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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遵義市母女遭受的迫害
下面是潘一榮自述母女二人遭受的迫害。
我叫潘一榮，曾用名潘凌雲，家住貴州省遵義市紅花崗區老城，九七年夏天我看到母親在修煉法輪功以後，前後判若兩人，這樣我也有幸走入了法輪大法修煉，那時我十八歲。母親在修大法以前,疾病纏身，四十幾歲的人，患有嚴重的高血壓、神經衰弱、失眠等病，吃藥比吃飯多，整個人看起來面色暗黃、非常瘦弱。長年病痛的折磨，使母親性格暴躁，家庭的氛圍總是很壓抑。為了祛病，我母親練過一些別的氣功，但都沒甚麼效果，後來聽她說得到了一本寶書（《轉法輪》），並且天天在家打坐煉功，我也開始默默的關注起她來。有時她會在家讀那本《轉法輪》上的內容，每次她讀的時候我都很愛聽，那些內容是我從沒聽過的。就這樣半年後，母親徹底丟掉了藥罐子，身體恢復了健康。看到她臉色紅潤、精神飽滿、脾氣轉變，我也動了心，從此我也走上了修煉法輪大法的正法道路。
當我們因為修煉而一家人其樂融融的時候，九九年由中共惡首江澤民一手掀起的一場對法輪功的迫害，使我和母親聚少離多。2002年，母親被綁架到貴州省中八女子勞教所迫害三年，2005年回到家中，我看到她被折磨得蒼老了許多，身體也很虛弱，但是經過一個月的學法煉功，身體得到了迅速的恢復，這個事實讓身邊的人都看到了法輪大法的威力。我在2006年因為修煉法輪功被單位的人構陷，被遵義市紅花崗區國保大隊的人從單位綁架，送入遵義市第二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2008年2月21日，我因為在一小區發真相資料又被遵義市紅花崗區國保大隊的人綁架，他們在沒有出示任何有效證件和手續的情況下抄了我的家，搶走了我的電腦、打印機等私人物品，並將我送入貴州省中八女子勞教所迫害一年半。2009年8月份我從勞教所回到家中。
2010年10月30日，我下班回家，被自稱是政法委的人攔在家門外，然後被綁架到遵義市板山洗腦班，在這過程中我讓對方出示相關證件和手續，他們都拿不出來。第二天我聽說母親也被綁架到了那裏。這個所謂的「法制教育中心」，打著「農家樂」的幌子，每個法輪功學員分別關在不同的房間裏，由兩個人進行二十四小時監視。當我問到她們的名字和相關人員的情況時，她們都三緘其口，推說互不相識。連那裏面幾個自稱是「老師」的人也不敢報上自己的名字。我告訴他們這是非法關押，並且我和母親也拒不配合他們的要求，遵義市紅花崗區國保大隊楊清雄（隊長）就威脅說，如果不配合就把我們母女送到看守所，還說如果把我們送走了，他們還得去找兩個法輪功學員來完成任務。
第二天，他們召集了二、三十個人，像開批鬥大會一樣，想要給我們母女施加壓力。在會上我不停地大聲喊著「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不允許惡警利用這個機會散布毒素。國保大隊隊長楊清雄一看講不下去了，就指使在場的惡警將我們母女送到遵義市第二看守所，到了看守所門口，我正告楊清雄「你們這是迫害」，楊無恥地回答：「我就迫害你了，你要怎麼樣吧。」
到了看守所，我和母親就被分開了，一個月後我看到她拎著一個包出了看守所，後來我才知道她是被轉到了貴陽爛泥溝洗腦班繼續迫害。而那天也是我看到她的最後一眼。而我則被枉判三年半。
2011年5月18日開庭時，審判長的旁邊坐了一個不明身份的人，時不時的和審判長進行低語。當我在庭上指問「刑法三百條」中，我到底破壞了哪一部法律的實施時，審判長回答說「不允許對法律條款提出質疑」，旁邊不明身份的人插話說「她不懂法律」。當我問到我的行為到底傷害了哪一個當事人，或者哪一個相關部門由於我在家上網下載了關於法輪功的文章而不能正常工作？公訴人蘇有強居然很荒唐的把在我家門口綁架我的兩個派出所民警作為指證的證人。而這兩個所謂的證人卻自始至終沒有出現在庭上。很快這個所謂的法律程序就在不明身份的人的干預下草草收場。
就在我接到判刑執行書的第二天，負責看管我那個監室的看守警察陳森惠告訴我說需要我打指紋，我拒絕了她的要求，不一會她和姓吳的所長就帶著六、七個下面監室的男犯上來，先是叫他們扯的扯手，拉的拉腳，企圖強行給我按手印，但最後還是沒成功。然後就叫來獄醫，讓那幾個男犯把我反身按在地上，強行採血，之後又給我打了一針鎮靜劑，希望我能睡過去好取指紋，但他們等了半個多小時，我依然很清醒，他們有個警察就說那個醫生進的是假藥。見實在無法取到指紋了，他們才離開。而那天我的家人來探視，他們怕他們的違法行為被外界知道，直接就剝奪了我接見家人的權利。
