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夏天的一個晚上,車間主任M打來電話,說單位有事,於是我急匆匆的去了單位,到了以後才知道被他們騙了,他們要非法軟禁我,理由是廠裏派人監視我的時候懷疑我發了真相光盤。我說「不要光是懷疑,要拿出證據。」現在想想這個說法中有承認迫害的因素。
當晚,車間主任M和邪黨支部書記S說陪著我,都不回家。這時我想,是該講真相的時候了。於是我盤腿往長沙發上一坐,「既然咱們今天都有時間,而且平時也沒機會跟你們談我的信仰,我今天就好好跟你們說說。」他們說「好啊,好啊」。然後,我詳細的跟他們講了我得法修煉的經過,《轉法輪》書中都說了甚麼,以及我二零零二年無辜被關押到看守所的過程。我說,「咱們都在這個單位共事這麼多年了,我是甚麼樣的人其實你們很清楚,我的工作怎麼樣,我的為人如何,你們都很清楚,你們覺得這麼對待我合適嗎?」他們很嚴肅的說:「確實不合適。」
接下來,我又講了邪黨建政以來歷次運動中對國人的迫害,講了大法在海外和港、澳等地的洪傳,最後講到了善惡有報。「其實平時我也經常加班、值班,在單位睡宿覺對我沒甚麼影響,但是如果今晚我不能回家就是因為你們,因為你們對我的迫害,不管是上天的善惡報應還是人間的法律,將來都會讓你們負責任。我是走還是留,你們看著辦。」他們兩個互相對視了一下,又看了看牆上的表,已經是後半夜三點多了。S說,「這麼晚了,還回家嗎?」我堅定的說,「只要你們不強迫我留下,哪怕只剩一個小時今天我也要回家。」S稍微猶豫了兩秒鐘, 「走,咱們一起走,我用車把你送回去,都回家睡。」
第二天上午,廠裏的邪黨委書記A又把我和S叫去,說要和我談談。我說「談可以,但是我要有平等的發言權,否則就不是平等談話。」談話開始,A說,「其實廠裏都知道你人很好,而且工作能力很強,如果不是你煉法輪功,你早就是車間領導了。但是我們也尊重你的想法,所以自從我到咱們廠也沒給你做過工作,但是你要服從管理。」我說,「我當然服從管理,沒違反過任何廠規廠紀。」「那你為甚麼到外面發光盤?」「哪條法律寫著公民發放光盤是違法的?」「因為你煉法輪功,所以這樣做就不行!」她語氣加重。「你既然都當了廠級領導,你應該是懂法的。你去查一查法律條文,如果你能查到哪條法律說煉法輪功違法,我就任你處置,否則你無權干涉我的行為。」我的語氣也很衝,爭鬥心起來了。「這兩天你不能回家,我們班子就這麼定了!」「誰給你們這個班子的權力?八小時之外我跟你沒有任何關係!」「Y主任,通知管保衛的大友,今天就是不讓他回家!」她有些惱羞成怒。
回車間的路上,S和我說,「要不咱在車間睡兩天,糊弄糊弄她?」我說「不,一天也不!」我說的斬釘截鐵。「那好吧,你回家吧,有事我頂著,唉,這叫甚麼事啊?!」S嘆了口氣。
兩三個月後,廠裏機構改革,我到了另外一個車間,正趕上「十一」國殤日。放假那幾天,有一天我加班後很晚回到家,大約有八點多吧,忽然聽到有人敲門,妻子和我對視了一下,我問「誰呀」,門外答「是我」。我聽著聲音不熟悉,而且預感到甚麼,就提高聲音嚴厲的問「你到底是誰?說出名字。」門外的人頓了一下,「我是咱公司的,C師傅,你在家吧?」這時我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就又問,「你有甚麼事嗎?」那人趕緊說,「你在家就行了,我沒甚麼事,不用開門了。」說完就聽見那人下樓「咚咚」的腳步聲。
我快步走到陽台窗前,看到樓下停著我廠的一輛雙排座(我認識我廠的車),車前站著剛剛從我家樓門口出去的保衛科人員,好像叫老D,正仰著臉朝我家看,車裏邊好像還有人在抽煙。我看了他們一會兒,覺得應該給他們講真相,然後跟妻子說了一聲「幫我發正念」,然後從窗台上拿了幾個香蕉就下樓了。出了樓門口,我徑直向雙排座走去。車前站著的老D見我走過來趕緊開門鑽進了車裏。走到車門前,我拍了兩下,從車窗示意他把門打開。他不敢開,問我「幹啥」,我又拍了拍,「跟你聊聊」。他看我沒有惡意,才把車門打開。
進到車裏,我問「你們哥兒倆還沒吃飯吧?」他們點點頭,我把香蕉遞過去,「我也還沒吃,家裏只有這個,先墊點吧。」然後,我從他們當時的行為講起,告訴他們是在做違法的事。我既沒違反社會的法律,也沒違反廠裏的規定,誰也沒有權利對我進行非法監視。他們點點頭,「這是領導安排的。」順著他們的話,我又講了邪黨幾十年來搞運動害死了中國百姓幾千萬人,嚴重破壞了國家的法制,法制社會是不允許搞甚麼「運動」的,而且那些「奉命」害人的都沒有好下場。然後,我講了我們的祖祖輩輩都是相信善惡有報的,共產邪黨一定會遭報(按照當時的心性認為時機還不成熟,沒有直接向他們勸退)。
