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法理指引我前行
尋找了幾十年的真理終於找到
我是一個老年大法弟子，今年七十五歲。一九九六年六月底的一天，一個鄰居大嫂告訴我，她在煉法輪功。說法輪功在她身上顯現了神奇：一、她的手指腫了幾個月也治不好，煉功幾天就好了。二、她說她是在山坡上和一些同修煉功的，一天下雨，挺大的雨愣沒淋著她。她的話對我震動很大。我就問：「有書嗎？借給我看看行嗎？」她說：「有，我給你拿去。」
隨後她給我拿來兩本書，一本是《法輪功》，一本是《轉法輪》。第一本書我看了，覺得好像跟其它氣功書差不多，第二本《轉法輪》就不一樣了，裏邊講的道理既新鮮又感人。特別是人是怎麼來的，人生的意義，人應該怎麼做人，這些道理是從古至今沒有人講的，連過去的聖人也沒有講過。尤其講到：「真、善、忍這種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與壞的標準。甚麼是好甚麼是壞？就是用他來衡量的。」「不管人類的道德標準怎麼變化，可是這個宇宙的特性卻不會變，他是衡量好、壞人的唯一標準。那麼作為一個修煉人就得按照宇宙這個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標準去要求自己。你要返本歸真，你要想修煉上來，你就得按照這個標準去做。作為一個人，能夠順應宇宙真、善、忍這個特性，那才是個好人；背離這個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壞人。在單位裏，在社會上，有的人可能說你壞，你可不一定真壞；有的人說你好，你並不一定真好。作為一個修煉者，同化於這個特性，你就是一個得道者，就這麼簡單的理。」[1]這些道理對我震動太大了：多年來我尋找的真理終於找到了！
因為我年歲大，所以邪黨所做的壞事我都經歷過。如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大煉鋼鐵，五九年到六一年三年人禍餓死四千多萬人，六五年四清，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九八九年六四殺學生。每次運動我從內心深惡痛絕，因為都是違背人性的。但是邪黨壟斷的喉舌卻大喊特喊「好得很」。
我就想：這個世界上如果有一個客觀存在的衡量好壞的標準就好了，那樣，有人一做壞事，就會被很多人看穿，就會有很多人抵制，壞人就做不成壞事，至少可以減少壞事，老百姓會少受很多罪。但是始終沒有找到這個真理。
當我看到《轉法輪》的時候，我的內心深處發出一聲歡呼：「我尋找了幾十年的真理終於找到了！」所以我一氣呵成，把《轉法輪》很快全部讀完。第二天，我請來《轉法輪》、《法輪功》和《法輪大法義解》。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我開始真正煉功。從此，我在《轉法輪》法理指引下突飛猛進，煉功中真的感到腿不知哪去了，頭也不知哪去了，像坐在雞蛋殼裏一樣美妙，後來打坐上身老往後仰，等不後仰時真有離地的感覺。同時，不但感到師父給下在腹部的法輪在旋轉，也看到了赤橙黃綠青藍紫的法輪在眼前飛舞旋轉；很長一段時間裏，我走到哪裏，身體周圍都有像雪花似的很多小法輪圍著我飛舞；還有，我經常看到有兩條龍跟著我，但我不知是護法的天龍八部還是我修出來的。同時，我身上的高血壓等幾種疾病也不翼而飛了。
在迫害中前行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黨把魔爪伸向了修煉真善忍的大法徒，真是黑雲壓頂，氣燄囂張極了。這時我想起《轉法輪》裏講的相生相剋的理，有人就有鬼，有佛就有魔，不足為怪。「真善忍」就像一面照妖鏡高高懸在中國大地的上空。一切妖魔鬼怪，魑魅魍魎，在這面鏡子裏都無法遁形，都要顯現出它們的原形來，它們當然不願這個照妖鏡存在。這就是它迫害大法的原因所在。
「七•二一」早晨，我們附近的幾個大法弟子湊在一起商量：煉功點不讓煉了，那就在花架子裏煉吧，五六個人先煉功，後學法，正學著，警察去了，還是不讓在一起。這一天，我在家裏坐立不安，也想不出甚麼辦法。
晚上我到了輔導員同修A家，A說：「你來的正好，我這裏有不乾膠粘貼，我們把它貼出去。」我看了看內容，都是「法輪功是正法」，「真善忍是檢驗好壞的標準」、「還我師父清白」，我們兩個就到小樹林煉功點把所有不乾膠貼完。這是我們煉功點大法弟子對邪黨迫害的第一次挑戰。
