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四﹒二五」我在北京
「四﹒二五」發生時,曾在北京的紡織學院做財務工作的張女士已移居加拿大多倫多。十四年後,當被問及若當年仍在北京,是否會參加上訪,她說自己肯定會去。
「『六四』時,我和先生知道戒嚴意味著甚麼,但那夜,我們就在『六四』開第一槍的地方救助傷員。知道危險,為甚麼還要去呢?那是因為傳統的中國人骨子裏帶有的正義和善良,當美好的東西被毀滅時,第一念的反應是要站出來講句公道話。我相信早先很多中國人心中都還保有著這個。」
「而『四﹒二五』事件中,當帶給人身心重生的大法受到詆毀時,又有那麼多人為維護真理站了出來。」
「我父親是空軍軍官,在文革中被迫害,全家下放,我長期生活在恐懼與不安定之中,身心的壓抑使我迫切尋找人生的意義。通過大法修煉,我找到真正的自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活得踏實、愉悅。可迫害改變了我們寧靜的修煉生活。」
「剛開始看到同修受到殘酷迫害時,我感同身受,一再問如果是自己,能承受得了那樣的折磨嗎?以血肉之軀去承受實在太難了。後來隨著在大法修煉中的昇華,心中越來越多地想到別人,想到世人被謊言欺騙,對真善忍心存惡念而處於自毀的絕境,對自身的擔憂就淡了。」
十四年中,連迫害者都覺得法輪功不可思議,今天把這批輔導員抓了,明天又有人出來承擔;把這些「骨幹」抓起來,後天還有人站出來,抓了一批又出一批。「就是因為真、善、忍已根植修煉人的心,在他遭到詆毀時,大家就要去衛護他,去告訴人真相,前面的倒下了,後面的自然又頂上去。」
「講真相」與「槍桿子」誰更有力?
有人說法輪功一萬人上訪,人太多了,中共要迫害。張女士認為這說法站不住腳。
「在加拿大,公民的權利是立國之本。你有訴求,找法院、找媒體、找政府都是合法的途徑。公民有表達自己意願的權利,但沒有妨礙別人表達的自由,這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共識。在中國,老百姓只有上訪這唯一的合法申訴途徑。人都知中共的殘暴,可法輪功學員還是和平、理性地去上訪,這是出於善意和對政府的信任。」
「你先別說人多人少,你先說他們去幹甚麼?修真善忍,有錯了嗎?作為受益者,當大法受到不公,去說句公道話,不對嗎?因為這個抓人,對嗎?法輪功學員去上訪告訴政府迫害錯了,幫助被抓的同修,這錯了嗎?這件事情,一個人去做,合理合法,一萬人去做就變錯了嗎?人多就是打擊的理由嗎?」
這些年,張女士給大陸發生維權群體事件的地區打了幾千個語音電話講法輪功真相,很普遍聽到的話就是:「實在活不下去了,給我們槍吧!」被中共洗腦了幾十年的老百姓相信的也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當他們受到冤屈走投無路時,多選擇以暴抑暴的路。
「而法輪功十四年的反迫害,無論迫害多麼殘暴,付出的犧牲多大,大法弟子始終以和平、善的方式,一直以『講真相』讓人明辨是非,作出良知的選擇。開始時,好多人跟我們說『胳膊擰不過大腿』,你們講真相,哪敵得過中共的『槍桿子』加『筆桿子』?今天,已沒有人說跟我說這話了,因為他們已經看到『真、善、忍』信仰堅不可摧。」
「四﹒二五」與「搞政治」
「四﹒二五」發生時,海外評論人士文昭正在國內忙於研究生畢業,後來聽到國務院新聞辦發布的公告,才知道此事。「如果現在發生『四﹒二五』,即便知道迫害的殘酷,我也會選擇去,因為人該去做認為對的事情,處事原則不應為利益而折中。」
有人說,法輪功上訪是搞政治,所以中共要迫害。對此,文昭說:「我們這代人對這個詞沒有負面概念,對『搞政治』也沒甚麼障礙,因為『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如果有一個群體,哪怕是個氣功修煉團體,把它上升到一個社會公共事務層面,也算是政治事務了。你要禁止人煉功,別人有理由要求自己的權利,這完全合情合法,不應構成迫害的理由。」
