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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女畫家被綁架迫害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共開十九大的前一天），易文君女士與丈夫再次被綁架，被非法羈押三十七天才回家，但還要被所謂「監控管制」半年。
下面是易文君女士陳述她這次的遭遇：
一、非法入室搜查、綁架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七日上午大約十點左右，我正在畫畫，丈夫因身體不適，正躺在床上休息。聽見敲門聲，我問是誰？外面答是警察，我問他們是哪個派出所的，答是草堂派出所的，我問他們有甚麼事？他們聲稱是「人口普查」。我問他們依據是哪條哪款？如果沒有請勿騷擾，沒時間奉陪。他們問我房子是租的還是買的？我說：是租的是買的你們能解決甚麼問題？他們說必須開門配合調查，否則強行開鎖進門……我丈夫聽見我們爭執，只好起床問他們到底甚麼事，然後把身份證報給了他們，他們問我丈夫剛才那女的是誰？我丈夫回答他們：是我妻子。然後他們讓我把身份證報給他們，（因為一九九九年我被迫害前戶口正在往金牛區轉（那時候流行買戶口），一九九九年被非法判刑關押三年回來後，到處都找不到我的戶口，成了黑戶，奔波輾轉都被人踢皮球似的沒有結果，無奈我在老家的大哥只好找關係托人情把我戶口「暫時」掛在他的戶口上，老家當官的很不樂意，讓我上好戶口後立馬遷走，哪兒來哪兒去，不要連累了他們，從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中旬直到二零零八年我才辦到身份證。）既然他們已經核實了我們的身份，那就堂堂正正的面對，也許他們明白的一面在求救！
我打開門把身份證遞給了他們，看見門口站著兩個警察。一個是曾參與綁架並多次騷擾迫害我的警察，叫鄭曉洪。我對他們說：「你們為甚麼放著大案要案不抓，非要把修煉真、善、忍的好人作為維穩對像來騷擾、迫害，我們不是怕你們，我連迫害元凶江澤民都敢實名控告，還有甚麼可怕的！只是不希望你們來騷擾我們，干擾我們的生活，你們心裏應該明白，你們的所謂『敲門行動』是違法的……」
兩警察堅持要進屋看看，我把他們讓進客廳坐下。鄭曉洪一進屋就在客廳裏亂翻亂找，我對他們說：「這是我家不是你家，你到處亂翻亂找的不合禮節，既然把你們讓進屋，來者是客，就請遵守客人應有的禮貌禮節和規矩。」他指著客廳電腦、打印機，畫案上未裝訂的《明慧週刊》，並從客廳書櫃中抱出幾摞過期的《明慧週刊》、《正見週刊》放到沙發上說：「你這兒有法輪功的東西！」我說：「我們本身就是修煉法輪功的，有法輪功的東西很正常。」鄭曉洪還執意要打開佛堂的門，被我攔住了。我丈夫說：「這些都是見得人的，不是見不得人的，都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你又沒有搜查證，在這裏亂翻亂找的幹啥呢？」鄭曉洪立馬拿起手機撥打電話。我勸他不要那樣做，不要繼續對大法和法輪功學員犯罪，對好人犯罪就是對自己的懲罰……他根本聽不進，一意孤行。
只一會功夫，我家便來了很多警察，門裏門外，站的站，坐的坐，一撥一撥的進進出出，至少有十幾二十個，我們也沒時間數，只給他們講真相。這些平時只懂得欺壓良善、貪生怕死的警察不敢去破真正的大案要案，反而把修煉法輪功遵循真、善、忍做好人、遵紀守法的人當破獲「大案要案」來對待！
