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五年對我的殘酷迫害,使我由一個身心健康的中年人成了一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如今我的身體右側不太好使,左側也不像以前那樣,寫字都非常的困難,身體嚴重浮腫,也非常的麻木,身體脫了一層皮,左腳大拇趾變黑了。我和親友都懷疑是黑龍江省女子監獄在給我灌食的時候,灌進了不明藥物。
中共邪黨不但迫害我,還迫害了我的家人,迫害死了我的兩位親人,我的二哥裏樹岩和我的丈夫侯典彥。我的丈夫和我的二哥在中共惡警一次次對他們的勒索、恐嚇、威逼折磨中含冤離世。
圖:裏玉書在迫害前與丈夫侯典彥的合影 |
被迫害後的裏玉書嘴、臉、肩膀歪斜,嘴角不自覺的流口水。 |
裏玉書的左腳趾頭有黑色 |
捏造假材料對我和家人迫害
我被中共非法判刑十二年,我所有的親人,特別是我的二哥裏樹岩(黑龍江省林業總局計劃處的幹部)每日都生活在紅色恐怖中,精神受到了非常大的打擊,身心承受巨大的壓力。
二零零四年,我為了抵制黑監獄對我的非法迫害,在申訴等無果的情況下,我採用了絕食的辦法抗議黑龍江女子監獄對我非人的迫害。我絕食後,哈女監對我進行了更殘酷的迫害,我不屈於中共黑牢酷刑的淫威,但身體已經被摧殘的非常嚴重。
黑監獄為推脫責任,搞了一些假材料,其中有:黑監獄「610」科長肖林親自攝像,九監區五大隊長與我談話的假鏡頭,有犯護耐心給我灌食的造假鏡頭,還有一些造假記錄等等。哈女監為了使造假逼真,又想威逼利誘我親人簽字,達到既迫害了我又讓親人認可的邪惡目的。
我被關押小號酷刑 二哥裏樹岩悲憤離世
二零零五年三月份,哈爾濱女子監獄通知我二哥說我病危了,讓我二哥馬上到監獄去。我二哥聽到這個消息嚇得全身發抖,是我姪兒陪他去的監獄。監獄邪惡的警察欺騙並恐嚇我二哥說:「你勸裏玉書吃飯,不然就簽字證明她死了與監獄無關。」
那時正是我在黑監獄裏被重刑號的小號裏被加重迫害的四十天裏。由於酷刑迫害,和被慘無人道的摧殘折磨,我瘦弱得非常嚇人,當時我二哥看到我那個樣子,悲憤得淚水直流。我非常氣憤地質問警察:「我二哥都七十多歲的人了,你們還這麼折騰他,我二哥出現甚麼後果你們要完全負責!」九監區五大隊長燕玉華卻說:「是我讓你二哥來的。」監獄還逼我二哥簽字,我二哥沒簽。
後來監獄又從經濟上、身體和精神等各方面迫害我和家人,經常找我二哥要錢,說是給我買藥,還恐嚇我二哥,不讓我二哥見我。就這樣在二零零五年底,我二哥悲憤地離開了人世,這些情況我的親人當時都無法告訴我,是我回家後才知道的。
一次次拒絕我與家人見面 丈夫含冤離世
由於我二哥不簽字,哈爾濱女子監獄就找我丈夫,也是說我病危了才把他騙到監獄的。聽到我病危的消息我的丈夫都嚇壞了,他馬上就從山東老家趕到哈爾濱女子監獄。在監獄見到我後,我丈夫對我被冤判不理解。我告訴他:「是誰迫害了修煉『真善忍』的好人,是中共邪黨,做好人沒有錯,煉法輪功沒有錯,我被傷害成這樣都是中共邪黨的罪惡。」
通過我給丈夫講真相,我丈夫也理解我了,他就沒配合黑監獄簽字。回家去以後,我丈夫為我被冤判的事向大興安嶺加格達奇檢察院提出訴訟,到處奔波找人,好幾年也沒得到檢察院的任何回音,我丈夫非常地失望。二零零五年接見我時,我丈夫剛要說申訴的事情,一句話還沒說完就被警察給打斷了,他們馬上把我強行帶走。我丈夫非常惋惜的目光看著我被帶走了。
二零零六年我和丈夫見過一次,我丈夫的頭髮全白了,牙全掉光了。他說:「這都是為了你急的、嚇的。」
我丈夫每年都從山東老家來哈爾濱女子監獄看我,很多次黑監獄都是利用各種藉口拒絕我們相見,儘管見不到我,丈夫也照樣來。多年來,家裏人不知道我的情況,甚至擔心我被迫害的失去生命,已經不在人世了,家人往監獄給我寫信也接不到我的回信。親人們多次來過信,可我一次也沒有收到過。
有一次,我聽說警察辦公室裏有我的信,我就找到大隊長趙小帆跟他要,他回答說:「是有你的信,可是信封裏沒有信紙。」我說不可能,他告訴我說就是沒有。黑監獄一直封鎖消息,家裏親人十分惦記我,我丈夫經不起這種精神折磨終於病倒了。
二零一三年的一天,獄長史耕輝問我多少年沒有見過親人了,想不想見?他可以安排,我就把哈爾濱市的我姪女的電話給了史耕輝。一天,我姪女真的來了,我聽到消息正準備好去見姪女,警察看到我的臉上剛剛被迫害的滿頭大包,青一塊,紫一塊都是傷,就找了個藉口,讓我姪女回去了。當時我丈夫也在等著聽我的消息,這一次我丈夫又失望了。
過了很長時間我臉上的傷疤才下去,我又找警察要求接見,警察才通知我親人,這時我丈夫病得很重,已經來不了了,只能是在家等著聽我的消息。這次是我近八十歲的嫂子在我姪女等人的陪護下來的,大老遠的從大興安嶺加格達奇來哈爾濱的,警察讓她們出示身份證,她們出示身份證了警察還刁難他們,讓她們拿出不是煉法輪功的證明。我姪女說:「你們監獄讓我們來的,當時也沒說要這些證明啊,這麼大年紀,這麼遠來了,就讓我們見見吧,看看到底有沒有裏玉書這個人了,家裏還有裏玉書八十歲的哥哥等著聽信那。」黑監獄裏的警察再次拒絕讓我們見面,這一次親人們風塵僕僕又是白來了!
