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保定劉輝屢遭迫害 控告元凶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我叫劉輝，男，四十四歲，河北省保定市人，大專文化，原保定市移動通信公司員工。我本來有一個優越的工作，幸福美滿的家庭，但是在江澤民的迫害下，在這十幾年裏給我及我的家人造成了極大的身體及精神上的傷害。使我經歷了人生的悲歡離合、酸甜苦辣，從讀書、上班、出國、入獄、酷刑、流離失所，九死一生，那些在電影電視中才能見到的場景，在我的生活中都實實在在的出現了。

一九八九年九月，我隨家人從安國遷到保定市，在保定四中讀書，有一天到東郊一個同學家去玩，看到有一群人在蓋很大一片房子，我就問這是做甚麼的，同學回答是建看守所，我問看守所是幹甚麼的？同學說是關押壞人的地方。我想：哦，這與我沒關係，我不做壞事，不傷害別人，不會到這種地方的。然而，十年後我才知道看守所不僅是關押壞人的地方，也會關押好人，因為我兩次被關到了這裏。

一、人生的諸多疑問在法輪大法中得到解答

我於七十年代初，出生在保定地區安國市最北邊的一個農村，從小體弱多病，身體骨瘦如柴，經常感冒、發燒，打針吃藥如家常便飯。為了強身健體，在讀小學、初中時我對武術產生了興趣，上了高中正值八十年代氣功熱，我開始練習氣功，每天晚上下了課，就到學校外面的樹林裏去練氣功。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開始對人生產生了疑問：我現在上高中了，十幾歲了，過幾年我就二十幾歲了，再過幾年三十幾歲、五十幾歲、最後老了、死了，我就沒了。人生難道就這麼簡單？那我活著到底是為了甚麼呢？難道真的人死如燈滅嗎？現實生活中那些傷害別人的人活得很自在，那些被欺負的人忍辱含恨，難道死後這些帳就一筆勾銷了嗎？

對於人生的許許多多的疑問在我心裏解不開。在學校裏，文化課老師解答不了，他們也經常生病；在家裏，家長也說不清；醫院的大夫也吃藥。後來我就看了道家的一些書、佛教的書，最後我去了廟裏尋找人生解脫的方法，並去了河北某禪寺皈依，結果廟裏的方丈也住醫院。我想：得找個世間開悟的師父呀，方丈都解脫不了生老病死，如何度我解脫？那些講經的和尚說自己死後一定往生極樂世界，這怎麼能確定呢？

一九九四年八月我畢業後開始上班，分配到保定所轄的滿城縣郵電局工作，後來我在保定市西郊一個報刊亭裏看到了一本氣功雜誌《中國氣功》，封面是一位氣功師雙盤打坐並打著手印的照片，頭上有金色的光圈，這照片立即就把我吸引住了，看了有一篇介紹的是《法輪功》，封面照片正是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其中介紹了李大師看到了人類的過去和人類的將來，以及宇宙中存在的更美好的東西。看到這使我非常激動，這不就是我要找的開悟的師父嗎？過了一段時間我又看到了《法輪功》這本書，就自己看著師父的插圖煉，雖然不知道動作是不是正確，但是感到能量很強。

正當我天天發愁想找師父學功的時候，有一個曾經一起練氣功的大姨的妹妹，從武漢來到保定，說是參加過法輪功的面授班，聽過師父講課。我非常高興，立即到她家，大姨的妹妹給我們糾正了動作，還帶回了師父《濟南講法錄音》，我把講法錄音帶回家裏，一共十四盤錄音帶，我白天晚上不停的一口氣聽完。

當我聽完十四盤錄音的時候，我的全身發燒，並且開始咳嗽，我知道這是師父在給我淨化身體了。師父博大精深的法理是我從沒聽過的，人生的生老病死、許許多多的疑問都在法中得到了解答。人為甚麼活著？人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人生的意義？全都揭示出來了，我的身心得到了淨化，從此走上了修煉大法的路。

一九九五年我從滿城縣調回保定市電信局，從事光纖通信設備維護工作。因為學了大法，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工作和生活中按照法輪大法「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虛心向老師傅們學習業務，工作兢兢業業，看淡個人名利，熱心關心同事，我在大法中修出的善的表現得到了領導和同事的贊同。領導信任我就把管理庫房的工作交給我，並給我配備了BP機。