我丈夫看見來的人多了，就起身去臥室藏他的學歷證和二百元「真相幣」，怕被他們搶了，卻被和鄭曉洪一起進門那個警察看見了，被他一把搶奪過去。我丈夫說：「這些錢都是流通的，可以花的。你們要可以，但得以錢換錢，拿錢來換。」
那個警察馬上填了一份甚麼單子給我丈夫看。我丈夫看後問他：「你是紅牌樓派出所的？你們不是說是草堂派出所的嗎？」那個警察說是我丈夫的戶籍警，我丈夫問他是怎麼知道他住在這兒的？那名戶籍警一指鄭曉洪說：「是他給我說的，帶我找到這兒來的。」
中午大約是十二點三十分左右，草堂派出所刑偵警察宋林才拿著所謂的「搜查證」和攝像機等強行所謂「搜查」拍照、全程錄像。我對他們說：十八年來你們對法輪功學員的所作所為都是非法的，都是在迫害，都是在濫用職權犯罪……
那些警察看到佛堂供桌上我們師父的法像、書櫃中擺放的大法書籍、和牆上掛的寫有「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的畫作興奮不已，真以為他們破獲大案要案了。我告訴他們善惡有報是亙古不變的天理，那些被所謂反腐打下來的大貪小貪們其實都是因為手上沾有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血債才落馬的。奉勸他們認清形勢，邪惡只能逞兇一時，卻不能逞兇一世，人做了惡早晚會遭報應，天懲法治清算的。那些警察說：自從我們來了你們就一直在這樣說，前面被抓的那幾個法輪功也是這樣對我們說的，還不是判了幾年……
大約下午三點左右，他們把我和丈夫綁架到了草堂派出所，宋林暴力從我手上搶走了我的一串鑰匙，然後他們才背著我們肆無忌憚的在我家逐屋進行非法抄家，搶走很多私人物品。
二、被非法關押在成都郫縣看守所
當天，我和丈夫一天未吃東西，我丈夫身體不適，只穿了一件運動衣，一條褲子，被強迫綁架出門時胡亂穿了一雙夏天的網鞋，凍得瑟瑟發抖，我一再要求看守人員幫忙買碗稀飯給他，也遭到拒絕，直到晚上很晚了才給他買了塊蛋糕；給我買了塊麵包。深夜，宋林和另二個警察把我和丈夫又綁架到黃田壩所謂的「提訊」，在那裏，我們遭到了有損尊嚴的所謂檢查和侮辱性對待。剛從黃田壩回到派出所又把我和丈夫綁架到成都市西區醫院做所謂的「身體檢查」。
十八日凌晨，宋林和另一名二排以及那名不知名的610人員把我和丈夫綁架到郫縣看守所，在那裏，我們同樣遭到了中共最邪惡的有損尊嚴的脫光衣服的各種「表演」似的「檢查」和侮辱性對待。看守所、拘留所人滿為患到連上廁所都困難，犯罪率高到令人瞠目結舌，中共卻天天大言不慚的在電視上高唱「偉、光、正」，還讓人們尋找甚麼「幸福感」。看守所、拘留所人滿為患到鋪板睡不下時，就得睡不到狹窄而潮濕的連腿都伸不直的地鋪，地鋪從監室門口直擠睡到便池前面。在看守所、拘留所，我都睡過地鋪好幾天。關押在看守所的每一個在押人員每天神經都是緊繃的，每天聽到最多的詞就是「快點」、「快點」、「快點」。中共的看守所、拘留所只是像個存放貨物的倉庫，把人當成關在圈裏的豬一樣的對待管理，蔑視人的尊嚴，根本也從未想過政府有責任義務施以正確的引導。每次提訊、會見律師、過檢回去都得做尊嚴無存的、羞辱性的脫光衣服做各種動作的所謂「檢查」，這是中共國的特色奇葩！
我和丈夫被非法關押在成都郫縣看守所二十多天後，草堂派出所才所謂的再次「提訊」，隔了幾天，我和丈夫的律師也到看守所會見我們了解情況，之後青羊區檢察院到看守所所謂的「過檢」。我們被整整關押三十七天後才被草堂派出所和青羊區公安分局「以監視居住半年」為名放出。
