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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遭綁架 家庭離散 河北省蔚縣耿玉林控告江澤民
現年五十一歲的耿玉林，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向最高檢察院控告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責。以下是耿玉林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的事實。
一九九九年前，我生活在病魔之中，痛苦不堪，病魔折磨得我經常打孩子、罵丈夫，脾氣暴躁、全身是病經常感冒、左半面腦子整日像過飛機、拉電鋸似的響個不停；患有橫結腸脹氣、低血壓，經常昏倒在廁所道上；回家連炕也上不去，得丈夫抱到炕上；地裏的活幹不了，常年吃藥，欠了村裏幾家的藥費還不上。因為沒錢更別妄想去大醫院看病了。一九九八年有人見我這麼痛苦，就向我介紹法輪功，我不相信，沒錢還堅持醫治。病痛折磨得我沒個人樣。一九九九年春，村裏來了一個煉法輪功的人在向別人介紹《轉法輪》這本書。我看《轉法輪》後，懂得了人生的意義，當人是為了返本歸真，是當好人修真善忍，做更好的人，不知不覺中我的病沒了，身體一身輕，慢慢下地也能幹活了，也不發脾氣了，再也不打兒子了。從此我的家庭和睦了。
我感激我的師父使我重生，我感激大法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義！
遭敲詐勒索 酷刑折磨
第一次遭綁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功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我出門去搞藥材冬花。當地鄉幹部也看到了我買的冬花，卻指著我說：知道你去搞藥材，知道你沒去北京，你吃菜我們也得喝湯。於是在我還沒趕回家之前，把我的丈夫閆志新押到陳家窪鄉政府，索要五千元錢，說如果你妻子去了北京這錢就扣了，如果沒去北京就把錢當押金還給你。我丈夫被關押了一夜，第二天他們又向我丈夫敲詐錢。家裏哪兒有這麼多錢呀，好幾個人押著我的丈夫到下元皂村向鄉親們借錢，跑了大半個村，挨家挨戶借，連小孩壓歲錢都湊上了。我趕回家後，我丈夫叫我向鄉政府討押金，當時鄉政府政法委書記姚玉智不但不還給我押金，還惡狠狠地說：摘了帽子碰天去，法輪功想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我就想找個地方說說理，因押金沒還，我賣了兩百多斤玉米籽共七十多元，就去北京想討個公道。我沒錯，法輪功也沒錯。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日，我去了北京上訪，結果被前門派出所警察綁架，我還沒到家，陳家窪鄉政府人員騙我兒子（當時才十三歲）開門抄了我的家，我公公去阻擋，他們就打老人的頭部，抄走了家中三輪車、自行車、電視機、影碟機，還有我的身份證等。圍觀村民紛紛說：這哪是政府，就是土匪。 我公公連氣帶嚇病了，於二零零一年冬去世了。
我被前門派出所押回蔚縣陳家窪鄉派出所，紀檢委書記張懷下令說：是人就沒有不怕打的，給我狠狠的打！當夜兩、三點鐘警察李慶龍跟一個雇來的村民小名叫根子的人，開始對我進行殘酷的人身迫害：將我雙手銬在床頭上，用竹板不停地打手，直打到雙手變成紫色，腫得像兩個大麵包，我不停地喊：「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他們氣急敗壞，用電棍電擊我的嘴、腋窩、後背等敏感部位，只聽見啪啪響，我昏過去了，他們又用冷水潑醒我，繼續電，直到電棍沒了電，接著用「癢癢撓」撓我的腳心，這樣折磨我長達兩天兩夜，我被打得死去活來。後又把我押到鄉政府繼續關押，兩手各銬一個銬子。在鄉政府同一室裏還有三個被抓來的村民，鄉政府人說：鄉政府讓他們交出房產證做抵押，保證不進京上訪。更惡毒的是讓這三村民來迫害我，我看出他們的陰謀，及時向三村民講清真相，使他們轉變了態度。鄉政府人員又唆使一黨員誣陷我，說我要用手銬砸死她。我告訴她：我是修善做好人才被抓來的，我也有兒女，怎麼會害你呢？你千萬別聽信他們的指使，回家去吧。她就再也沒來。後又派五個人二十四小時全天監管我。農忙了，家裏孩子沒人管，地裏的活沒人幹，我丈夫又當爹又當娘帶著一雙兒女還要種地，忙不過來，多次向政府要人，他們說：讓你妻子寫保證，我們就放人。隨後他們施壓，紀檢委書記張懷讓我在他們事先寫好的東西上簽名，還強迫我念他們寫好的污衊文章並錄像去毒害別人。我痛不欲生，我對不起師父，對不起大法了。其實他們並不想放我，五個多月過去了，一天上廁所趁無人我就跑了，從此我流離失所，有家不能歸，有兒女不能管。