2011年7月份我被轉到貴州省第一女子監獄四監區。這個監區聽說是2009年新成立的，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一進去我就被單獨關到了一間監室，由三個犯人監視看管，剛開始這三個犯人就是套我的話，了解我的家庭情況，也很偽善地噓寒問暖。她們給我一個本子說是每週要寫一篇心得體會，我拿來就開始寫我煉功後身心受益的情況，並且也從法律角度分析為甚麼法輪功是受迫害。我寫的東西也被交出去給那個監區的警察看，還用紅筆作一些批示，表面看起來好像挺開明的。可是我所提出的法律方面的質疑從來沒有得到過正面回答。有一次我把我在洗腦班的經歷寫出來，並問那些人的違法行為是怎麼回事時，監區獄警王蘭和謝鳳先的回答是：你所遇到的事情我們沒有經歷過，所以不作評價。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她們要我配合所謂「學習」（洗腦），我不配合。她們就從三大隊調來一個犯人，叫張鈺，在我拒絕和她們進行交談時，她們就開始不准我睡覺，並且又增調了三個犯人，輪流著來控制我，一看我打瞌睡，就把我弄醒。我說睡覺是我的權利，我就要睡。我一閉眼，那幾個犯人就來撥我的眼皮，搖我的頭。在這個過程當中，那些犯人會來套我的話，然後告訴給（這個）張鈺、廖紅梅，她們再一起研究迫害的方法。她們主要是攻擊大法和師父，也對我不停的謾罵，還故意用各種方式來侮辱我：在我身上寫字，寫罵大法的話；故意歪曲我的本意，對我進行人身攻擊；叫幾個人把我推來推去；在紙上寫上師父的名字再丟到便池裏，以這種方式不讓我上廁所。然後再告訴我「如果你轉化了，我們就會對你如何好，沒人再敢罵你，還可以自由活動，企圖以這種方式來讓我妥協。
在整整一個月沒有睡覺的情況下（有時也只是坐著打一小會盹，但她們會說我已經睡了幾個小時），我走著也會睡著，然後在兩邊安放的鐵床上撞醒，這時監視我的犯人會很開心的大笑，我的身體會不由自主的抽搐，到最後就開始出現夢遊的狀態，站著睡著了，在手舞足蹈中驚醒。在她們迫害我的期間，監區的警察很少進來，放任她們做違法犯罪的事。有一個叫周箐的警察有一次進監房點名的時候對我說：我怎麼看你像要翻白眼了一樣啊。從此那些犯人就常在我面前說我出問題了，快不行了等等。她們看我那樣，就要求我寫一個證明，說如果我出了甚麼問題一切與她們和監獄的警察無關，當時自己人心很重，經不起那些犯人的「苦苦哀求」，就寫下了這個證明。最後由於自己怕心重，沒有做到堂堂正正的揭露迫害，而是和邪惡打了一個賭：我如果在三天之內能保持清醒，不打盹，從此就別來做我的工作，想以此來結束她們對我的迫害。但我沒能做到，雖然知道自己做錯了，但又怕她們以此為藉口加重迫害，就寫下了」三書「。
在羊艾監獄被非法關押的期間，我並不知道這個時候母親身體已經被迫害得很虛弱。母親修煉大法之後本來身體很健康，在被綁架到洗腦後，就陸續出現了長期整夜整夜的睡不著覺，頑固性便秘，曾經有幾次子宮大出血和其後的多次小出血，她因此被弄到省公安醫院住院檢查，但是卻不告訴她檢查結果。在她備受折磨一年多，身體十分瘦弱、腿腳水腫的情況下依然不放人。當母親已經生命垂危的情況下，洗腦班才通知家裏人將我母親接回。我母親趙正書回來後幾個月的時間因為身體極度虛弱，含冤而逝。
人在做，天在看。那些迫害大法修煉的人，都將為自己犯下的罪惡承擔惡果。我母親過世時，我家人要求讓我回來見她最後一面，但是遵義市政法委有關人員在沒有徵求我本人意見的情況下，擅自剝奪了我作為一個公民應有的權利。
我出獄回家後，老城居委會、派出所、街道辦、政法委的人經常打電話來詢問我在哪裏上班，最近在幹甚麼，還兩次到我家，要求我寫保證。當我要求對方出示相關的規定和文件時，對方也拿不出來。在這裏我想告訴還在繼續參與迫害的紅花崗區、匯川區國保大隊以及老城居委會、派出所、街道辦、政法委相關人員，你們永遠也拿不出合法的文件，因為這一切全是建立在非法的基礎上，用所謂的刑法300條來加害法輪功修煉者，那完全是中國法律界的笑話和恥辱，如果你們就按這個執行，這就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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