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殘酷迫害 北京順義劉巍控告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十月八日】今年四十歲的北京市順義區法輪功學員劉巍，一九九八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九九年七月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後，劉巍因堅持信仰多次被迫害，勞教所的酷刑讓他經歷了讓人難以想像的艱難歲月。今年八月二十日，劉巍提交了對迫害元凶江澤民的控告，希望更多的人了解這場迫害的邪惡。

下面是劉巍講述自己修煉大法的經過及被中共迫害的經歷。

小時候我的體質一直不好，兩歲時曾經得過病毒性肺炎，那時候得這種病的幾乎沒有活過來的，我雖然被搶救過來了，有幸撿了一條命，可是卻落下了體弱多病的毛病，每年都會得感冒，而且都得打針吃藥，能夠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一直是家裏人的夢想。

上中學的時候趕上氣功熱，自己也接觸了一些氣功，可頂多比劃幾天動作就不練了，堅持不下來，總覺得很難入門。上大學一年級時一次去海邊學游泳，當時天氣比較涼，回來後感覺兩腰發麻，而且咳白痰，晚上總是犯睏，開始以為得了感冒，吃了很多藥也不見效，到醫院也檢查不出甚麼毛病來。自己也嘗試過氣功治病，可只是當時有點效果過後就不行了，漸漸就放棄了。

98年秋，母親開始煉法輪功了，每天早晨五點就起床去煉功點兒，精神面貌也變了，好像換了一個人一樣神采奕奕的，我有些心動，母親向我介紹了法輪功並給了我一本《轉法輪》。沒想到這一看便看進去了，我被《轉法輪》中的法理所折服。從此，我便走上了修煉之路，一開始便體會到了神奇的變化。一天晚上睡覺，夢中感到兩腰有甚麼東西被人拿走了，醒來後發現困擾我多年的症狀消失了，腰不麻了，而且也不咳白痰了，人從此變精神了，也不老犯睏了。而且小時候撒癔症的毛病也消失了。那一年國家有關部門開展了法輪功祛病健身有效率的調查，我還簽了字。

99年4.25那天，當得知天津有幾個煉法輪功的學員因為煉法輪功被公安非法拘留之後，我毅然站到了上訪的隊伍當中。當時秩序非常好，大家沒有標語、沒有口號，靜靜的站在府右街，有的在看《轉法輪》，有的在煉功，這次和平上訪得到了總理的認可，天津學員被釋放，上訪的人也和平散去了。

江澤民因為小心眼兒妒嫉而「震怒」，於99年7月利用手中的權力，動用全部國家機器悍然發動了對法輪功的迫害，以下是我的幾次受迫害經歷。

第一次遭迫害：7.22遭強制洗腦，精神迫害

7月22日，為證實大法我走上了天安門，我和很多法輪功學員被帶到了一個學校內，強制看誹謗我們師父李洪志大師和法輪功的錄像，然後強制寫保證書，否則以拘留相威脅。

第二次遭迫害：2001年8月15日至2003年12月13日第一次被勞教、延期

一、在分局、派出所、看守所遭侮辱、謾罵、恐嚇、人身攻擊

我於2001年8月15日在天安門廣場展開了一條「法輪大法好」的橫幅，隨即被綁架到了天安門分局，在那裏遭到了警察的謾罵人身攻擊，後轉到門頭溝大峪派出所，在那裏遭謾罵、電棍恐嚇，之後轉到大峪看守所，遭警察的毒打，7、8個人將我拖下車，然後用腳踢，在其他法輪功學員的喝斥下才罷休。大約兩週後我被轉到了順義看守所，同樣遭到了預審的謾罵與人身攻擊，後被非法勞動教養一年半。

二、在調遣處遭受的迫害

1.人格侮辱。

一進調遣處便被強制低頭，雙手抱頭下蹲，兩肘夾在兩膝之間，進出門要喊「報告」、「是」，和獄警談話要下蹲，打飯之前要喊「我是某大隊勞教人員某某請求打飯」，接飯時要下蹲，吃飯時也要蹲著。做任何事之前都要打報告詞，強調自己是勞教人員的身份。走路要低頭，雙手交叉疊放在小腹上，完全沒有做人的尊嚴。