十一月二十四日晚被從看守所放出已是十點過，丈夫就站在我面前我都認不出來了，骨瘦如柴，滿臉皺紋，胡須花白，和三十七天前判若兩人。如果不聽聲音，對面碰上都不知道是誰。出所時，執勤武警拿著單子問我知不知道自己犯了甚麼罪？我說：「我甚麼罪都沒犯，我只是修煉法輪功，信仰真善忍，何罪之有！是他們在犯罪！」宋林和610的都不吭聲。
我和丈夫十一月二十四日晚上十一點多被草堂派出所宋林和那名610人員以及一個開車的警察接回，車到派出所停下，宋林就叫我們回家，我問他：「鑰匙呢？我們的東西呢？」他說東西全拉到雙流去了，我問他鑰匙在你手上，你不給我們鑰匙我們怎麼開門？宋林說「有人給你們開門，鑰匙阿姨拿回去了」。並威脅我們「老實點，再不老實，又弄進去再關幾十天。」我和丈夫既疑惑又無奈，只得到另一位親屬家拿了我們的另外一把鑰匙開門。一進門才知道家裏被強制斷電了，家裏一片狼藉，佛堂、客廳、廚房、冰箱裏儲存的食物、水果、蔬菜全部腐爛壞掉了，發出陣陣的惡臭，蚊蟲飛舞，根本無法住人……
回家後我才知道：我丈夫被關進看守所的第二天就被看守所送到成都市青羊區人民醫院藥物迫害，強迫他吃藥輸液，帶著沉重的腳鐐手銬強迫他做各項折磨人的所謂的「檢查」，強迫他吃的藥都吐了，胃裏翻的很難受，令人非常痛苦，他說他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夠活著出來！在那所醫院，他看到了絕食反迫害已三個多月的同修李忠芳，他說李忠芳整個人都比原來小了一半！我知道前些年被青羊區人民醫院藥物迫害致死的同修就有：黃麗沙、張維華、胡紅躍、顧傳英、沈立之、陳桂君、段世瓊、鄧建萍、趙忠玲、黃敏……不知道他們給他吃了甚麼藥，自從看守所回來後，丈夫就無精打采，每天昏昏嗜睡…到現在身體也沒恢復，令人心憂。
回家後，有知情人告之：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七日那天上午我們居住的小區前後幾道門都停滿了警車，全被堵死了，只是先上樓兩人敲門。由於我們在那裏居住的三年多時間中，他們每次上門騷擾都遭到我們抵制，物管也曾揚言不配合青羊區公安分局的管理登記要對我們斷水斷電……
三、被監視居住、強制搬家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到草堂派出所要我被他們搶劫的私人物品和問他們強制斷電後造成的損失該誰負責，而且我佛堂抽屜裏的現金少了五百塊，有八十塊錢紅旗連鎖帶金券也不見了，問他們誰負責？值班警察讓我星期一去，說宋林、鄭曉洪星期一才上班。
星期一下午我去草堂派出所，值班警察說宋林、鄭曉洪都不在，讓我「明天再來」，我把打印好的明慧網報導他們迫害我們夫妻的消息、以及我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二日寄往兩高順利先後簽收的《刑事控江狀》遞給他們，讓他們了解真相，不要再對大法和法輪功學員犯罪。那些值班的警察一個都不敢接，哄趕推攆我趕緊離開。我回家時途經牧電巷社區警務室見鄭曉洪也不在那兒，就留了一份明慧網報導和《刑事訴江狀》給值班二排，請他轉交鄭曉洪。