我講的過程中,他們只是靜靜的聽或點頭,並不說話。因為我當時有爭鬥心,所以說話中明顯帶有情緒,只是在講道理,而沒有讓對方感受到慈悲,感受到我是在為他好。
第二天上午一上班,L主任就告訴我,「T廠找你,讓你上午九點去他辦公室一趟。」我知道,很可能與對我的非法監視有關。到了T廠長的辦公室,他示意我在他辦公桌前的沙發上坐下,然後開門見山的問我,「你昨天還下樓找他們(監視我的人)去啦?」語氣裏帶著責問。「是啊,我沒違法,沒違規,憑甚麼監視我?」我的口氣也不軟。「唉,這也是上邊壓下來的,不是咱們廠裏想這樣,你就理解理解吧。」
「在我家樓下停車我管不著,有人盯著我家窗戶我也管不著,但是我上了一天班,而且是因為廠裏的工程在加班,那麼晚回家,竟然還有人為了確認我在不在家去敲門,這是我不能允許的。」「嗯?有這事兒?」T廠長顯然有點意外。轉而又說,「他不是沒做甚麼嗎?」「T廠,咱都是男人,都是家裏的老爺們兒,如果你遇到這事兒,還等他做甚麼嗎?再說,我媳婦當時嚇的臉變色了,你知道嗎?」我保持著原來的語氣。
T廠長沉吟了一下,「他們這樣做是不對,我跟他們說一下,以後不能這樣做。」然後又說,「你為甚麼不能把這事兒往好處想呢?為甚麼不能把它當成是廠裏在保護你呢?其實以前不止一次有人向我建議,乾脆把你交上去得了,可是我就沒那麼做。」他的口氣比剛才緩了一些。「T廠,我完全知道你為我好,這麼多年我也跟你幹了不少工作,你是甚麼樣的人我當然知道。但我即使知道你是為我好,我也不能接受這種方式,因為這不合法,也是對我的侮辱。」
他點了點頭,然後又說,「你們既然是當好人,為甚麼把共產黨罵成那樣?」「T廠,你在九九年之前見過有法輪功學員說共產黨不好嗎?沒有吧?因為修煉跟共產黨沒關係。可是九九年『七二零』的時候非得把這群信仰真善忍的人說成是壞人,還要迫害,讓人們仇恨法輪功,那人受了冤枉還不讓人說話嗎?做了壞事還不讓人說嗎?」「美國就沒有貪污腐敗嗎?你們為甚麼總盯著共產黨?」「我認為自古以來哪個國家哪個朝代都有腐敗,但是程度不同,就像咱們考大學,科科都是九十幾分,就能考上清華、北大,科科不及格可能哪個大學也不要,但他們都不是滿分,都有答錯了的題,那能一樣嗎?」
「那你們給我打了那麼多電話,發了那麼多短信,不是騷擾我嗎?」「我們受了冤枉,遭了迫害,連個說話的渠道都沒有,給你打個電話還不行嗎?再說有人給你打電話你也可以不接呀!再退一步說,你如果認為這是騷擾,你還可以報案呀,可我們受了迫害誰管呢?」他不再說話,沉默了一會兒。「這樣吧,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只要向我保證不去外邊發傳單、發光盤,我就不讓他們盯著你了。」「T廠,我只能向你保證不做違法的事,而且只有在八小時工作日期間我是歸你管的,除此以外我不能向你保證甚麼。」「那好吧,你看這樣行不行,我們互相保證,我保證不給你找麻煩,你也不要給我找麻煩。」他的態度挺誠懇。我站起身,衝他抱了抱拳,「一言為定,咱們互相保證。」
二、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三月份,邪黨開兩會的前幾天,車間的邪黨支部書記X提醒我,「別搞甚麼活動啊,有人盯著你呢。」我很反感的「嗯」了一聲。第二天早上剛上班,X就叫我去她辦公室。剛一進門,她劈頭就問,「你昨天晚上幹甚麼去了?」
我說,「你啥意思?」「有人看到你昨天晚上出去和別人見面去了。」「笑話!我是個正常人,是個合法公民,白天上了一天班,晚上和朋友交往交往有甚麼問題嗎?你晚上從來不出門嗎?你不和人交往嗎?」因為爭鬥心去的不淨,一連串的反問衝她發了過去。
「這不正是『兩會』期間嗎?你理解理解。」她的語氣緩了一些。「他們開會跟我有甚麼關係?再說你真的認為我有那麼大本事,可以讓他們開不成會?荒唐不荒唐?還號稱『偉光正』呢,丟人不丟人!」「但你也得承認是黨領導一切呀!」「我為甚麼要承認呢?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執政黨組閣政府,但要以國家和政府的身份來對國民進行管理。真正的說法是『黨要管黨』,而且企業也是廠長經理負責制。我又不是黨員,你根本也管不到我。」