2.遭普教人員毒打，指使人：李昌鶴。

到調遣處的第一天，法輪功學員就被要求寫不煉功、不傳功的「保證書」，我拒絕，大隊長李昌鶴便把我帶到一間小屋，唆使6、7個普教對我拳打腳踢，逼迫我寫保證，當時真是天昏地暗，生不如死，打完後我依然拒絕，他們就拽著我一個手指頭寫，就算我寫了。回到班裏還讓我面壁罰站，我的腰已經直不起來了，腦袋衝下，上半身和腿都疊在了一起。

3.強制做奴工──包筷子。

在調遣處的大部份時間就是被迫包一次性筷子，這種筷子叫「御割箸」，用紙條將一次性筷子包起來。根本就不衛生，剛從廁所回來沒經過任何的消毒措施就在屋裏包，廁所的環境很差，便地屎尿。回屋就在地上鋪張紙，將筷子堆在紙上，在手上抹上點牙膏（為了防滑）將紙像捲煙一樣包在筷子上。有的人得了疥瘡還在包。

三、在團河勞教所遭受到的迫害

1.野蠻灌食。

到團河勞教所後，開始給人感覺沒有調遣處那麼大的壓力了，外部環境很美，有大片的綠地，有小鹿、兔子、雞群、孔雀、小鳥。儼然一個大花園，可這一切都是表象，為的是掩蓋其罪惡，是給外人看的。

在這裏每天就是幫教人員跟你談話，勸你轉化，你若不轉一直和你談，還要被強迫看污衊大法的錄像，如果還堅持就會採取一些手段了。2001年12月，為了轉化法輪功學員，他們將每個堅定的學員都隔離開，每人放單獨一個屋，屋裏2、3個人陪著你聊天，吃飯也在這個屋裏，幫教的人員分三班倒，學員、獄警輪番上陣，滿嘴都是誹謗與謾罵的話，充斥著謊言與欺騙，不轉化就不讓你睡覺，每天只讓你睡2個小時，把你弄迷糊為止。我採取絕食的手段予以抵制，3天後，我被帶到醫務室，用布條把我綁在鐵椅子上，按著我的頭，然後用輸液用的硬塑料管從我鼻子往裏捅，管子任何潤滑措施都沒有，難以形容的劇痛，說是為挽救人生命，實際是用這種方式迫害人。

2.不讓睡覺、四根電棍電擊

由於謊言與欺騙對我不管用，他們不再重點幫教我了，每天晚上就寢後讓我拿兒童椅面壁坐在筒道裏，開始坐到12點，後來坐到2點，再後來4點，最後一直坐到第2天早晨起床，只能在椅子上打盹。可後來盹兒都不讓打了，2002年的4月份，我有連續3天沒有閤眼，連沾椅子的機會都不讓你有，整個人的腦子都木了，然後副大隊長尹洪松將我帶到西邊小院裏的一個小黑屋，當時在場的獄警是：尹洪松、劉國璽、龔偉、胥成。他們把我綁在地上的床板上，用布將我的嘴堵上，之後醫務室的醫生進來聽了聽心臟沒問題，他們就用四根電棍電擊我的雙肩與雙腿。

3.體罰、變相體罰與各種折磨人的手段

電刑用完了，他們就用軟性的，如夏天陽光最毒的時候讓我在太陽底下站軍姿一下午，在操場上跑幾十圈上百圈做蹲起連續幾百個，長時間軍蹲不讓換腿；一天晚飯後，大隊長何寶軍讓我在空調底下坐著一直到深夜，渾身冷得都打哆嗦了；一次副大隊長尹洪松唆使普教楊明華往我脖子裏倒冷水；高強度體力運動後餓著我，吃飯時只給一個饅頭，給的菜都能見飯盆底兒。

4.長時間超負荷勞動

奴役法輪功學員是勞教所慣用的手段，幾乎貫穿始終。我在團河勞教所曾經幹過糊紙盒、摺紙頁、砸釘子等奴工活兒，勞動強度都很大，如在摺紙頁時，有一段時間其他人都睡覺了，我和幾個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卻被要求幹到凌晨2-4點。