被迫害致命懸一線
第二次遭綁架：
二零零一年元旦，第二次進京證實大法，我在天安門前大聲喊「法輪大法好」，立即又被天安門派出所綁架，關押一夜，次日押送到蔚縣看守所。因反抗對我的迫害，我開始絕食，在絕食期間，看守所警察指使犯人對我強行灌食，把我銬在死人床上，身體撐成「大」字形，四肢分別銬在床板上，用鋼鐵製作的專用工具敲壞口腔、牙齒敲松，捏住鼻子向嘴裏灌濃度很高的鹹玉米糊糊，我幾乎被灌得窒息。又有時將我的雙手背銬按在地上，抓住我頭髮，腳踩著肚子，灌進的食物又被壓迫從嘴裏噴出來，再灌再噴，這樣反覆折磨，每次由四五個犯人，把我弄沒人地方進行迫害，長達近一個月。
我命在旦夕時，蔚縣看守所怕出人命擔責任，把我送回陳家窪鄉政府，鄉政府也怕擔責任拒收，無奈的情況下，把我送回我村下元皂村委會幾日，村委會一看人已脫相，一百多斤好好的大活人給整的只有五、六十斤，村民眾說紛紜，把鄉幹部圍了起來，他們見狀不妙於半夜把我送回家，當時我家沒人，丈夫出門，只有公公和小叔子家有人，他們就用欺騙的方法半夜把我公公叫醒，開門，一窩蜂把我放到炕上就跑了。
有一村幹部借大喇叭廣播：咱村出人命了！這時鄉親們不平了，把我抬出來去鄉政府評理，鄉政府的汽車還沒走，我很清醒，告訴大家：把我放到汽車底下，讓他們從我身上碾過去。鄉親不忍心，把我放到汽車頂上。鄉政府幹部嚇唬鄉親，叫抬我的人簽名。我立刻告訴鄉親們都簽我的名，我大聲喊：迫害良善、包庇邪惡、天理不容，他們見狀不妙又把我抬回村委會辦公室，放在辦公桌上溜了。
第二天縣裏來人見狀和我談判，我只要提出條件都答應，當時我想我是修煉人，要求經濟賠償他們也會從鄉親們身上刮，我就說：把我的私人財產歸還我就行。他們把抄家抄走的東西還給了我。鄉親都說太便宜他們了，他們又找個替罪羊把村書記撤職，草草收場。
幾次被囚洗腦班、送勞教
第三次至第八次被遭綁架：
二零零一年秋季，我因煉功身體恢復很快，一天我在家裏幹活突然陳家窪政府官員闖入我家，不出示證件，又把我抓走，強送蔚縣公安局洗腦班進行迫害，打我罵我、踹我、搧耳光，我絕食反抗，實在「轉化」不了我就讓我回去了。
二零零一年冬季，有一天的半夜，趁我丈夫不在家三更把我從家綁架到陳家窪鄉派出所，第二天，把我送到高陽勞教所，關押一夜，次日體檢肝炎晚期大三陽。勞教所拒收，他們不甘心又把我送到縣公安局洗腦班繼續迫害，半夜我越牆逃走，再次流離失所。
我於二零零二年再次進京正法，又被前門派出所綁架，再次絕食抗議，再次對我進行野蠻迫害，電棍電擊等手段，他們一看不「轉化」又不報名，就釋放了。
二零零三年秋天，我再次去天安門正法，被前門派出所警察綁架，又遭一輪殘酷迫害，因我太弱了，他們怕擔責任，又把我送回蔚縣洗腦班，蔚縣洗腦班見我不「轉化」，怕擔責任連忙送縣醫院，他們就溜了。
二零零四年冬天半夜，警察趁我丈夫不在家（跑車幾天在外）闖進我家裏，我正熟睡，突然驚醒，站了一屋子人嚇得我女兒哇哇大哭，他們從被窩裏往外拽我，我不配合，他們找來幾個婦女，強行給我穿衣服，天快亮了，強行把我帶到陳家窪鄉派出所，準備再次把我送到高陽勞教所迫害。在那呆了一宿，勞教所要醫生證明，一看還是肝炎晚期大三陽，拒收。警察無奈又把我送回家。
二零零七年九月底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地裏幹活，我被西合營鎮政府官員騙到政府後，又被綁架到張家口市橋東區法制學校強行洗腦半年，酷刑是：用手銬單銬手、單腳點地、銬到門頭上吊著，不給吃飯、不給喝水、不許睡覺，上眼皮只要碰到下眼皮就用木棍撐開，拳打腳踢打耳光、電擊。十二個人輪班折磨。真是人間地獄。
政府施壓 丈夫被迫離婚
二零零零年被警察抄家後，我的身份證到二零一零年更換二代才補上，在這期間，出門坐車受阻，租房、找工作等都受到阻礙，流離失所造成的損失痛苦，永遠也說不完。
鄉政府人員幾次對我丈夫施壓，他終於承受不住了，限制我的言論自由，對我經濟控制，我向鄉政府提出口頭控訴，由於你們對我的迫害，我的家維持不了了，你們五次對我丈夫施壓逼迫和我離婚。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一日，我丈夫在中共迫害的巨大壓力下和我離婚，孩子哭喊要媽媽，這樣一個好好的家庭被拆散了。
二零一五年四月，我向我戶籍所在地利台莊村開無住房證明，村書記魏義就是不給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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