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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鳳玉在唐山市開平區勞教所遭受的折磨
我叫白鳳玉，是河北省豐寧縣南關鄉、南關村人。在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日早晨發放《九評》時，被不明真相的人告發，被綁架到豐寧公安局。惡警們又去我家裏抄走大法書、日記等東西。家裏人（常人）為保我出來送了惡警們一萬多元現金，可他們這邊拿我家裏的錢卻不讓放人。
國保大隊的張鵬飛問我《九評》是哪裏來的，我說不知道。他看我不說，就說：「那就在勞教票上簽字吧。」我說：「我沒罪憑甚麼勞教？！」他打了我一個耳光。國保大隊的司瑞清說：「別打了，簽不簽都一樣，送看守所吧。」我被非法關押在豐寧看守所裏，五天都不讓出去一次透風。天很熱，晚上我昏倒了，被他們送到豐寧縣醫院急救室。當我醒來時，雙手被銬在病床上，正在輸液。我說：我不輸液，他們又把我拉回看守所，在看守所的門前，我看到我的家人都在門前等著看我，可他們就是不讓見面。第六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五日清晨四點多鐘左右，他們把我們叫起來，有我、張國雲、劉瑞蘭一起被劫持到唐山市開平區趙莊勞教所。（我和劉瑞蘭是一年半，張國雲是一年）。
到唐山市勞教所後先檢查身體，因為我在沒修煉之前患有先天性心臟病，是二尖瓣三尖瓣狹窄，遭迫害，二十日晚又昏倒過，勞教所有關人員拒收。國保大隊惡警送禮後，勞教所才把我收下。國保大隊惡警還把我家裏給我的所有零用錢都沒收不給，我和他們講理，他們說「給你檢查身體花了」，就這樣錢又被他們扣下。
在唐山勞教所我遭受了嚴重的迫害，幾次都生命垂危，因有師父的呵護和我堅定地信師信法才走過了那段艱難的歲月。我不承認有罪，不背監規，不照相，不走步，不做操，不做奴工，不喊隊長好。每走一步都遭到體罰，如：站牆根、站風口、太陽下曬、不讓睡覺、用腳踢、不讓上廁所、不讓洗漱、羞辱、辱罵等等。儘管他們使盡了招數，我心裏記住了師父在《精進要旨》〈大曝光〉中的一句話：「怕甚麼，頭掉了身子還在打坐的」。師父的法在耳邊響起，在危難時都是師父救了我。由於不間斷的迫害，我的身體極度疲勞和無力。
我開始煉功，被大崗（小偷，一個普教）紀鳳英告發，警察大隊長王文平、小隊長謝愛茹把我拽到一間屋裏。王文平踢得我的小腿不敢走路（現在小腿骨還有一個小指大的坑）。謝愛茹用電棍電我導致心臟難受。副大隊長楊海鳳說我是裝的，晚上騙我出來談話。因我的腿被踢得走路很困難，心臟又不好，她叫兩個警察把我拖到教育科迫害，迫害的我連床都起不來了。幾天過去了，他們才把我弄到醫院檢查，說沒事，卻逼我吃藥。我不吃，她們幾個人摁著我往我嘴裏塞藥。
 酷刑演示：電棍電擊 |
警察心情不好，還會拿我們出氣。比如警察丁小光，是承德市何營子人，那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中午，我去打飯，天很冷，我的手抄在兜裏，被丁小光看見，她大呼小叫，我說你不要這樣，我不是犯人。她氣得簡直不可理喻，並叫副大隊長王豔華把我推到會議室的屋裏，綁在椅子上。我向她們兩個講真相，她倆用膠帶把我的嘴封住，順著頭繞幾圈，不許我說話。在把膠帶拽下來時，膠帶上全是頭髮，別的警察視而不見，到了晚上九點多才放我回班，我就這樣度過了二零零八年的最後一天。