5.延期

我因堅持信仰法輪大法被團河勞教所延期十個月。

6.利用攻堅班全方位24小時高強度迫害

攻堅班是一個專門折磨法輪功學員的地方，我被關進單獨一間屋，平時總有兩名值班的普教看著，強制20小時坐在兒童椅上，不准與其他法輪功修煉者接觸，也不允許和值班員之外的勞教犯人接觸，連上廁所都要由值班的普教看著單獨上，也不允許值班的透露任何其他法輪功修煉者的消息。他們將每間屋門上的玻璃蒙上只開一個長方形的小口，在小口上貼上單向透光的膜，從外面能看到裏面但從裏面看不到外面，獄警經常通過這個小口窺視屋裏的情況。

酷刑演示：罰坐小凳子

平時都得按規範坐，上體保持正直，雙手平放在膝蓋上，兩膝並攏，小腿與地面垂直，一動不能動。我的屁股的肉都坐爛了，那也不行，不按規範坐值班的就會折磨你，如坐時間長了，想靠一下椅背兒，值班的就會強行讓你坐正，如拿圓珠筆扎你的後背，用拳頭捶你的後背，用腳踢人，掐人等等。而且還不讓人睡覺，你如果想打個盹，值班的就會採取各種手段不讓你睡，如往你的臉上抹清涼油，用本兒捲成卷兒抽你等等，總之要達到不讓你睡的目的。在攻堅班所有勞教人員和法輪功修煉者都看不到時間，一塊表都沒有，隊長想讓誰幾點睡就幾點睡，當然是越堅定的睡覺越少，一般都要到晚上12點之後，隨時間的推移睡覺時間越來越晚，後到最後，惡警會把窗子全部蒙上，一點光都不透，只開一盞燈，使你分不清白天黑夜，隊長借幫教的名義輪番與你談話，24小時不讓人睡覺，極其邪惡。

第三次遭迫害：二零一二年七月被批勞教二年半

2012年7月10日，我從家中出來去父母那裏，下樓剛一上車就有4、5個人圍上來，跟我說車胎紮了，讓我下車，說著就強行將車門打開將我從車上拖下來，銬上手銬塞入他們的汽車內，我高喊「法輪大法好」，他們就用玉米餑餑堵住我的嘴，用黑頭套套上我的頭，將我拉到光明派出所，隨後他們把過來準備到勞教所接見我妻子的岳母也綁架到了光明派出所（我的妻子也因煉功遭受酷刑折磨）。同時將我母親也弄到派出所進行所謂的調查。在非法審問我的時候，他們進到我的家中搜查，將大法書和一些空白光盤作為所謂的證據批我勞教二年半，沒有給我任何的手續就將我投入到北京市新安勞教所。

我認為對我的勞教是非法的、不合理的，拒穿勞教服，新安勞教所的管教人員就對我實施了酷刑，由所長倪振雄親自督陣，六、七個隊長將我帶到談話室，雙腿被筆直的按到地上，兩隻胳膊被直挺挺的撅到身後，然後按住我的脖子往雙腿上壓，上半身與雙腿疊在一起，非常痛苦，人都快窒息了。他們就這樣反覆的撅我的腰，導致我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起床和躺下都很費勁兒。

「十班」是在二大隊樓道最裏面的一個屋，是一個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地方，和十年前的：「攻堅班」一樣，由隊長操控包夾人員對法輪功學員進行迫害，他們對我的迫害手段有：

1．不讓上廁所，導致我小便只能尿在褲子裏。
2．不讓吃飽。
3．坐十八小時兒童椅酷刑，不讓人站起來。
4．不讓人睡覺，睡覺時，包夾人員在床邊大聲聊天，等你睡著的時候假裝給你塞被子、推你翻身，把你弄醒。
5.精神洗腦，強制讓人看污衊大法的音箱製品、書籍等。

由江澤民發動的這場迫害不但給我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也給我的家人造成了身心的摧殘，我被第一次被勞教之後，我父親患上了血壓高和心臟病，我母親長期不敢在家裏呆著，一聽到電話鈴就心驚。勞教所的獄警不但給我洗腦還找到我的父母給他們施壓，也給他們洗腦，逼迫他們表態，和我劃清界限，文革中可笑又可悲的一幕又上演了。

我解教回家後，每年居委會、街道人員都要進行騷擾，使我的父母長期處在恐懼之中，對他們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