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勞蒼生念，不以黃屋尊」
他進士及第，其風度文章為當世之楷模，時人譽為「九齡風度」或「曲江風度」。其風度不僅在於為人「耿直溫雅、風儀甚整」（《舊唐書》）的才華與儀表，更在於其心繫百姓、正義敢言的品格和節操。唐玄宗朝政時，看到張九齡總是「風威秀整」、直言進諫，以致後來每當有人向他舉薦人才時，他總要問「風度得如九齡否？」（《新唐書》）
開元元年，擔任左拾遺的張九齡就上書宰相姚崇，提出了「遠諂躁、進純厚」的用人重德的原則，堅持任官以「德望」為先，反對結黨營私、假權於人、賣官鬻爵等不正風氣。他說：「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遠」。姚崇復書嘉納其言，「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在吏部舉行科舉考試選拔人才的時候，張九齡經常被邀參加對考生等級的評定工作，由於他公平允當，取捨認真，得到朝廷內外的好評。
開元四年，張九齡上書唐玄宗請行郊祀之禮敬天，又言：「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上書指出：若失德失政，上天就會顯示災異以警告，如表現為水旱災害等；天道至高，但其報應的卻很近。過去東海錯殺了孝婦，以致天旱很久。一個官吏不明察，一個人受冤而死，天還要昭明她的冤屈。而縣令刺史是與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應該是親近百姓的人。若所用非人，那水旱災禍之由來，豈只是因冤枉一婦人而起呢？他深知地方官接近黎民百姓，賢能與否對民眾關係至大，提出「在官當先為國，理人各揚其職，不當冒榮幹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遙，行之則是。」
宰相張說很欣賞張九齡的文章，稱他文才出眾，其文「有如輕縑素練」，能「濟時適用」，提拔他為中書舍人內供奉，後至中書舍人。但張九齡對張說從不隨聲附和，秉公持正，對其一些斷然行事多有勸說。如張說奉旨籌備封泰山盛典，因封禪之後有進階行賞之事，他在隨行人員中多安排其所親近之人，令張九齡草擬詔書時，張九齡立即勸諫：「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次焉。」提醒張說要選那些「清流高品」之人，提出在詔命未正式公布之前更改還來得及。張說沒有聽從，事後果然招致怨聲一片，因授爵不公而被罷相貶官。
開元十七年千秋節（唐玄宗生辰慶典），大臣們有的進獻奇珍異寶，更多的按當時風尚皆以寶鏡進獻。惟張九齡進《千秋金鏡錄》五卷，具陳前古興衰經驗及教訓，希望皇帝以人為鑑，洞察吉凶，指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淋漓盡致地展示了其「彰善懲惡，見義不回」的「曲江風度」。該書引經據典，內容包括敬天、親賢、遠佞、勤民、修身等十章，以古論今講時弊所在，並指出如何改變應對。言「明鏡所以鑑形者也，有妍蚩剛見之於外；往事所以鑑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於內」，提出人們往往重視借鑑明鏡，不重視借鑑歷史，人應以史為鑑，來檢查、反省自己，以存善去惡，成為至人。唐玄宗對此予以頒詔嘉獎。
開元二十一年，張九齡任職宰相，倡導仁政，推行教化。他在奉和唐玄宗的詩中說：「每勞蒼生念，不以黃屋尊。興化俟群辟，擇賢守列藩。」在為國家起草的詔書中說：「言念蒼生，必必遍於天下」「以誠告示，其或知歸。何必用威然後致理？先務仁恕寧不懷之？」他深明教化的特殊社會功能，說「道者眾妙之門，而心者萬事之統」。他提倡少用刑獄，認真依法辦案，不徇私心，說「獄訟所寄，人命是懸……自今以後，天下繫囚等，應申覆知證。在遠而就中稍重者，不得過十日，次不得過五日；其餘輕科量宜決遣，不得因此復加楚毒。」其「累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又能面決是非，口成案牘，均得其平。設置十道採訪使，掌監察州、縣官吏，舉善懲惡，廣開言路。
