節，我犯了很多錯誤，對別人顯而易見，我卻毫不自知。不僅是關於我的工作上的錯誤，也表現在我對他人的行為。

我多次在議會發傳單和其它大法材料，並且我的大部份工作時間都用來做講真相。很多時候我沒有考慮別人的感受──他們能不能接受法輪大法。這更像是在證實自己，而且對兌現我所謂的使命覺的滿意。

我記的有一天，一位同事來找我，說我只關注自己的「興趣」，而不注重我的工作。他暗示我在用我的工作時間做有關大法的事。我很生氣，說話的嗓門也提高了。當我一大叫時，就覺的我的層次立刻下滑了。

這位同事並不是唯一與我有過矛盾的人。在過去的三個月裏，有一位新同事來到我旁邊的座位。他想要絕對的安靜，他不斷請我停止這麼大聲。我不怎麼看的上他，沒有尊重他的願望，我以為我的神聖使命比他所需要的「安靜」更重要。

一天晚上，我去看一個戲劇表演。那裏有一首古老的歌曲說，那些傲慢和嫉妒的人，受到上帝懲罰是公平的。我知道這是對我的暗示。我生了同事們的氣，因同事的稱讚和老闆對我的高度評價，我生出來傲慢的心。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形成了一個觀念，那就是：我非常重要，人們應該尊重我。當被一個我不怎麼看的上的人批評時，就像這兩位同事，我就生氣了。我認為我比他們強，所以他們無權說三道四。

後來，雖然我回到了以前的職位，但我一直在找一份新工作。有一天，我打電話給我講真相項目裏遇到的外交官。我告訴他，我從議會轉到了一份低等工作，我很遺憾我們不能再就活摘器官議題進行如此密切的合作。他笑著說：「你現在看不起的工作，正是我需要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來做的工作。你有興趣成為我的聯繫人嗎？」我說當然。

然後外交官把我介紹給了副部長，也就是我的正式長官。我問他是否可以給我轉到另一個職位。我給了他一個講真相材料，並要求一個類似於我在議會工作的職位。他說：「好吧，我會把你換到一個新的崗位。」

十天後，副部長打電話給我，說會根據我的希望轉到另一個職位，他希望我對自己的新工作感到滿意，不會覺的低就。我想我是否在要求轉調職位時對他很咄咄逼人。回想我們的會面，記的我的要求很高，而且我對當時的工作表示蔑視。

相反，副部長的態度卻是謙虛友善的。我也應該修好這些特質。儘管我當時表現的不太好，但所獲得的工作甚至高於我在議會的工作。

在工作調動的法律程序完成之前，副部長就要我立即走馬上任，並親自與我的經理會面，通知他們我的情況需要「特殊處理」，馬上到新部門上班。從表面上，雖然是我自己要求並透過關係得到了這個職位，但我覺的我的調動是師父已經安排好了的。

我意識到我不應該感到沾沾自喜，我應該修我的心性。我意識到工作沒有貴賤之分，不管是高位或低位，我也應該保持一顆輕鬆的心，接受任何給我分配的任何工作，職位高低並不重要，放棄對地位高低或自我優越感的執著更重要。

在我工作環境中向政治人物講清真相

三年前，當我開始在本國議會工作時，我覺的好像來自另一空間的生命正在阻礙我的前進。因此我增加了學法，並開始在辦公室裏煉功和發傳單。

有一天，我拿了一朵蓮花給一個國會議員。他有點蔑視的說：「這是甚麼？」我說：「這是真善忍，是宇宙的法！」一說到這些話，我就感覺到要干擾的另外空間的生命立刻躲起來了。那位國會議員尊敬的點頭說：「謝謝你，我會把它放在我的桌子上。」

還有一次，議會討論我國離開歐盟的可能性。一名政治顧問因可能脫歐而完全灰心喪氣。我遞給他一張傳單和一朵蓮花。他開始大聲朗讀「真、善、忍」三個字，然後大笑起來。「真，誰這樣做？政客們一直都在撒謊。」「無論他們說多少謊」，我說，「真、善、忍是宇宙的法。你必須相信正義人士會佔上風。」後來，當我碰巧去他的辦公室時，我看到了蓮花在桌子上。「你還留著那朵蓮花？」我問。他回答：「是的，每次看到它都會讓我感覺良好。」

早些時候，我在議會的第一任老闆說：「我們使用的關於迫害法輪大法的『反人類罪』一詞是聯合國首次用來譴責希特勒的。」聽到他這麼說，我不確定他對法輪大法的態度。我們共用一個辦公室，他允許我當他不在時，坐在他的座位上。他直到中午過後十二點三十分才來到辦公室。所以我可以關上門，沒有中斷的完成十一點五十五的全球發正念。

在我的老闆辦公室經過兩個星期密集的發正念後，他來找我說：「我的頭痛欲裂。我們可以煉法輪大法嗎？」我們煉了第一套功法，後來因其它事被打斷。他的秘書後來告訴我，他好幾次想再次煉法輪大法，但找不到時間。當老闆和秘書離開議會為一位政治領導人工作時，他的秘書打電話給我說，也許我應該去他們的新辦公室，並教他們的政治領袖煉法輪大法，因為他是一個非常緊張和消極的人。

