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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法輪功全家受益 四川教師控告首惡江澤民
煉法輪功讓我全家受益
從十二歲開始，我就有非常嚴重的鼻竇炎，呼吸不暢，每天頭昏腦脹，冬天尤為嚴重，吃藥不好使，嚴重影響學習。我從高中時期開始接觸氣功，目的是想治好我的鼻竇炎，通過練習那些氣功，身體素質有所好轉，但還是無法根治。一九九五年，通過朋友介紹開始修煉法輪功，便被他所征服：
一是簡單易學，不受時間、地點、環境的限制，特別適合我們上班族；
二是強身治病效果顯著，煉了一個多月，鼻竇炎就徹底好了，八十年代初得的老胃病也好了，當年冬天過冬，突然發現不怕冷了，原來過冬是毛衣加羽絨服，厚襪子加狗毛皮鞋，煉功後，一件毛衣，一雙棉鞋就可以過冬，到現在，我已經有十五年沒有穿毛衣過冬，所有的毛衣都送人了。
三是心性得到了極大的提高，我當時是鐵道部成都鐵路局重慶分局廣安鐵路地區團委書記，在我力推下，建成了全鐵路第一台共青團號機車──廣安機務段6244號共青團機車；建成了鐵路第一所希望小學──廣安鐵路希望小學；為此，我個人被授予鐵道部「共青團幹標兵」，作為分局年輕有為領導幹部重點培養對像，當時是春風得意，一心想往上爬，處處爭名奪利。修煉了法輪大法後，看淡了名利，幾次大的升遷機會，都放棄了，心態平和，靜心工作。
看到我身心的變化，我的家人和身邊的朋友陸陸續續參與法輪功的修煉中，並且都得到了巨大的好處，比如我愛人嚴秀瓊，未修煉法輪功的時候有個怪毛病──再熱都不出汗，熱得心慌而不得解。煉功後正常出汗了，現在再熱，汗一出，心裏就平靜了。我煉了一年後，她才煉的，她是得了急性甲型肝炎住院了在病床上開始看書的，七天病好出院，醫生和她本人都感到驚奇，她知道是大法給她帶來的，從此走上了修煉的路。
我兒子李前宏，今年二十二歲，馬上大三了。先天性心臟病──室間隔缺損，一歲時，重慶兒科醫院診斷建議六歲前作心臟缺損修復，否則影響今後發育。一九九六年，他三歲起，我妻子就帶他一起聽法輪功師父的講法錄音，發現他身體越來越好，後到北京阜外醫院檢查，專家說恢復很好，可以不做手術了，到現在兒子身高一點八一米，體重九十公斤，身心健全，當初給他看過病的醫生都覺得不可思議。
我母親吳永珍，退休教師，一九九七年（六十五歲）得法，她年輕時生小孩落下一個產後病──怕風，見風就頭疼，大熱天都捂得嚴嚴實實，從不敢吹電扇，還有就是不喝水，稀飯都不敢吃，她說上面進，一會兒下面就出了；煉功後毛病全消，現在八十三歲了，渴了，大缸子喝水，熱了，在空調下面直接吹。
我父親李文富，一九九七年（六十八歲）得法，他一九四八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隨後參加朝鮮戰爭，回國後授少尉軍銜，轉業到地方工作，最後在教師崗位上退休。軍人出身，脾氣比較急躁，特別是歷經各次運動磋磨，性情更是暴躁；朝鮮戰爭在上甘嶺上落下了嚴重的胃病和風濕病，年輕時胃病發作差點丟了命，風濕病導致手腳僵硬，骨節變形，癢痛難忍；煉功一段時間後，性情大變，安靜祥和，平易近人，一年後胃病、風濕病全好了。
我修煉法輪功二十年來，本人和家庭受益無窮，儘管因為煉法輪功被免去幹部的職務，被關押、被看管，被剝奪教書的權利，工資待遇受損失，我都沒有心生怨言，心態平和地幹好本職工作，一直在我分管的招生就業工作中打主力，受到了領導和師生的好評，這一切都是大法教我做的。
李曉兵遭迫害的經歷
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起，江澤民發起迫害法輪功的運動開始，到今天已有十六年多了，我四次被綁架，二次非法關進看守所，一次被非法逮捕，一次關進洗腦班迫害，二次被抄家，職務被免去，家人多次被威脅和騷擾，以下是本人被迫害的具體事實。
（一）二零零一年因傳看法輪功資料被綁架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三點左右，本人正在單位辦公室上班，以通川區國安大隊張姓政委和副隊長王軍為首，夥同通川區西外派出所、達州火車站鐵路派出所十多個警察來到我工作的達州鐵路中學，以我向法輪功弟子唐成雲傳遞了一張含法輪功資料的軟盤為名，強行把我綁架到通川區國安大隊，第二天下午把我轉移到通川區看守所。
在綁架現場，他們非法抄了辦公室和我的家，抄走了公家價值一萬二千元的電腦、打印機等物，抄走了我價值八千元新買的電腦和所有法輪功的書籍資料。後單位通過私人關係要回了硬盤被取走的電腦，我私人電腦被他們作為辦公用品一直未歸還。第二天，他們一夥又傳喚了與我走得近的五名教職工並抄了他們的家。他們認為找到了一條「大魚」而大動干戈。