從七二零到二零零一年春基本與同修沒接觸，所以大法的形勢也不清楚，我就自己在家學法煉功，一天也沒停過。大約到二零零一年夏開始，先後與幾位同修接觸，才見到新經文，直到零二年新經文都是手抄。師父《在美國佛羅里達法會上的講法》說：「一個是大家學法的問題，一個是發正念的事，再有呢就是講清真相這件事情是極其重要的。實際上這偉大的一切都是你們已經走過來的，你們已經建立了這樣的威德，但是，要做的更好，而且要繼續下去，直到把邪惡徹底除盡。使全世界的人、全中國的人都認識這場邪惡的時候，那邪惡還能起作用嗎？它就垮了。」[2]師父的話鼓舞了我。我決心按師父的話去做，沒有條件，一點點摸索，創造條件，也要做。
製作真相資料
二零零二年春的一天，我剛一開門，看到一個姑娘同修把一張《明慧週報》扔在我的門前匆匆上樓去了，我把週報揀起來如獲至寶，當我把信箱打開發現裏面也有一張，這說明很多同修走在了我的前面。我想，如果有一台複印機多好！新經文不用手抄了，週報能複印，我也可以給眾生送真相了。
於是，我和老伴商量買複印機的事，因為她害怕，我必須徵求她同意後才能買。經過多次商量，她終於同意了。我買了一台噴墨一體機。但隨後發現，真相材料是有時限性的，不可能一張週報永遠使用。
我家有一台台式電腦，女兒上大學後基本閒著沒用，我不如把它利用起來。但又一想，我也不會電腦，怎麼利用？正在這時，街道組織了一個電腦學習班，於是我報名學了十來個小時，學會了基本的操作方法。還有一個困難，就是打字，我不會拼音，怎麼打字？當我在電子城發現有手寫板時，高興極了，於是買了一個手寫板，這樣我基本具備了在電腦上寫真相材料的條件。我就摸索著在電腦上寫真相文章，有一篇印象比較深，題目是《江××的心路歷程》，內容是江為甚麼迫害法輪功。我記得女兒看到這篇文章後笑得前仰後合，我覺得還行，於是有很長時間我都印發這張傳單，當然，大都是在本居民區發放。
發放真相材料也是一個修煉過程
我記得第一次發放真相時，是在夜裏十二點以後。從出門那一刻起，心就咚咚的跳。隨著時間的推移，發放次數的增多，怕心就沒有了，甚至有人的地方我也敢去。發放地區也擴大到周邊幾個居民區。
二零零五年春，一個同修拿來一本《明慧週刊》，看了同修交流文章，感到自己與同修比還差的很遠，我必須再接再厲，才能跟上師父的正法進程。當時就想：我如果能上明慧網多好啊！當看到週刊中有上明慧網的方法時，甭提多高興了！
晚上女兒回來後我讓她按《明慧週刊》說的方法給我上明慧網，她幾分鐘就上去了，我高興的要跳起來了，就像迷失的孩子又回到自己久違的家園一樣。隨後我讓女兒教給我下載《明慧週刊》和《明慧週報》。
從此我和周圍幾個同修所用的真相材料和週刊都是我下載、複印，再也不用到處去尋找了。師父叫我們「遍地開花」[3]，我們這朵小花在渴望中茁壯地開了。
由於真相材料自己製作，及時方便，漸漸形成定期大量發放。這樣漸漸引起老伴和女兒的不安，一天晚飯後，老伴鄭重其事的說：「現在我們三口人商量件事，你這樣大量印製發放這些東西，你想過沒有？時局這樣緊，一旦把你抓起來，我們娘倆怎麼辦？」
我想了想說：「根據我這麼多年的經驗，邪黨歷次運動都有很多人受害。但在一點上，無論家長犯甚麼罪，其他家庭成員只要與之劃清界限，基本不會受到牽連。如果我真有那麼一天，第一，你們就與我斷絕關係，第二，你們也不用去看我，也不用管我。你們該怎麼過就怎麼過，就當沒這麼回事一樣就行了。」半天，女兒說：「關係說斷絕就斷絕了？」老伴再沒言語。
從此我該怎麼做還怎麼做，她們甚麼都不管了。每逢我出去發真相材料老伴就提醒我：「別忘了發正念！」回來後問：「碰到人了嗎？」我就說：「沒有。」或者說：「碰到人他也看不到我。」每天一到十二點或六點，她就提醒我；「到點了！」叫我別誤了發正念。
老伴不但支持我做大法的事，還親自做勸退的事，她勸退的有十來個，當然都是她的親朋好友。有的同修誇獎她「不修道已在道中」[4]。
二零一零年秋和另一同修聯繫以後，因為她年輕，無論體力和精力都比我們先前幾位同修強，所以我建議她把刻錄光盤的事承擔起來，經費由我們幾個負責。結果比較順利，從2011年神韻開始到今年神韻，刻錄都比較順利，同時她開發了真相幣項目。從此，我們這朵小花主要項目都有了。
師父說：「當今的世人有許多都是不簡單的，特別是中國人。我早就說過，中國人裏邊，有許多是世界各個民族、各個時期的王轉生到中國去了。當然還不止是王啊，幾乎那個王朝都轉生到中國去了。當然人他不只是在人類社會有他的過去，還有人生命的根本來源，都是不簡單的，所以大法弟子要度的一定不是一般的生命。」[5]師父的講法說明中國人都是不平凡、不簡單的，作為弟子就應該聽師父的話，應該救人。怎麼救呢？感覺很難。沒有現成的現身說法，我就從《明慧週刊》同修的文章中尋求借鑑。
勸世人三退