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我再去草堂派出所索要被非法搶劫的私人物品、問詢家中被斷電造成的損失由誰負責、以及存放佛堂抽屜的現金不夠數等。那幾個值班警察又讓我第二天去，見我站著不走，他們推趕我離開，我堅持要等到宋林、鄭曉洪來了解決問題，「迫害好人時他們跑那麼快，怎麼解決問題時卻找不到人了！」那幾個值班警察見趕不走我，狂暴的叫囂起來。我們正在爭論時，旁邊的門打開了，宋林急匆匆的走出來，我問他被他們搶去的東西甚麼時候還？他頭也不抬的只說了句「不還」，我問他斷電後家中腐爛變質的水果、蔬菜、儲存食品誰負責處理？他說：「該丟的丟，該扔的扔，你自己把衛生做了不就行了。」我遞給他明慧網報導和《刑事控江狀》，讓他深入了解法輪功真相和當前形勢：信仰無罪，迫害有罪，辦案終身責任制為濫用職權者量身訂做。卻被宋林一把抓了揉成團扔在地上，讓我去「兩高」告他，急匆匆又上樓去了。聽我們律師說：他們此前到派出所了解我們被綁架搶劫抄家關押的情況，遭到草堂派出所警察們的威脅恐嚇，要把律師銬起來。
那幾個值班警察對著我兇神惡煞的叫嚷：「先喊你走你不走，現在你想走也走不了了，把她弄進去！」過來兩個年輕警察抓住我把我推進了留置室外的院壩並關上外面的雙扇大鐵門。
過了一陣，才見鄭曉洪從外面進來，見我就說：「易文君，你可以哦，還敢到處發資料！」我說：「你們迫害法輪功是有罪的，發資料是讓你了解清楚真相，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以後再不要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了，是為你們好。」鄭曉洪咆哮說：「你必須給我搬家！」然後拿出手機撥打我房東何先生電話，逼迫我房東何先生必須立即到派出所來終止租房合同。逼迫我們第二天必須搬走，並且蠻橫地不准我們在青羊區範圍內租房，而且綁架抄家時就搶走了我們夫妻的身份證也不退還，叫囂第二天到我家看如還沒搬就把東西全扔出去。
那天我從草堂派出所回到家已是晚上六點多了。家中電腦、手機全被他們搶劫光了，根本沒有條件辦法查詢網上的租房信息，只能挨家去找房屋中介。
第二天早上六點過我就出去找房，丈夫留在家裏收拾東西。上午十一點過丈夫打電話說鄭曉洪帶著一幫人在門外耍流氓砸門，我丈夫不給開門，他們揚言要撬門鎖，我丈夫說：「今天你們要是敢撬鎖進門，先考慮清楚將是甚麼後果」，他們在門外囂張的砸門，威脅恐嚇了很久才離去。
四、再次被非法關押
十一月三十日上午，我丈夫因為身體被迫害的很虛弱準備回重慶老家調養身體，我在家收拾東西，等著搬家公司的人上門搬運東西。我由於頭天晚上清理收拾東西一夜未睡身體已經非常疲憊，上午十一點過聽見門鈴響，我門一開闖進兩個警察，後面跟著態度囂張的社區警察鄭曉洪。
鄭曉洪一進門就大聲喝問我：「你昨天到哪兒去了？」看見我丈夫不在，又問「丁中斌到哪兒去了？」我說：「腳長在他身上愛去哪兒去哪兒，你不覺得管寬了累嗎？要知道善惡有報啊！」鄭曉洪說：「你們現在還是監視居住。」我問他：「你們不是濫用職權逼迫房東中止租房合同逼迫我們走了嗎？你們監視甚麼呢？別自欺欺人了。」鄭曉洪讓我跟他走，我說：「去哪兒？你又耍甚麼花招？沒看見我正收拾東西搬家很忙嗎？」他說：「到派出所一趟，二十分鐘就回來了」，不由分說，讓兩個警察一邊一個抓著我又把我綁架到了草堂派出所，關進留置室。
我在留置室一呆就是好幾個小時，又睏又累又渴又餓，因為昨天忙著找房子，一直沒時間吃東西，晚上回家又忙著收拾東西一晚上沒休息。