一九九八年四月，我單位要派一名技術人員出國到日本川崎市富士通公司參加技術培訓，省電信公司特意要求必須是技術工人去，不能讓領導頂替技術人員出國。我所在的部門有四十多人，最後領導決定派我去日本學習。在日本培訓期間，我遇到了一個在日本的華人，他在火車上和一個人交流的時候說，人類現在道德很敗壞了，沒有信仰，怎麼辦哪？我聽到後覺得這是個有緣人，就把隨身攜帶的一本小的《轉法輪》書送給他，並對他說這本書是我找了好多年才找到的，這書裏邊都有你想知道的答案。

一九九八年六月我的女兒出生了，我的全家都沉浸在幸福之中，每天早晨我去煉功點煉功，白天上班，業餘時間我就和同修們一起洪揚法輪大法，把大法的美好讓更多的有緣人受益。

二、堅持修煉五次被綁架入獄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因為聽到天津有同修被抓，我就坐火車去了北京中南海反映情況，看到有好多同修在馬路兩邊，都很安靜，也沒有影響交通。下午，有人說要找各省代表談話，我和另一個同修跟他們到了一個大客車上，車上還有石家莊的幾個同修，當問到天津抓人時，他們不承認，讓我們回去，並記下了我的工作單位和電話。到了晚上進中南海的法輪功學員代表都出來了，說問題解決了。我找了個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回家了。

回到家後接連幾天，保定市安全局的一個姓王的處長，三天兩頭到我單位公安科找我談話，問誰讓去的北京，誰組織的如何如何。早晨的人民廣場的煉功點也被公安警察佔領打軍體拳，煉功點的四周都是警車和高音喇叭的騷擾。

我的家人也受到了單位社會的壓力，經過文化大革命過來的父母，知道邪黨整人的殘酷，不讓我去煉功點煉功，讓我的所有親戚都來勸阻我，我對他們說，我只是煉功做好人，強身健體，提高道德修養，對國家和社會都是有好處的。

第一次被綁架：遭拳打腳踢、妻子被勒索二萬元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晨三點多鐘，保定公安局的、國保大隊、高開區派出所等幾十名警察，將我家團團包圍，用電警棍將電話線擊穿，對我進行抄家，並將我綁架到高開區派出所，其間當時的派出所所長李保生，對我進行逼供，用拳頭打我兩側肩胛，有個叫孫力的警察將我雙腿踢青，有個老頭是公安局的打我耳光幾十下。

一天以後我被關到了保定市看守所，進了看守所，我才知道了甚麼叫冤獄，電視上的鋪天蓋地的播放打壓法輪功的新聞，斷章取義，剪接我師父的錄音，誹謗大法，製造仇恨，沒有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我，被中共的謊言震驚的目瞪口呆。在看守所我和殺人犯、搶劫犯、盜竊犯等刑事犯關押在一起，被刑事犯看管，打罵，做奴工，背監規。一個盜竊犯對監室裏的人說，這裏只有一個好人就是我，他們每一個人進來都是罪有應得，因為他們都是做了壞事才被抓進來的，而我沒有傷害任何人，不該被關押。

一個月後，我被新單位接回，原單位保定電信局因為分家，移動公司從電信局分出來，市裏領導三番五次的要求電信局對我進行處理，保定電信局為免受市裏的壓力，以分家為由把我分到了移動公司，當時我所在科室四十多人，有很多人寫了申請要到移動公司，都沒批，只把我一個人分到了移動公司。

在我被非法關押的一個月中，我的妻子抱著剛剛一歲的女兒天天去派出所要人，最後被勒索二萬元保釋金，才將我放回，派出所、國保警察勒索錢後，欺騙我妻子不讓告訴我，一年以後我才知道被勒索二萬元，至今一直未歸還。

由於江澤民對法輪功的政策是「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我的家人也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單位的、社會的、小區的人們都在議論，指指點點，再加上派出所的片警（當時高開區派出所片警是金啟旺）不斷上門騷擾，給我家人施壓，讓我的家人監視我，不讓我和別的同修聯繫。由於這種種的壓力，我的母親整天以淚洗面，一隻眼睛幾近失明，看到警察和警車都心驚膽顫，在街上鄰里之間都抬不起頭來。我父親也由於驚嚇得了心臟纖顫的病。

