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高福平自述他的遭遇:
我叫高福平,家住齊齊哈爾市鐵鋒區,以前在齊齊哈爾鐵路運輸職工大學勞動服務公司上班。我對人生的目標、宇宙奧秘很感興趣,充滿了探知,曾練過許多種氣功,可是卻甚麼收穫都沒有,感到這些都不是我要找的。我還一直在找啊找,九五年十月份的一天,我在書店看到《轉法輪》,一看書,就立馬意識到我與佛法的緣份到了,心情非常激動,就積極尋找煉功點。九六年至九九年,我天天看書、背法、煉功,心情特別的好。
到北京上訪被勞教、毒打
在邪黨迫害法輪功後,九九年十月七日我和同修進京證實法輪大法好。我們走到中南海的新華門,在門口,我把上訪信交給警察。他們要看身份證、工作證,我都給他們了。十五分鐘後,他們把我們同去的四人綁架到北京西城區派出所,喝令我們交出身份證、工作證,晚上送到西城區看守所,喝令我們把衣服全脫光,檢查所謂的「違禁品」,非法把我們關押了一天一宿。第二天,齊齊哈爾鐵路公安處人員把我們劫持回來。
我們被關進齊齊哈爾鐵路看守所,在裏面每天被奴役,早上七點開始幹活,幹到晚上十點,有時候幹到十二點,糊紙盒、糊藥盒,完不成任務第二天就得遭毒打。
三十七天後,我被非法勞教兩年,關入齊齊哈爾市鐵路勞教隊一大隊。在那裏我被逼迫參加勞役。早上三點出工,晚上八點收工,用鐵鍬挖地纜溝,挖五米深的地基、砸水泥樁,幹不好就會遭毒打。到了晚上,惡警縱容犯人王彥軍肆意毆打我們。
由於我不想被關押迫害,在被勞教八個月之後違心的寫了「保證書」,才得以被釋放。回來後,我知道自己走了彎路,就寫了嚴正聲明,從新修煉。這時候,我單位「六一零」頭目陶福假惺惺的給我安排工作,結果就安排在他的辦公室,實質就是監視我。
再次被綁架酷刑折磨:上大掛、老虎凳、電刑
二零零一年四月份,我開始講真相救人。零二年四月十七日,齊齊哈爾市建華區文化路派出所惡警綁架了我。惡所長毆打我,逼我出賣同修。他對我施用「上大掛」酷刑,我的手腫的像饅頭一樣,都脫皮了。還讓我坐「老虎凳」,惡警馬國龍把我從老虎凳上踹下來,胳膊被抻得疼痛難忍。惡警們酗酒之後更加肆意折磨我,用自來水龍頭直接對著我的下體衝,並有流氓猥褻行為。當時我就大聲喊「師父救我」,他們才放手。
在派出所,折磨夠了,惡警們又竄到我家搶劫,搶走了大法書等物品;之後把我關進齊齊哈爾市第二看守所。後來又把我弄出去,帶到鐵鋒區刑警大隊迫害。惡警們對我用電刑,弄兩個鐵圈套在我的雙手拇指上。為了加重導電效果,又往鐵圈上澆水,然後撥弄電工搖表點擊我。這種刑罰遠遠勝過法西斯納粹黨的殘暴。當時我被電擊的渾身顫抖、心臟痛苦不堪。之後他們又用手銬把我銬在暖氣上罰站一宿。第二天又把我送回第二看守所。
在看守所裏,我不配合邪惡的要求,不寫所謂的「保證書」。我給犯人講真相,他們都同情我,還跟我學、背師父在《洪吟》中的一些詩。
遭十一年冤獄
不久,我被齊齊哈爾市鐵鋒區法院非法判刑十一年。當時的法院院長叫邱天增,他曾叫囂說:「對法輪功學員,怎麼處理都行!」。我抗議對我的非法判刑,就上訴到齊齊哈爾市中級法院,中院也只是走一下過場,最終還是維持冤判。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我被齊市公安人員送進泰來監獄迫害。在裏面,給我們吃的飯還不如豬食,一棵大白菜,好的部份切下來餵豬,剩下的菜根子給我們吃。
我一直背法,正念很足,惡警們沒敢過重的迫害我。但有一次,我因為學法被惡警關進小號,那個地方狹小的跟棺材一樣,惡警給我戴上三十八斤的鐵鏈子。副監獄長徐偉、副教導員余明、指導員林曉海等三人指使犯人毆打我,我就給他們講真相,他們都同情我,都罵惡警沒人性。我被關押七天,回來後犯人們都喊:「法輪大法好!」
從零三年到一零年,監獄惡警一直強制法輪功學員寫思想彙報,我就藉機給他們寫真相信,作為我的「思想彙報」,這使很多警察明白了大法真相。
零五年,監獄新來一個指導員李萬有,除夕的晚上讓我坐在冰涼的水泥地上;後半夜允許我躺在床上,但是幾分鐘一撥拉,不讓我睡覺。大年初二,他把我叫到辦公室,讓我寫「保證書」。我不寫,還給他講真相,他就氣急敗壞的打我嘴巴子。
二零一零年七月,副教導員余明、指導員林曉海兩人逼我寫不煉功的保證書。我不寫,他們迫害我,我就違心的寫了保證,後來明白過來,就嚴正聲明作廢,從新修煉。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九日,我冤獄十一年到期,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