直到下午兩三點左右，他們又從我身上搶走了唯一的一把單鑰匙，然後又把我綁架到黃田壩所謂的再次「提訊」。我要求警察開車繞到不遠處我家拿件外套，因為我在家做事身上穿的很單薄，又幾頓沒顧上吃飯了，要拿錢買點食物和水也遭拒絕。「辦案」的刑偵警察宋全敏把他的水遞給我喝。到了黃田壩，重複前次的侮辱性檢查，所謂的「提訊」內容是因我給監視我們的叫秦質兵的小區車棚保安發了份明慧報導和《刑事控江狀》以及給鄭曉洪和宋林的相同內容的資料是哪來的，《刑事控江狀》是在哪寄的，兩高有沒有簽收等。
直到從黃田壩「提完訊」回草堂派出所，宋全敏才給我買了個麵包吃。當天晚上把我綁架在派出所的留置室。在派出所關押二十四小時後他們強行把我拽到派出所隔壁醫院尿檢，又把我綁架到郫縣拘留所關押迫害十天。宋林說是「湊人數」。自始至終我未簽一字，都是他們簽的。出所前一天，拘留所警察遞給我的幾頁單子中簽字拘留我的人名有：宋林、宋全敏、童鶴。在拘留所被非法關押時，有從看守所轉到拘留所的人告訴我：她在看守所關押時監室裏就有一名六十多歲的老年法輪功學員，已經在那裏關了兩年多了；另一名二零一七年四月份才從成都龍泉女子監獄回家的人告訴大家說：龍泉女子監獄對那些煉法輪功的那真的是整得太狠了，看見她們煉功就拉到樓上沒有窗戶的黑房間裏打，經常聽到她們被打的慘叫聲傳出來，春秋冬冷的時候還用盆子大盆大盆的往她們身上潑涼水，每天除了繁重的勞動任務還要逼迫她們「加強學習」，還要加強加強再加強，逼迫他們「轉化」，不「轉化」就往死裏整。說那些人文化比我高多了，都是些博士生、研究生、導師之類的，說她們被整得太慘了！最近被成都市龍泉女子監獄迫害死的就有嚴紅梅、胡霞。
拘留期滿後，丈夫接我回了新家。十一月三十日，我丈夫半路折回見叩門無人應，又不知甚麼情況，輾轉找到另一親屬才拿到剩下的最後一把鑰匙開了門，鄭曉洪等一夥惡人氣勢洶洶的想攔截綁架他沒有得逞，我丈夫估計我可能又被他們綁架了，只得拖著虛弱的身體獨自張羅著搬家。搬家當天鄭曉洪等人氣勢洶洶的還出動了110等實施威脅恐嚇想要攔截綁架他……
回家後我查看我平時背的包，我丈夫說他沒動過包裏的東西，錢包裏的現金又少了五百元左右，抄寫紙上放好的鄭曉洪電話號碼和草堂派出所警察名字、警號等也找不到了。我們十一月二十四日從看守所回家後，由於已經被他們搶劫抄家了，就沒想過要換大門鑰匙，想看看這幫人拿著我們的鑰匙還想幹甚麼！有幾次，當我們夫妻都出門回家後，發現我故意存放敏感東西的位置有翻動痕跡。估計十一月三十號把我綁架走之後他們又派人進去查找過，並順手牽羊拿了些東西走。
回家後，訂畫的客戶輾轉我親屬找到我，問我怎麼被他們弄進去了？草堂派出所打電話給他，問他有沒有接到過我們發的真相資料……也就是說，草堂派出所拿著從我家搶劫的電話簿、手機通訊錄挨個打電話問詢，為構陷我們找「罪名」。
無論是在看守所、還是拘留所，我都堂堂正正的證實了大法，讓那裏的眾生看清了中共的邪惡本質和法輪功學員的善良與慈悲。那些在押人員都非常尊敬佩服法輪功學員，有的曾接到過法輪功學員發放的真相傳單、語音電話，有的在香港、澳門、台灣、國外看到過法輪功學員震撼的遊行隊伍……並有五十多人退出了中共的邪惡組織，表示今後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其餘甚麼都沒入過的人都認同「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五、以前遭受的部份迫害
那個叫鄭曉洪的警察二零零五年六月九日曾參與對我綁架抄家，那次因一位馬來西亞籍華人女士在我畫廊買了幅畫，問我要名片時我把桌上正在看的一本書《九評共產黨》一併送給了她，她過海關時被查出，李春城命草堂派出所嚴辦重辦。被綁架抄家的頭一天鄭曉洪去騙我母親開門說是查煤氣的，那次被綁架抄家導致我年邁的老母受到驚嚇大病一場！