分到移動公司後，所有分家的錢一分錢也沒給我，只給我保留了幾百元的基本工資，獎金全部扣掉，並被安排到和警衛臨時工一起打掃廁所，並強迫每週寫思想彙報。半年以後我要求恢復正式工作，將我所學的業務技能用到移動公司的建設上，這樣我和同事一起完成了保定移動市內傳輸網、保定地區二十二個縣的本地傳輸網的建設和幾百個基站的開通工作。由於按法輪大法「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工作兢兢業業，多次被評為「優秀員工」。

第二次被綁架：勞教、奴役、電擊、扎手指甲縫、腳趾甲縫及腳心

正當我努力工作的時候，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我正在石家莊參加省移動公司組織的一個網絡平台的學習。

半夜裏，高開區派出所警察金啟旺等人，將我從東方龍大酒店的賓館連夜綁架回保定，並對我進行抄家，搶走軟盤十二張，電腦一台（見附件一，查抄清單照片）。在高開區派出所被非法審訊二十四小時後，被非法關押到保定市看守所（附件二，保定市公安局朝陽分局拘留通知書）。

在看守所，被強制做奴工，用手指搓橡膠套，中指被磨掉皮，完不成任務就罰站，冬天被強制用手擦監室的水泥地，被凍得手上大口子鮮血淋漓。

一個月後，被保定市公安局國保大隊馮永、新市區國保大隊張長林非法勞教三年，並被非法關押到保定市八里莊勞教所。在保定勞教所，一大隊大隊長李大勇為威逼利誘家屬轉化我（讓我放棄對法輪大法的信仰），在勞教所的家屬接見日，脅迫我的母親給我下跪，並挑撥離間我的父親毆打我，李大勇在威脅不成後打我耳光。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日開始，河北保定勞教所在所長、所部、處長的縱容支持下，一大隊搞所謂「攻堅」，對不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進行迫害。近二十名法輪功男學員被分別帶上四樓，每人單獨關入一個房間「銬大板」（將人呈大字型固定在床上）、電擊。人的慘叫聲不斷從樓內傳向操場上空。

這次迫害的直接指揮是教導員劉越勝，所用電棍是十五萬伏，還有二十萬伏的。

五月十六日我被管教劉慶勇等人綁到四樓，一隻手被銬在鐵床上，管教劉喆讓我站著，用電棍電我胳膊內側，胳膊被電出水泡，電棍電在身上像被蛇咬一樣，又疼又麻。晚上管教劉慶勇、宋亞鶴、劉喆讓刑事犯把我綁在床上，兩手各銬一隻手銬，兩腳用繩子綁在床上呈大字型，三人同時用電棍電我的手心、腳心。強大的高壓電流通過我的全身，使我的身體劇烈顫抖，身體本來躺在床上，在電流的衝擊下，我的身體已不受控制，被電的懸空。本來緊靠牆的床在電擊的作用下，離開牆面半尺多遠。

這次迫害法輪功學員直接動手打、用電棍電法輪功學員的有劉越勝、劉喆、劉慶勇、劉黎傑、王磊、宋亞鶴等不法警察。管教茹吉祥、李勝昔以上課的方式強迫法輪功學員聽、看污衊大法的音像、書籍等。

二零零四年十月，有一天勞教所獄醫杜寶川，以治病為由將我拉到醫務所強行灌食，灌食後由於皮管扎破鼻腔，鮮血直流。十一月初的一天晚上，惡警杜寶川用很粗的針頭，扎我的人中，將人中扎透，紮十個手指甲縫，十個腳趾甲縫，及腳心，一個手指（腳趾）一個手指（腳趾）的紮。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我被迫害的已經身體極度虛弱，勞教所將我拉到保定市第二醫院輸液，醫院給家屬下了病危通知書，勞教所怕承擔責任讓我家人將我接回家（見附件三，勞動教養准假證明）。