當時我也在盼著見親人,晚上,監獄裏的組長回來說:「裏玉書你家裏來了三個女的,都不出示身份證。」過一段時間,一個隊長問我的包夾,裏玉書家裏來的那三個女的能是法輪功嗎?讓她們見見吧,那個隊長只是說:「也沒安排。」
我丈夫在他最後的一段時間裏,只是想聽一聽我當時的消息,他的這一點奢望哈爾濱女子監獄裏的警察們也沒讓他實現,沒過幾天我的丈夫含冤離開了人世,他終年六十三歲。
最後一次害命的灌食
我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八日出獄,我家親人都想去接我,我三哥和哈女監打過交道,他告訴監獄他要去接,監獄說:「你不能來,來了也見不到!」
五月十七日晚,灌食的犯護給我灌完食後,警察們說是最後一次了,明天不灌了。
五月十八日早六點,警察突然通知灌食,灌食的犯護馬上過來灌食,我堅決抵制。惡警說必須灌,最後我還是被強行灌食了。警察讓我穿他們拿來的獄服,我不穿,上來幾個人強行把我的衣服扒光,硬是給我穿上。
那天,黑龍江大興安嶺來的兩輛車,一輛小轎車,一輛小中客,來的人有:大興安嶺地區政法委書記、我的家鄉大興安嶺阿木爾公安局長、政委、書記、國保大隊幾個警察,共八、九個人。一出黑監獄大門,他們直接把我拉上了中客。晚上八點三十分我到達了大興安嶺阿木爾林業局。
阿木爾教委的科長已經在我家等著,公安局的警車在我家樓前樓後轉悠著,四、五個警察監視著我家,據說我家屋裏屋外都安裝了監控設施。白天我去哪裏都有人跟著,到誰家他們都跟到屋裏,他們說:「把你看丟了,我們工作就沒了!」這種邪惡的株連迫害只有中共邪黨才能幹的出來。全阿木爾林業局每個單位派出兩人,二十四小時輪班監視迫害我。我一回家整個阿木爾林業局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給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了巨大的身心傷害,親朋好友也不敢去我家。
六月二十七日中午,我正刷鍋碗突然暈倒,飯桌子倒了砸在了我的身上,桌子上的電飯鍋、水壺、電炒勺摔了一地。過了半天,我才爬起來,又摔倒了,我感覺身體非常的沉重。我要上廁所,好不容易扶著東西站起來,又摔倒了。我只好爬到衛生間,上床也上不去了,不知摔了多少個跟頭,我就這樣過了十八個小時。外邊警車警察死死地監視著我家,親友老鄰居都不敢來我家,這就是阿木爾公安局對我的非法關照,給我製造的迫害。我是修煉法輪大法的人,有抵抗力,要是一個不修煉的人,說不定是甚麼後果了。
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我八十歲的哥哥從外地來到我家,我讓他幫我找法輪功學員來。
是法輪功學員幫助我度過了難關,我沒有錢也沒去醫院。現在我身體右側也不好使,左側也不像以前那樣,寫字都非常的困難,身體嚴重浮腫,也非常麻木,身體癢,脫了一層皮,左腳大腳趾都黑了。
我的身體為甚麼會出現這個狀態?我出獄了,哈爾濱女子監獄為甚麼還要強行給我灌食?我三哥有一定法律知識,為甚麼硬是不讓我三哥來接我?我回家了,公安局等部門的警察們對我一個六十五歲的老太太如此大動干戈,還利用阿木爾林業局所有單位的人參與對我的迫害,無非是怕我揭露他們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的惡行。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八日早上,哈爾濱女子監獄對我的強行灌食,我懷疑是給我所灌的食物裏下了迫害身體的藥物了。這就是中共邪黨對法輪功從肉體上滅絕,從經濟上截斷,從精神上打擊嗎!我身體為甚麼會出現這些不良反應,原來是這些邪惡的壞人在執行邪黨頭子江澤民的邪惡命令迫害好人啊。
從一九九九年的七月二十日以後,我就沒有開過工資,如今我分文沒有,我找原單位阿木爾教委的科長劉麗借錢,她說:「你不是教育系統職工了,被開除公職了,你找街道去吧!」我甚麼時候被開除公職的沒有人告訴過我。
十二年的冤獄摧殘,在中共黑監獄的魔掌下我有幸活著出來了,有多少法輪功學員和家人沒有等到出獄就不幸離世了,現在還有多少法輪功學員仍被非法關押在中共的看守所、洗腦班、監獄裏遭受著非人的折磨,我們再也不允許這種對好人的迫害延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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