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發生了瘋狂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當時我正在上小學,親眼看見平時寧願自己吃虧、從來不虧別人的母親,被醫學院一大群瘋狂的紅衛兵逼迫在廣大師生面前揪著頭為「偉大領袖」下跪「請罪」的可怕場景,八歲的小哥衝進去,邊哭邊拉邊大叫:「我媽不是特務!」而只有七歲的我,在旁邊嚇的號啕大哭。
七十年代初,十六歲的我知道自己「家庭出身」被打上了「階級鬥爭」的烙印,「出身不好」的人沒有說話的地方的,高中畢業,我帶著沉重的精神壓力,下鄉當了幾年「知青」,在平時,我說話都不敢大聲,一味的拼命做自己難以承受的農活,直到恢復高考才考上師範讀書,跟隨母親的腳印、走進了教師行列,開始了幾十年的教書生涯。
在那個年月,我未來的婆婆,因極度營養不良,在八平米的家中突然去世。因為當時她的孩子們都去山區當知青了,她死的時候沒人知道。我曾經問過公公,怎麼就把他當年全靠做小生意辛苦掙來的鋪面房產全部交與「國家」了呢?已經半身癱瘓的公公說:「不交就把你腳朝天倒吊起來暴打啊……」
寫到這裏,我止不住淚流,想起第一次看《九評共產黨》,聯想這些經歷時,我是邊看邊悲憤大哭,《九評》破開了我頭腦的「殼」,那裏面寫的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啊,在這個專制暴政國家,哪一個家庭不是承受著這樣不把人當人的待遇?哪一個家庭不是傷痕累累,連它自己的效忠者在不需要時也不例外,共產邪靈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在中國這樣一個人人為近敵、彼此互相傷害、道德急劇下滑的社會裏,人們為追逐名利而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爾虞我詐。假話、假理、假貨充滿著人們日常生活中每一個角落,人有哪一天不是在擔心受怕、提心吊膽中過?
在全國上下的各基層組織都在全力發展黨員,在學校更是拉人入黨、入團、入隊,學生不入黨、團、隊就不能評先進、得獎學金。每當有學生來請求我當介紹人時,正是講真相的好機會,把這個黨是個甚麼樣的黨,它給中國、給你們帶來了甚麼樣的災難一一說清楚,這樣,學生們基本上都能夠接受,讓邪惡曝光、毀滅。就在自己這裏,阻止了朝邪惡深淵走去的學生。
我們學校的一個副院長去美國前和我擺談,我也就這個機會順勢給他說了真相,講這個黨的專制、無能、腐敗,講真、善、忍的好,講善待大法弟子,他基本認同我的觀點,回國後對我說,在美國,大法弟子給他送真相資料時,他都對大法弟子笑。
全民瘋唱「紅歌」時,我對很多熱衷於此事、其實根本不清楚為甚麼而唱的教師說:「去給把毒米、毒油、毒奶給你的孩子吃的劊子手唱讚歌呀?」只這一句話,引起了好多人的思索,連組織者也對我說:「這個道理還真是這樣的,真不應該這樣做哦。」看她們打開了心鎖,我再把真相慢慢道來,講我們社會最缺少的是真誠、善良、寬容忍讓,講中華五千年文明傳統教育才是我們國家真正需要?講現在社會中各種不平等的根源所在,一般都喜歡聽我講,說我知道的東西多,叫我多去她們辦公室,多和她們聊。
中共為了叫更多的人為它陪葬,叫學校全體黨員在甚麼「承諾書」上簽字,以保證和它「保持一致」,每個黨員必須簽,否則就怎麼怎麼的嚇唬人。這是它一貫的伎倆。
院長找我談話,問我為甚麼不簽字,我利用這個機會向院長講真相,我先把對方放在尊重的位置上,心平氣和、慢言細語談了兩、三個鐘頭,用自己的經歷講明不簽的原因,把對方的善性激發出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彼此之間作了推心置腹的交流,他也明白了很多可能從來沒有明白的道理 。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我去找繫部領導,開門見山,直接進入主題,也用自己的經歷講到不簽字的原因,自己的工作、人品為何會得到同事和學生的尊重,講法輪功給我們身心、思想境界帶來的巨大好處,也講現在社會中如何需要「真、善、忍」。我說:「法輪功能讓我靈魂淨化、身體健康,我能不說他好嗎?這個黨給我父母、親人帶來這麼大的災難,我能說它好嗎?!這個是與非相信你也是知道的啊。」他們都表示贊同。
偉大的師父給我搭好天梯,《九評》給我打開了天窗,讓我徹底認清楚了中共的邪惡真實面目。在真正拋棄這個邪惡的同時,我們有責任喚醒不清醒的世人,與中共決裂,不許它害人,這是每個大法弟子為己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