在家休養幾日後，勞教所一大隊教導員劉越勝又帶人把我從家中劫持回勞教所。兩個月以後，我的身體進一步惡化，勞教所又將我拉到保定市第二醫院住院部七樓，起初勞教所不通知家屬，直到醫院再次給家屬下了病危通知書，才不得不通知家屬到醫院，家人見到我時，我已經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在隨時都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勞教所給我辦理了所外就醫（見附件四，勞動教養人員所外就醫證明）。

被流離失所四年

我在家調養了一段時間，由於這種種的迫害，被迫離家出走，流離失所，在外漂泊長達四年，時時都有被綁架的危險。

二零零八年過年，大年三十我回家看望母親，被保定市公安局國保大隊王洪恩等電話監控及蹲坑，控制在家。並由高開區分局及派出所派警察二十四小時監控我，長達一週時間，我只要一出門，警車就立即跟上，我到我岳母家，警察也跟蹤到家。由於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實施「株連政策」，省、市、區、縣層層施壓，迫害法輪功與獎金掛鉤，製造單位員工對法輪功學員的仇恨，在我被勞教期間，我單位經理被市領導在大會上點名批評，並使移動公司的「評先」受到影響。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保定移動公司對我開除公職，解除勞動合同，並讓我妻子在通知書上以我的名字簽字（見附件五，解除、終止勞動合同通知書）。

第三次被綁架：再次命危

由於失去了工作，沒有生活來源，我到高開區一個小公司找了個焊接電路板的工作，為了監視我，高開區朝陽分局的惡警到我公司去認地址。二零零九年，我換了一個工作，在保定市金台驛街租了一個小門臉做房屋中介生意，高開區派出所片警到我租的門臉去認地址。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保定幾名法輪功學員開麵包車到徐水縣正村鄉散發真相資料時，遭惡人誣告，被正村鄉派出所警察將麵包車、駕駛本及兩部手機、近千元現金等搶走。

一月十九日，我開車帶著車主到正村打聽麵包車的下落，被正村鄉派出所警察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綁架，並將隨身攜帶的MP3等私人物品搶走，在審訊中出現生命危險，被送到徐水縣急救中心搶救，派出所警察怕承擔責任，將我放在縣急救中心後就慌忙走掉，醫療費也讓我自己支付，後來在朋友的幫助下，才把我送回家。

第四次被綁架：被迫害四天致奄奄一息

二零一一年十月七日晚上，我剛回到家，在我家樓下，保定市國保大隊、高開區朝陽分局國保大隊周強、高開區派出所所長楊少鵬、高開區派出所片警楊建立等人將我綁架、並抄家。搶走我的錢包、身份證、駕駛本及電腦（現金未歸還，身份證和駕駛本直到二零一四年底才要回來，非法扣押三年之久），後被劫持到七一路保定法醫醫院二樓專門關押刑事犯的全封閉的一個屋子裏，有防盜門，遭到市國保大隊和刑警隊的審訊，警察指使法醫院的護士對我強制灌食。被迫害四天致奄奄一息，讓我家人接回。

第五次被劫持

對於所有中國人來說，農曆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是愉快喜慶，闔家團聚的時候。可是，在二零一一年臘月二十八到正月初一，過年期間，胡錦濤來保定，保定國保大隊王洪恩、高開區朝陽分局國保大隊長周強、高開區派出所片警楊建立等人將我劫持到賓館，軟禁三四天，胡錦濤走後才把我放回家。

二零一二年初，中共國安、國保機構通過監控手段，得知有法輪功學員從事光盤盒生意，於是將此事策劃、運作成一件迫害法輪功的「大案「、「要案」。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早晨，河北、遼寧、山東等十幾個市、縣的所有國保、「610」（專門迫害法輪功的中共機構）、派出所警察，按照通訊監聽查獲的法輪功學員名單，統一行動，同時綁架了一百多人。二十五日下午，國保及派出所警察到我家去綁架我，因我未在家，沒有得逞，被迫流離失所達數月之久。

三、控告

以上是我十六年來所遭受中共「610」（專門迫害法輪功的中共機構）及公安等部門的迫害，對我及我的家庭造成了極大的精神上的傷害，這些都是因為江澤民利用手中的權力，違反國家憲法和法律，操縱國家機器造成的，為此我已向中國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控告、起訴江澤民。依法追究其罪責（包括刑事責任、經濟賠償責任和其它相關責任），並依法給以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