 酷刑演示：用膠帶封嘴 |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號，我不報數，因為我沒犯罪，他們這樣對待我，我想起師父在《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講的話：「無論在任何環境都不要配合邪惡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同修們都不報數，他們又把我綁了起來，不讓上廁所。零九年一月正是寒冬臘月，天氣很冷，惡警們把我的上衣外套扒掉，把屋裏的窗子全部打開，三樓又是陰面，冬天的風刮個不停，我就背師父的經文《位置》，兩天一夜就這樣過來了。看著我的普教穿著羽絨服，抱著熱水瓶，都冷的受不了。
那日唐山下了很厚的一場大雪，惡警陸海存是五大隊的頭頭，他把我們三十多名同修帶到樓下，警察把同修的上衣外套扒掉，分別站在雪地裏。他們羞辱著我們，不許反駁，同時拿著電棍等刑具。閆紅麗是大隊長，說「你們誰報數誰回班去暖和去」，同修沒有動搖。同修鄭寶華被凍倒在雪地裏（因為鄭寶華不報數被綁四天四夜），他們還在嘲笑著。從上午九至十點鐘左右一直到下午四至五點鐘左右，只剩下我和侯芳、劉小軍、劉淑閣，他們把我們四個放在一間陰面沒有陽光的屋裏打開所有的窗子往裏颳風，又把鄭寶華、楊淼、王蘭鳳調到我們這裏一起凍著，不給我們飯吃。我們七個姐妹三天沒讓吃飯。同修們知道了，全都絕食反迫害不報數。邪惡妥協了，這是整體的力量，就這樣又走過一關一難。（在這次不報數中，同修王偉月、李至民、楊淼、鄭寶華還有周淑銀都受到了很大迫害。其中鄭寶華已被迫害致死，才三十多歲。）
零九年新年到了，那是萬家團聚的日子，我和楊淼、鄭寶華、劉淑閣、侯芳、劉小軍在一起迎來了零九年的新年。我們在心裏祝願偉大的師尊新年快樂！祝願家裏的親人平安！
零九年的正月十五元宵佳節，劉姐家裏托人捎來水果（因為我們不報數，惡警們就不讓家人接見），我們把水果擺上敬偉大的師尊，我們一起唱了《師恩頌》。警察王豔華氣勢洶洶的來了，搶走了水果。我們給她講真相，她不聽還動手打我們，她用手掐住我的脖子說「再唱掐死你們」。同修們齊上制止迫害。
正月十六九點多鐘警察王玉芬來了騙我們說：我帶你們出去買東西去，我們到了樓下，警察全都出動，把我們推到教育科綁在椅子上，晚上才回到班裏，我們走路很困難，身體出現不同的頭昏、心臟不好，我們決定背法、煉功。
我們又開始背法、煉功。邪惡找來普教二十四小時監視我們，我們給她們講真相，不讓她們干擾我們，清晨四點鐘我們開始煉功，六點發正念。惡警先把楊淼和劉淑閣調出班。把我們四個分別銬在床頭的欄杆上，把床板全都拆走，白天黑夜就這麼銬著，不讓上廁所，不讓洗漱。幾天過去了，惡警問我們還煉不？我們說煉，他們又把我們綁起來，我們就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惡警才把我們放開。
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那天早晨七點多鐘，我要去廁所，大隊長閆紅麗不讓去，我喊著：我都九天沒解大便，你為甚麼不讓去？！她邪惡地說：就是不讓去，想去找你師父。我又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她來到門前，用電棍直電我左側心臟部位。我倒在地上，失去知覺。當我醒來，同修圍著我發正念，清除邪惡，又求師父保住我的人身。同修看我醒來都哭了，是師父救了我。 同修說我已經昏死一個半小時還多。惡警閆紅麗看我倒在地上就走了，一個半小時沒來一個警察。室內有監控器，惡警們看我醒來了，就來了，醫生也來了，假惺惺問我怎麼了？同修說：她都九天沒解大便，要上廁所，閆紅麗不讓去，還把人電倒，你們還講理嗎？醫生說「去吧，哪會去都行」，就走了。