記的第一次面對生人勸退大概在2005年秋，我和老伴到市場買菜。有一個青年人問我：「大爺，照快像的在哪兒？」我想這可能是有緣人，我得救他。於是我說：「那你跟我走吧，我送你去。」我問他：「照像幹嘛？」他說：「我在家樂福當電工，辦卡用。」「家在哪兒？」「保定。」我就直奔主題：「你聽過三退的事嗎？」「沒聽過。怎麼回事？」我告訴他：「三退就是退黨、退團、退隊。為甚麼要三退？因為共產黨當政之後，做的壞事太多，天要滅它。如毛澤東搞的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煉鋼鐵、三反五反、鎮反、四清、文化大革命，尤其三年災害（其實是人禍）餓死三千多萬人；鄧小平上台鎮壓學生運動，在天安門廣場用機槍掃射學生，用坦克將學生軋成肉醬；江澤民上台迫害法輪功，法輪功是信仰真善忍的。真，就是說真話，辦真事，做真人；善，就是以善待人，與人為善；忍，忍到甚麼程度？忍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你說這不是好人嗎？但江澤民就不允許好人存在，它就要對這些好人進行迫害，所以，共產黨到了人神共憤的成度，天要滅它，那麼凡是加入共產黨、共青團和少先隊的人，不退出來就是它的一份子，就在消滅之列，就有生命危險。退出來才能不為它陪葬，才能有一個美好的未來。你加入過甚麼？」他說：「我入過黨。」我問：「你貴姓？」他說：「免貴姓朱。」我說：「我給你取朱明這個化名退出共產黨好嗎？」他說：「好！」就這樣，我走出了勸退的第一步，也受到了鼓舞。
從此以後，只要遇到問路的，打聽樓棟門牌的，收破爛的，打掃衛生的，上門修理的，收衛生費的，收水費的人等等，我就給他講真相，救度他。多數人還是樂意聽真相，願意退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家裝修，先後來我家幹活兒的有十幾個工種，總共有幾十個人，除個別人說甚麼都沒入過，其他人都聽了我講的真相，並做了三退。
在講真相救人的過程中也有不順利的時候。有一次在遊玩時，遇到一個中年男人，我首先跟他打招呼：「遛遛彎兒？」「啊，遛遛彎兒。」「吃飯了嗎？」「吃了。」我湊近他說：「你聽說過三退的事嗎？」他急赤白臉的說：「你甭跟我說這個！」我只好訕訕而退。還有一次，在小樹林玩（這地方夏天人特多，因這裏涼快，又有體育鍛煉器材），碰到一個曾在一起工作過的人。他談他在單位怎麼挨整，之後我問他：「你聽過三退的事嗎？」他問：「甚麼三退啊？」我說：「就是退黨、退團、退隊。」他一聽便火了：「你不要把我拉入政治！這些年來我被政治害苦了。」我說：「我沒把你拉入政治啊。你是黨員，能不在政治裏嗎？」他越說聲音越大，有幾個人就圍過來聽。我一看這樣不行，也就再沒說話，只發正念，滅他背後的邪惡因素。
經過這幾年的實踐，深感北京人比外地人難救度，我認為這可能與經濟地位有關：北京人的經濟地位一般較高，而且都認為是共產黨給的。每逢遇到這種情況，我就用馬克思的《資本論》裏的「勞動剩餘價值」來破除其觀點。雖然認同，但勸退的不多。
再有一種就是個人利益第一，這種人也難救度，他說：「別的我甚麼也不信，也不管，也不聽，有錢就行。」你要問：「有錢能買命嗎？」「人不就是幾十年嗎，死了死了，一死百了。」「人死後要轉生的！」他就說：「誰看見了？」
後來我有一個想法：全世界有七十億人，大法弟子有一億人，如果每個人能救度七十多人，那麼全世界的人就都有救了。我救度的早就超過七十人了，應該鬆口氣了。尤其北京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難救，就更增強了我這種想法。
當看到師父的詩句：「生在苦難中 半生兩袖空 一朝得法向上沖 快 做好三件事 救眾生 回歸步別鬆」[6]。我感到這種想法不對，不符合師父對自己的要求，很慚愧。我要振作精神，加大力度，重新匯入救度眾生的洪流中去，多救人，真正的擔當起救度眾生的責任。
初次投稿，不足之處在所難免，誠請同修批評指正。謝謝！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
[2]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二》〈美國佛羅里達法會講法〉
[3] 李洪志師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節講法》
[4]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卷二）》
[5]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七》〈芝加哥市法會講法〉
[6] 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三》〈觀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