他關注民生，保民育人，重視農桑，反對黷武：「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今甘澤以時，農桑為重……」為國家起草《籍田制》，從皇帝至朝廷百官都要在春耕季節參加藉田勞動，以「重農桑，輕賦稅」。他自己親自兼任河南開稻田使，在中原地區推廣南方的水稻種植技術，大興農田水利。主持開鑿了大庾嶺新路，溝通了南北交通且造福後人。因大力發展農業，唐朝在開元末和天寶初，國家財力和百姓福祉達到了開國以來的高峰。西京長安、東都洛陽的米一石價值不到兩百文錢，布帛價格也很低廉，海內安富。
張九齡有著鑑人之識，善於識別忠奸，說「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李林甫不學無術，卻又妒賢嫉能，擅於阿諛奉承，欺上瞞下，陷害好人，時人謂之「口蜜腹劍」。李林甫欲任宰相，張九齡上書反對：「宰相係國家安危，李林甫非社稷之臣，像他這樣寡德少才之人當宰相，我擔心今後國家會因此而遭殃。」後來李林甫果然成為歷史上有名的奸相。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多次擊敗契丹，唐玄宗要封他為相，張九齡諫阻：「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以官賞功，終有無官可賞之日。」唐玄宗採納了其意見。張九齡反對輕授名器，主張官以任能，爵以賞功，財物以獎勞績，絲毫不能混淆，要嚴格堅持用人標準。
安祿山以范陽偏校之職入朝奏事，驕橫之聲溢於言表，張九齡見後對侍中裴光庭說：「此人將來一定會禍亂幽州。」並勸諫唐玄宗加以提防，後來果然安史亂起。奸相楊國忠專權誤國，奢侈無度，起用奸佞之人，他們「以奸媚之法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鏤為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彩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避暑」，朝中文武多爭相趨附，「惟張九齡不受此惠」。張九齡曾對人說去投靠楊國忠的人，不僅禍國，也必害己，其實離禍不遠了。果然，後來由於安史之亂，楊國忠被士兵殺死，凡是依附他的人都受到了牽連，身敗名裂者不計其數。
張九齡在《上封事書》指出選官重德的重要性：「此皆興衰之大端焉」。認為凡是輕薄失節的人，無論有才與否，一概加以抑制。強調只要是「賢能」，有「聲實」，就可以越級提拔。在「開元之治」中，他推薦任用的賢才有：嚴挺之、王維、孟浩然、袁仁敬、皇甫冉、盧像、包融、李泌、周子諒等，這些人都是稱善一時的人物，他們皆以道義相交，光明正大，始終不渝。如王維在《獻始興公》詩中稱讚張九齡：「所不賣公器，動為蒼生謀。」稱他身為宰相，用人唯賢，不結黨營私，對於國家的官爵，不徇私出賣；其所作所為無不以國家利益為重，無不為百姓著想。《新唐書》稱其「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他多次上書李林甫、楊國忠等人的種種劣跡，遭其排擠和誹謗，被貶為荊州長史。
在荊州，他寫了《感遇十二首》，詩中有：「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稱讚蘭桂的芳潔品質、欣欣向榮的生命力，其美好完全出於自然天性，而並非為了求得人們的賞識，表達了自己堅守正道、不與奸佞同流合污的決心。他還寫道：「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他謫居之地正是橘之產區，於是借丹橘喻己貞操，丹橘葉茂枝繁、經冬不凋四季常青，難道是因為那裏地氣和暖？而是因其自有凌寒傲霜的本性！後人讚他「清節不染於濁流」。他在《望月懷遠》中寫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千古流傳，道出了天下人們共同的心聲，在海天遼闊的背景中，明月下人們彼此思念祝福、天涯共相望，一個「共此時」展現出一種高遠深融的氣象，體現出盛唐一代賢相坦蕩博大的胸懷。
（資料來源《舊唐書》《新唐書》《曲江集》《資治通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