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午我開始絕食抵制迫害，三天過去了，第四天王文平騙我出去說：「你吃不吃？不吃就灌」。我說不吃，天賦人權，你們都敢剝奪，把我電成這樣，我要求無罪釋放，因為這裏生命沒有保障，我又不是罪犯。王文平說：閆紅麗電你我不管，你不吃我就得灌。她找來十幾個普教和丁小光，把我綁在春秋椅的靠背上，兩隻手銬在椅子的扶手上，兩隻腳綁在椅子的腿上，幾個人摁住我的頭，兩個人摁住我的手臂，腿上還蹲著兩個人，腳被她們踩著，醫生給插管子，管子插不進去。她們就用鋼勺撬我的牙齒，我不張嘴，她們就捏住我的鼻子，我喘不上氣來，就順勢把鋼勺放到我的嘴裏，上下翻轉，血順著嘴角流下來，她們把流食灌到我的嘴裏，因鼻子還被捏著，流食進入氣管，很長時間上不來氣。但我主意識很強，我想起師父，我是神，一聲大吼，我站起來了，春秋椅都被帶起來了，隨著又落地一聲響，流食噴了王文平滿臉和身上都是，摁著我的人和蹲到我腿上的人全都倒在地上。這十幾個人都算下來有一千多斤，椅子有上百斤。王文平先是一愣，隨後出手打我耳光，醫生說：「別打了，有事說事用不著絕食，來我餵你吧。」我不吃，醫生說：「你就看在我為你看病時不分白天黑夜的份上吃兩口算給我面子，明天再解決事，行嗎？」我的人心上來了，我哭了。她們太狠毒了。醫生又說了很多。我說你把銬子打開，我自己吃。就這樣我才回到班裏。
同修看我這樣就決定絕食反迫害。三月三十日我又沒吃飯，晚上陸海存找我，說我大女兒要結婚，家裏打來電話讓我接，我不接電話。這時來了一個人，問誰叫白鳳玉，我說我是，他問我為甚麼要絕食，我把經過和他說了一遍，我要求無罪釋放。他說：我放不了你，這樣吧，你先接電話，接完電話再吃點東西，明天解決問題，有甚麼要求提出來行嗎？這個人穿的是便衣，我說：我不知道你是誰，我怎麼相信你。他說他姓袁，曾經在豐寧上過班。他告訴王文平和陸海存，要把事情解決好就走了。
零九年四月一日我提出了四個條件：第一不許誣蔑我師父和大法；第二我不穿勞教服；第三吃飯、洗漱、上廁所不能限制；第四我煉功、發正念，不許用暴力迫害我們。經過幾天她們答應前三條，第四條只答應不再用暴力。
從零九年四月份再沒用暴力，都是變相干擾和迫害。可是她們還在用暴力迫害其他同修，我只能用全力幫助同修、保護同修。後來我被單獨關押在有十幾個普教的監室，二十四小時看著。
因為我不聽邪惡的任何安排，邪警不讓我下樓走動，他們說：這裏只有兩種身份，一種是警察，一種是犯人，你不穿勞教服裝，也不穿警察服裝，只能在屋裏了，我和她們理論，她們答應在陽面的窗前放了一張床，我只能在這個小地方見到陽光。因多種原因我身上起了一些小紅點疼痛難忍，最後起不來床，西醫叫帶狀皰疹，中醫叫蛇盤瘡。沒有同修，沒有親人，我只能向內找，我說：如果我錯了，只能在法中歸正自己，不准任何生命迫害我。我天天背師父的經文：《正念除黑手》、《全面解體三界內一切參與干擾正法的亂神》、《大法堅不可摧》，發正念，不敢放鬆自己，因為那是邪惡的黑窩，我又走過了一次魔難，闖過了病業關。哪一關哪一難都離不開師父的慈悲呵護。
就這樣我在勞教所度過了一年零四個月。出來時頭髮都白了，眼睛看東西模糊不清，耳朵聽力下降，身體虛弱。家裏人看到我都大吃一驚，怎麼都成這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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