我意識到，由於每天與我互動，這位秘書明白了修煉的良好效果，甚至向他們的政治領導人推薦了這個功法。這與《轉法輪》所描述的情況完全一樣：「你們這功這麼厲害，你們老師甚麼時候來，我也去參加。我們修煉法輪大法的主要目地是往高層次上帶人，並沒有想做這樣的事情，可是他卻能夠對社會精神文明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如果人人都向內心去找，人人都想自己怎麼做好，我說那社會就穩定了，人類的道德標準就會回升。」[1]

去年，我們這裏的學員試圖在議會內組織兩次關於活摘器官問題的聽證會。第一次被衛生部長停止了。第二次我們則成功舉辦。這次我們邀請了大衛﹒麥塔斯在議會內發言。

雖然我們認為一切都已準備好，但在事件發生前一週，聽證會主席致電並表示可能會取消聽證會。他沒有進一步解釋，但他建議我替他致電外交部長並要求他批准。我們增強了整體發正念，也向外交部長打了所有必要的電話。我們終於得到了批准。

然而，在聽證會的前一天，主席再次打電話給我，告訴我聽證會被取消，原因是：議會當天在通過緊急法案。根據議會的規定，負責聽證的社交事務委員會必須取消所有在緊急法律通過的同一天安排的其它聽證會。

我們這裏法輪大法協會協調人堅信我們仍然可以舉行聽證會。他要我申請我們進入議會的許可，這樣我們就可以一起和委員會主席談談並找到解決方法。我告訴了協調人，不可能在緊急法案的同一天舉行聽證會。這是違反議會規則的。議會中的所有人都知道這一點。我們的協調人堅持。我們一起去見了主席，並要求舉行聽證會。主席重申，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的協調人表現的平和並且不受被拒絕的影響。他確信我們可以找到解決方案。雖然主席一直說「不」。但突然間，主席接了一通電話，緊急法案將在稍後通過，以便我們可以舉行聽證會。

我從同修的態度中意識到，正念不僅僅是做發正念的動作，也是一種和平和純潔的心態，不讓任何干擾阻止我們。修煉人的堅定與穩定來自於內心對師父安排堅定不移的信念的純淨。無論遇到甚麼，無論周圍的事情多麼的艱難與離奇，我們都要堅信師父就在身旁。

師父說：「正法中我在破除舊勢力在左右正法的同時，安排著你們的事情。看上去事情是很邪惡、很亂，實際上都是非常有序的。舊勢力它們安排的有序，我做的也很有序。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講，都有一個最後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在這個期間，我們大家怎麼樣利用好這個機會，真正體現出一個修煉人的了不起和偉大的威德，這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2]

官方聽證會必須由全體委員會，即三十名議員一起參加。而我們的聽證會是非官方的，只有三名議員與委員會主席和兩名非政府組織代表一起出席。他們都對中共活摘器官的證據感到震驚，特別是其中一人非常樂意提供進一步的幫助。

幾天後我們與他會面，我們進一步討論了法輪功受迫害以及我們在二零一零年將神韻帶到我們國家時遇到的干擾。他似乎已經深刻理解了中共的邪惡本質，並再次表達了幫助的意願。雖然這次聽證會沒有達到所有我們所預期的影響，但這對參加者來說是一個很好開始，都表示在我們提供進一步信息後他們會轉達給他們的黨團，也都表示希望有更多國會議員到場聽取報告。這使我們有機會在未來舉行另一個聽證會。另外，聽證會是從議會的電視頻道直播到全國。一位同修看到直播，說我們的演講非常有力。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所以我們希望很多人都能看到。

離開議會工作是我在修煉過程中遇到的最艱難的考驗。我一直認為，在議會內擔任政治顧問是讓政治家們了解法輪大法的最好的工作。這就是為甚麼起初我認為我被解雇是舊勢力的干擾。我意識到這種理解只是在自己有限層次的理解。在救度政治家的「高級使命」背後，隱藏了對名的執著心。我很享受成為少數幾個被政治家選為他們的顧問的特權。我認為我非常聰明才能實現了這一目標，讓我有救度VIP的「高級」使命是因為我非常特別。我已經形成了自滿心，陶醉於自己的良好聲譽。最糟糕的是，我無法擺脫對自滿的執著，儘管我已經意識到了它的存在。

有一天，我的一個朋友說：「你要明白有更高的生命在保護著你。這次解雇對你來說是一種祝福。你受到了更高層生命的保護。」

我意識到我證實自我就削弱了我對師父的信。師父在用我最好的朋友的嘴來提示我，師父安排了一切，我必須完全信任師父。自滿是達成圓滿的障礙，我必須放下。

師父說：「那魔還會誇獎你，說你有多高呀，說你是多高的大佛，多高的大道，認為你了不起，這全是假的。真正往高層次上修煉的人，你的各種心都得放下，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大家一定要警惕！」[1]

這些是我最近在自己的有限層次中的體悟。不當之處，請慈悲指正。

謝謝師尊

謝謝同修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
[2] 李洪志師父著作：《導航》〈華盛頓DC國際法會講法〉

（二零一八年歐洲法會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