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懷真善忍的成長之路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我十歲，小學三年級。一天傍晚放學後，我隨母親去大法煉功點給親戚送東西，正巧趕上煉功點在播放師父的講法錄像，出於禮貌，我和母親不好意思打擾，便在親戚的示意下坐下來靜靜等候。我聽到師父講「鋪開講，法很大。到了極高點上去講，那就很簡單了，因為法就像金字塔形的。到了極高層次上用三個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真、善、忍，顯現到各個層次就極複雜了。」[1]我坐在那兒越聽越想聽，閉上眼睛眼前就會浮現出一幅景象：湛藍的天空，兩尊打坐的佛像，三扇敞開的天門（準確的說是門框，沒有門），我感覺很美好，也覺的很神奇，並把感受分享給了母親，於是，接下來的幾天我都跟隨母親一起到煉功點觀看師父的講法錄像。就這樣我和母親幸運的得法了。
我十三歲，小學六年級，突如其來的造假新聞鋪天蓋地。臨近畢業的前幾天，小學班主任把我叫到她的家掩門長談，讓我放棄修煉法輪功。她的理由簡單而霸道：「我相信你說的（大法好），但這是政治問題，政府不許煉了，你還小，不懂，以後就不要煉了。」是啊，那時的我還小，不懂「政治」是甚麼，不懂政府為甚麼不讓人信「真、善、忍」，不懂為甚麼我們都必須聽政府的，甚至連「政府」是甚麼都還搞不清楚，我只知道「真、善、忍」好，按「真、善、忍」做沒有錯。我就要一直信下去。
二零一一年七月，我二十五歲，碩士畢業了。我是一名師範生，那幾年畢業生想進中小學做老師很難，想進高校任教更難，除了對自身「硬件」的要求外，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有錢、有人、入黨」。這三樣於我都不沾邊兒。幸好，我自身的「硬件」還不錯，因為我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做事，大學期間我拿到了所有為本專業學生設置的「獎勵」：綜合排名專業第一，省市級優秀，各種獎學金，因為我按照真善忍標準做人，得到了身邊很多人的認可與支持：投票選舉全票通過，碩士學位提前一年拿到，最後我的導師極力推薦我留校任教。就這樣，我在沒找人、沒花錢、沒入黨的情況下，順利留校工作了。畢業當天就上崗，成了老師們的同事，同學們的老師。
記得我去校人事處簽就業協議那天，剛踏進人事處的門，包裏的手機突然自動播放出音樂，是樂曲「得度」。我知道，是師父在鼓勵我，是大法「真善忍」給了我這一切。
二零一二年八月，我因家庭原因換工作到了一所專科大學。第二年根據單位領導安排開始教授職業培訓課。剛開課時，身邊同事善意的提醒我說：「聽說你教××課了？你知道這門課有多難嗎？我上學的時候都學不懂（同事是國內某名牌大學畢業的），別說這些高考才考二百多分的孩子了，你膽子真大啊！」教研室主任對我說：「咱們這門課比較難，通過率在百分之五十左右，你剛過來，達不到也沒關係，不低於百分之三十就可以了。」我沒有想「通過率」，只知道自己是修煉人，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做一個好人，對工作負責、對學生負責。
我按照真善忍的標準與學生真誠相處、坦誠相待，站在他們的立場和角度考慮問題，課下時間，我利用網絡在線給他們答疑，無論多晚只要他在學，有問題，我聽到留言提示都會給他們一一解答。我沒有因為他們入學成績低，就否定他們，我會盡力把大法的美好傳遞給他們。由於是物理學相關專業，課堂上，我就結合專業知識給他們講真相，給他們講相對論告訴他們神的存在；講物質不滅時告訴他們不能隨意發誓承諾；講電磁波引出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實的；通過板書漢字跟他們講傳統文化……學生們都非常願意與我交流，很喜歡聽我的課，有時我正講著，下面就會有同學大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此起彼伏。
我帶的班級接連創造「奇蹟」，連續多次通過率100%，最高成績達到97分。主管單位領導對於這些成績倍感驚訝，打電話到學校詢問這麼大的「反轉」是怎麼回事。一些同事私下詢問學生我是怎麼教他們的，學生們就打趣的回覆說：「因為我們老師授業、解惑，還傳『道』！」 一個生命，當他認知到「真、善、忍」並以此指導自己的行為時，他必定有所成。作為學生，我上學的時候如是，我的學生亦如是。
二零一七年，我三十一歲，是我得法的第二十一個年頭，此時的我已經從一個十歲的孩童成為了一個四歲孩子的母親，從一個年少懵懂的小學生變成了桃李天下的大學講師，從一個天真無邪的大法小弟子成長為一個坦蕩前行的正法時期大法徒。二十年，對我來說，時間改變了很多東西，然而，貫穿始終的是心底那份對「真、善、忍」的堅持與守護！回顧成長之路，想起師父《洪吟》中的<圓明>：
修己利與民
大法不離心
它年定超人
感恩師尊慈悲苦度！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