非法關押期間，他們多次提審，威脅、利誘，逼供，說招供了就可以馬上放我出去，否則判我十年、八年刑，最後的證據還是唐成雲說的我給了他一盤軟盤和從我電腦上恢復出來的二十幾篇揭露迫害法輪功的文章，最後下不了台，以我是領導幹部、又會電腦、又有組織能力、又是鐵路的人（跟地方無關），是法輪功「最大的頭目」為名，於同年三月二十七日逮捕了我，準備判我八年，在上報到四川610時（當時判刑的審判權在省610）被否決，原因是事件太小無法上刑，結論是：「放人，由單位批評教育」，經辦人通川區檢察院批捕科檢察官李開渠把省上的意見帶回通川區公安局後國安的幾個頭又建議非法判我二年勞教，說我文化高，會說，關了我那麼久，不處罰我會找他們麻煩，最後想了個「取保候審」的辦法，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八日放出，我被非法關押一百零五天，出來時，看守所要我兄弟交了幾千元的生活費。
在我被關押期間，我學校三分之二的教職工聯名上書公安局擔保要求放人。在我關押期間，他們非法傳喚了我的兩個弟弟和弟妹，訛詐了五萬多元的財物。
我被關押後，我妻子嚴秀瓊被波及，達州火車站黨委書記張曲峰和貨運車間支部書記王家丕多次找她談話，以停職為威脅要求她停止修煉法輪功並寫保證書，並安排人監控，終因我愛人平時待人寬厚，工作兢兢業業，群眾基礎好而不了了之。
被抓前，我是達州鐵路中學（歸成都鐵路局重慶分局管）專職工會主席（校領導、副縣級）兼校黨辦主任，就在被抓的前一週，剛剛由重慶分局黨委常委通過準備提升我為校黨總支書記（正縣級），就等談話宣布，放出後免去了所有職務，「取保候審」的一年中只領基本工資的百分之七十；在隨後的一年裏，在區610的要求下，學校安排了四名專人二十四小時監控我，給門衛下死令，上班期間有任何急事都不准我外出，而其他教職工可以任意出入。
在隨後的二年多時間裏，一到節假日、敏感日，警察都半夜十二點後強行敲門闖入我家，查看我是否在家，家裏是否有陌生人，搞得上下左右鄰居都有怨氣。兄弟姊妹和都是七十多歲的老父母、岳父母時時擔驚受怕。
（二）二零零六年被抄家傳喚。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日下午三時左右，被抓法輪功學員何小英（六十多歲），供出我給她三千元錢做法輪功資料，鐵道部安康鐵路分局警察張科長一行五人，在達州車站鐵路派出所和地方西外派出所的陪同下，到學校綁架我進行強制傳喚，同時抄了家，抄走了煉功用品和師父法像，他們還同時傳喚了我愛人嚴秀瓊。他們在這一行動中已經抓捕了多名法輪功學員，破壞了一個達州本地國安都不知道的大的資料點，他們覺得地方警察業務沒有他們強，刑拘我的手續都辦好了，後通過耐心講真相，當晚，就放我回家了。
（三）二零零九年我被剝奪上課權利
二零零九年三月初，四川省「610」官員到我校檢查所謂「反邪教教育工作」時了解到我──還沒有被「轉化」居然還上課時，大發雷霆，強令在座的市縣官員馬上把達州市所有還在上課的大法弟子「清除課堂」。迫於無奈，通川區教育局長陳某親自到通川區所轄的三所有大法弟子的學校反覆督辦此事，我上的職高《列車員》專業課，除我之外學校沒有老師上過此課，所以學校反覆解釋，在陳局長「沒人上課就停開」的高壓下，學校最終停止了我上課的權利，通川區另外二所學校的二名大法弟子也被迫離開講台。此舉剝奪了百多名達州大法弟子上課的權利。
（四）二零一一年被強行綁架到洗腦班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下午，通川區國安一個王姓小隊長，夥同國安梁姓、譙姓警察及通川區610的女工作人員找到學校，要求我配合到區國安大隊調查市裏面的一起所謂法輪功「案子」，上車後，他們把我一車拉到位於通川區達巴路口原達州市軍分區舊址設的洗腦班內，扔下我就要走。我發覺不對，斥責他們此舉是綁架和非法拘禁罪，王姓小隊長得意的說：「你想怎麼樣喲？我們警察就是趾高氣揚！」隨後溜走。三天後，校長才知道真相，氣得說：早知道要把你送洗腦班，堅決不會同意。此前他就多次抵制送我去洗腦班，甚至拿校長的帽子來擔保我。
洗腦班三層鐵門，一人一個房間，房間內三張床，二名從通川區各社區招來的看守二十四小時跟隨，不准和其他法輪功學員說話，每天強制觀看攻擊大法污衊師父的視頻，主任羅潔和叛徒幫教李應坤經常談話洗腦，反正不「轉化」就不放人，一關就是五十天。
期間學校職高學生馬上要參加二零一二年鐵路春運列車員實習工作，實習培訓一直是我在做，培訓不好，幾百名學生的安全就無法保證，春運在即，學校領導著急上火，多次到洗腦班交涉，就是不放人，領導只好反覆求我；被關進洗腦班後，家人怕我七十九歲的老母親知道後承受不住，一直隱瞞她說我出差去了，後家人無意說漏了嘴被母親知道，當時就心臟病發作急昏過去，為了學生、為了母親，我違心的寫了「保證」，才被放出。
我有個和諧美滿的家庭，在家裏，夫妻相敬如賓，兒子聽話，弟兄互相關心，其樂融融；在單位受同事尊敬，學生愛戴；我們一家人只想擁有健康的身體，高尚的信仰，自由的修煉，平常的生活，按真善忍做對人民、對國家有益的好人。我們修真善忍有甚麼錯呢？我們通過修煉，達到身體康健、家庭和睦，難道不是對國家有益嗎？十幾年來我的痛苦經歷是誰造成的？！自一九九九年來十六年過去了，殘酷的迫害一直在繼續，法輪功學員還在被判刑，被送入監獄，還有像我們一樣的家庭在苦難中掙扎，我和家人的電話還在一直被監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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