二零零八年四月下旬的一個晚上，我們當時租住在牧電巷七號院，鄭曉洪和另一個警察也是上門騷擾，要求身份證登記，還問「你們那個在畫畫？」等他們走後，丈夫執意要立即搬家，而我們畫畫的畫案桌子、書籍、紙墨筆硯等雜物東西又很多，我那時懷著四～五個月的身孕，在那次匆匆躲避迫害中不幸流產。雖然不是鄭曉洪的直接責任，但由於中共江澤民流氓集團對法輪功學員的不講法律、毫無人性殘酷迫害，才使我們到處躲避，導致兩次流產，沒有自己的孩子。
二零一五年四月底，中共兩高宣稱改革案件受理制度「有案必立，有訴必理」，為維護法律的尊嚴和自己的合法權利，我和丈夫都先後向兩高實名起訴控告了迫害元凶江澤民。當年八月份我丈夫已經在成都草堂北路郵政廳交費辦妥的兩封寄往北京兩高的控告狀卻遲遲沒收到回執，網上查看也無動態，我丈夫就到郵政廳查詢郵件去向，得到郵政廳人員的答覆是：「被青羊區鄭警官拿走了」，然後給了我丈夫一個姓鄭的電話號碼。我們拿這個號碼查詢到機主並不姓鄭，而是另一個女姓的名字，我曾電話詢問青羊區公安分局攔截訴江狀的鄭姓警官叫甚麼名字卻遭到拒絕。後來我採用加微信的方式才查到鄭警官就是鄭曉洪。我打電話問他為甚麼要攔截我們的合法郵件？告訴他我們是依法控告，是合法的，而且控告狀是已付費辦妥寄往兩高的，告訴他的行為是違法的，是在濫用職權犯罪，他在電話中狂妄的叫囂「你告我嘛」。這是公然的藐視、無視法律法規的存在。從那時起，我們在那裏居住的這兩年多時間中，草堂派出所經常上門砸門騷擾，想確認我們的身份，都遭到我們不配合的拒絕。
在江澤民發動的這場對法輪功十八年慘無人道的殘酷迫害中，鄭曉洪一直積極追隨江氏流氓集團參與迫害本轄區內法輪功學員，抓人、審訊、上門威脅、恐嚇、騷擾那兒都有他，手上沾滿了法輪功學員的血債。我知道轄區內法輪功學員本著慈悲救度的善心曾多次找他講過真相，換來的卻是威脅、恐嚇和騷擾迫害。我們在牧電巷、牧電路先後居住的這幾年時間中，經常看到鄭曉洪管理的牧電巷草堂社區派出所的所謂警察們暴力「執法」的事件：收繳、追趕、推搡打罵那些年老體弱挑擔擺攤求生的菜販、小商販等，可謂態度惡劣，蠻橫粗暴，覺得他們太可憐了：不修善德只知作惡，把珍貴的福德都轉換給被他們欺負的人了。
二零一六年大約是五～六月份，我家親戚到我家只一頓飯工夫，下樓就不見了停在樓下的電動車。而我們居住的小區和草堂社區派出所僅一牆之隔卻還經常出現東西被盜的情況。
十八年來，中共傾舉國之力製造的所有謊言毒害、打壓迫害是不得人心的，令人唾棄的。這場持續十八年的人權迫害也到了該結束的時候了。
希望所有還在參與迫害的警察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來，徹底擺脫江澤民流氓集團與中共邪教的魔爪，不要成為江澤民迫害善良好人的幫兇，及時懸崖勒馬，停止迫害，避免在未來法制昌明、回歸正義的下一步成為迫害人民的罪犯。老天爺也不會放過任何一個人的惡行。
草堂派出所社區警察鄭曉洪：電話：189808060601 17302890320
成都紅牌樓派出所社區警察（戶籍警）劉宇豪。電話：13981866630；8702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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