「不過當聽到這消息,我沒覺意外。我雖年輕,早在九六年『光明日報』事件時,就有直覺──這麼大一個人群有自己的真心信仰,並去踐行,一定會讓中共的一些人寢食難安,一定會羅織罪名迫害。經過『六四』,整個中國社會信仰真空,人普遍為保全自己而無原則妥協,處於絕望之中。這時有一群人,為信仰的真理,為公義站出來,捨生赴難,我覺得這相當有勇氣,很了不起。」
「忍」與反迫害
有人說,法輪功不是講「忍」嗎?為何不像和尚、像宗教徒那樣躲在家裏煉?你上訪、發傳單、反迫害,中共就要迫害你。
文昭認為,中共早在九六年就預謀迫害法輪功,《光明日報》輿論攻擊之後,接著中宣部新聞出版署以「掃黃打非」為名禁止法輪功書籍出版發行;九七年公安部派特工臥底為定性法輪功為「×教」收集證據未果;九八年五月又製造北京電視台事件;九九年「四﹒二五」再設陷引法輪功學員上訪,為迫害製造藉口,若不成,它還會「五二五」再幹,甚至直接以莫須有的罪名迫害。中共實際是以人的思想是否受控、與之一致來確定打擊對像。其實質是要絕對控制人的思想,要掌控對是非標準的定義權。
「經過這些年,鐵的事實讓中國的主流不再認為中共代表真理、代表人民了,大家都看清中共的邪惡本質了。中共迫害法輪功,破壞了司法體系,顛倒了是非標準,摧毀了社會存在的基石,造成了道德淪喪和無以挽回的生態毀滅,將每個人都置於絕境。」
他認為,法輪功學員揭露迫害是為阻止犯罪,防止更多無辜受到傷害,這是對人負責,於民有益。法輪功信仰者也是社會的一員,他就有公民的權利。當他修煉的權利受到侵犯時,他就該去維權,這是盡公民的責任,是維護公義。
反迫害應成為一種社會共識
有同胞漠視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無動於衷,甚至說:如果我是江澤民,我也會鎮壓法輪功,誰讓他們人太多威脅到政權呢!
文昭認為這種古怪的「換位思考」,是選擇站在非正義的一邊,等於維持了一部吃人肉喝人血的國家機器。像最近國內媒體揭露出的「馬三家」黑幕,那些酷刑當初是勞教所惡警為「轉化」法輪功學員而發明的,然而其施加對像並不以你是否法輪功學員為區分。這昨天在法輪功學員身上練就的酷刑,今天已被用於維權律師和上訪民眾,明天自然也可能會落在你身上。
「一些人以為迫害法輪功離自己很遠,於己無關。其實不然,再主流的人,再不跟中共對抗的人,都可能按某些特徵被歸為少數,例如,維權人士、律師、『結石寶寶』家長、拆遷戶、自由知識分子、敢言的網民、少數民族群眾,等等,都可能因與當權者利益抵牾而成其大棒下的犧牲品。」
「即便真能『換位』,你成為當權者的機會實在太渺茫了,而成為被鎮壓對像的機會倒是大把的有。中國人有種傳統,其期許和幸福感多來自後代,他寧可自己苦一些,也要為後代開闢一條路。一個懦弱、不辨是非的選擇等於將自身安危置於累卵之上,也將枷鎖套在子孫後代的脖頸之上,將其置於被奴役的境地。」
他認為,支持法輪功反迫害既是出於道義,也客觀上為了每一個人、為子孫後代的安全與未來。這應成為一種社會共識。
「四﹒二五」精神的延續 給世界以希望
「四﹒二五」事件發生時,前教師、新聞工作者王先生已從北京移居加拿大多倫多,得悉消息時,他心裏還直遺憾:「我怎麼就不在北京!」
「我心裏就一直想著我們在海外能做點甚麼。多倫多沒有信訪辦、沒有天安門,我們就開始到中領館──這個中共的窗口去反映心聲,表達訴求。從那時起,我們的和平反迫害一天都沒停,到現在十四年了。」
他認為,真、善、忍不是一句美麗的口號,而是大法弟子在風雨中堅持不懈的實踐。國內法輪功學員從當年「四﹒二五」和平上訪,到後來建立二十幾萬個真相資料點,讓真相在中國大陸遍地開花;海外學員從「SOS環球步行」呼籲良知、延續十四年在中領館、中國城及景點講真相,到創辦講真相媒體、研發破網軟件,讓真相傳遍全世界;從傳《九評共產黨》促三退(退出中共黨、團、隊),讓人擺脫中共邪靈,到在全球舉辦神韻晚會,復興中華神傳文化,法輪功學員「四﹒二五」上訪的不向邪惡妥協、和平理性反迫害的精神一直在延續,始終沒變,這給世界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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