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記載:「(趙)抃長厚清修,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人問之,公曰:『吾自少來,晝有所為,夜必拜告於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他說從年輕時起就這樣做了,自己白天所做的事情,每夜一定恭敬地拜告上天,若是不敢稟告的事情,他就一定不敢去做。人們稱他是一位表裏如一的真君子。
趙抃初來虔州(江西贛州)任知州,時虔州大旱,樹葉枯黃,田地乾裂,貢江數月無雨近涸,沿江碼頭舟船阻塞無數,盡皆涸困於淺灘。趙抃於是親率衙門文武官員赴水東嘉濟廟祈雨,虔誠向上蒼祈禱,當夜果然降下瓢潑大雨。貢江、章江、贛江三水一日「清漲七八尺」,虔州數月之旱頓然釋之,百姓們為趙抃建生祠以示紀念。趙抃體恤百姓,簡易為政,重視文教,與虔州通判周敦頤共同創辦了清溪書院等院校,並親自執教,當地民風漸趨淳樸。使當時難於治理的虔州出現了「屬民自耕其田、自得其樂」「歲豐無盜、獄冷無冤」的社會清明景象和繁榮時期。
趙抃在虔州任職時,看到當時在嶺外做官的一些人,有的因受不慣瘴氣而死,多無法歸葬故鄉,其家小也不能夠返家。他就打造了上百艘船,發公文告知各郡說:「各處有做官的人家,有在任上去世不能歸葬故鄉、其家小不能夠返家的,都由我來幫助辦理。」於是求助者絡繹不絕,趙抃都給他們一艘船,並提供他們路費。
熙寧年間,吳越一帶發生嚴重旱災。趙抃知任越州,雖未立見飢荒,他已妥善安排救災部署,環環緊扣,周到周全。在救災期間,主持賑濟,早晚操勞,從未稍微懈怠,事無巨細,親自處理,把災荒的災害減到最低程度,使「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葬」。「是時旱疫,他郡民死者殆半,獨抃所撫循,無失所。」當時因旱災與流行病,其他郡的民眾死亡者大概有一半,只有趙抃所救災的地區,沒有流離失所的情形。對此,曾鞏寫有《越州趙公救災記》,稱讚他:「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
趙抃曾五次入蜀任職。他首次出任時,看到「蜀地遠民弱,吏恣為不法」,就「禁吏為奸」,防止屬下胡作非為。他以身作則,並到各地巡查,安撫百姓。「其為政,善因俗施設」,他因民眾的需要而設立這些政策,「以寬為治,蜀人安之」,風氣為之一變,沒有人敢作惡,蜀地州郡安然無事。他「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重視教育,建書院辦學校,親臨授課,寫下勸學詩篇,如他在《勸學示江原諸生》中寫道:「古人名教在詩書,淺俗頹風好力扶。口誦聖賢皆進士,身為仁義始真儒。」其為學、為人、為官的主張盡在詩中。宋英宗嘉許他說,「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
趙抃每次赴任時,行裝十分簡單,隨身攜帶的東西僅有一張琴和一隻鶴。古琴放在一隻布袋裏,白鶴放在一隻竹簍裏,分兩邊馱在一匹馬上,其他就是兩袖清風。趙抃也以「一琴一鶴」的清廉名垂青史,「一琴一鶴」後來也成為形容廉吏的成語留傳下來。在中國傳統的語境裏,琴比高雅,鶴喻高潔,蘇軾稱讚趙抃「清獻先生無一錢,故應琴鶴是家傳。」宋神宗即位後,對趙抃讚賞說:「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趙抃最後一次出任成都太守時,「蜀人既聞公來,男呼於道,女歡於灶。吏民歡呼,唯恐其去」「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猶古遺愛」。
趙抃後任天章閣待制。原先朝廷下令招募鄉兵,過了期限也未能完成招募,主管的官員被判罪的有八百多人。朝廷下詔讓趙抃督辦,趙抃上奏說:「黃河以北地區連年豐收,所以應徵的人少。請求寬限治罪,等待農閒的時候再行招募。」獲罪的官員們都被免罪,而招募鄉兵的事不久也就完成了。
趙抃任殿中御史時,為人耿介,敢於直言,「彈劾不避權幸,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又稱為『鐵面春風』」。他曾上疏曰:「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他認為:「小人即使犯了小小的過失,也應當盡力遏制阻絕他;君子不幸有所貽誤,也應當保全愛惜,以成就他的德行。」宰相韓琦稱讚他為「世人標表」。
中國傳統文化非常注重修身,趙抃入蜀經過青白江時曾詠志說:「吾志如此江清白,雖萬類混淆其中,不少(稍)濁也。」他躬行聖賢之道,每日將所做之事恭敬地拜告於天,而「不敢告者不敢為也」,正是他自律修成的浩然正氣的體現,表明他敬畏上天,敬天道、守良知、持操行,眼中有天地,心中有眾生,民胞物與,仁者愛人。
反觀當今中共邪黨破壞傳統文化和人們的正信,不讓人敬天信神,不讓人相信善惡有報,使人為滿足個人私慾甚麼都敢幹,「不敢告而敢為」,使各種社會敗象百出。中共無惡不作,特別是對修「真、善、忍」的法輪功廣大善良民眾的迫害,使社會道德淪喪,妄想把人拖向墮落的深淵。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中共必遭天譴。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民眾認清其邪惡本質,並退出了中共的黨、團、隊組織,此舉順應天道,順應民心,是為自己選擇了美好的未來!
(源自《宋史》《太上感應篇例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