她被噎的好一陣子沒說出話,緩了一會兒才無奈的說,「你太明白了,我也知道你說的對,但現在就是共產黨的天下,我又吃著這碗飯,你叫我怎麼辦?」
這時我也意識到,不應該用爭鬥心和她頂著幹,得有善心,得跟她講真相。想到這兒我和氣的說,「X姐,剛才我也是心情不好,說了些帶情緒的話。說實在的,你本來是個很敬業的幹實際工作的人,技術很好,沒必要幹這個費力不討好的支部書記,你說是不?」她點點頭,很認可。
接著,我給她講了東德柏林牆守衛士兵因為「奉命」開槍殺人後來遭審判的故事,她說「我明白」,然後又說,「我希望我自己穩穩當當的,我也希望你別出事。」然後我又給她講了國際追查組織,講了當地「六一零」頭子和公安部門「上榜」的消息,「X姐,我希望你不要某一天也『榜上有名』。」她很受觸動,「只要你不說,誰能知道呢?」「老祖宗早就告訴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她沉默了,我繼續說,「X姐,你是很有頭腦的人,有時間看一下《轉法輪》這本書吧,自己辨別一下是非,不要聽誰的一面之詞。」「哦,我沒有時間啊。」她有些驚慌的樣子。
我笑了笑,「我知道你身體不好,如果我告訴你這本書可以幫助你恢復健康,你有時間看嗎?」她愣了一下,不知道怎麼回答我。我繼續說,「其實你是害怕,害怕了解真相後自己的良知讓自己不能安於裝糊塗,做壞事,你說是不是?」這句話似乎一下說到了她心裏,她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定定的看著我,臉上有些略帶驚訝的笑容。
三、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我搜集到了幾乎全廠所有人的電話。從這一年開始,我清晰的知道,要想破除邪惡的跟蹤、干擾,就一定要發好正念,講清真相。而且發正念和講真相不能單單是為了解體非法跟蹤和干擾,真正的目的是把壞事變成好事,利用這個機會救度眾生。
自打上次和我談話後,X再也沒有找我談過,也不介入非法監視我的事。我從L主任的口中得知,X以我不是黨員管不著我為由,把這件事推給了L。所以,我有幾次機會和L講真相,他不反對大法,只說自己處在這個位置沒辦法。我告訴他入黨時宣誓就是在發毒誓,邪黨完蛋時毒誓是要應驗的,他說從沒宣過誓,不敢表示退出。
這年的五六月份的一天晚上,車間主要管理人員聚餐, L噴著滿口的酒氣歪歪扭扭的湊到我身邊,拍了我肩頭一下,嘴裏咕噥了一句「真佩服你。」我沒弄懂他啥意思,隨口「嗯」了一聲。他以為我沒聽清,又把嘴湊到我耳邊大聲說,「你聽見沒,我很佩服你,真的!」我衝他笑了笑,「為甚麼?」他也一笑,「為甚麼?不能說,你知道。」然後又拍了拍我。
在邪黨兩會期間,我注意看了參與非法監視我的人,記在心裏,找機會專門找他們講真相。其中一個Y司機,原來和我就很熟識,他開車在我家樓下監視的時候我也專門找他講過真相,後來在廠裏有機會給他做了「三退」。從那以後,不管在甚麼地方遇上我,哪怕把車掉個頭,也要用車送我一趟,而且當著很多的人說,「C是大好人,不拉誰我也拉他。」
後來,我又先後勸退了同車間的小U、機動科的小Z和司機老J。
四、二零一二年
今年三月份邪黨「兩會」的時候,單位仍派了人在樓下監視我,直接負責這事的大友(化名)曾經是我的朋友。自從大友做了保安,我曾多次通過電話和短信向他講真相,可他似乎不為所動。為此,我心裏有些動氣,所以每天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對著大友和那些監視我的人發正念,讓他們限時報應,不讓他們繼續作惡。但是幾天過去了,似乎一點效果也沒有。
忽然有一天,我在學法中悟到:我發正念是要清除人背後的邪惡,而我面對的人是被邪惡利用的,是可憐的,是應該被我救度的眾生,我怎麼能生他們的氣呢?於是我擺正了發正念的基點,不許背後的邪惡生命利用他們對大法犯罪。
不幾天,大友專門來找我,我們進行了幾個小時的長談。長談中,大友告訴我,他看過《轉法輪》,知道裏邊都是教人行善做好人的,而且自己也信佛。他表示自己很不願意幹這種事,是單位的邪黨書記H命令的,並且他還曾因此和邪黨書記發生口角。接下來,他說他也看了很多書,知道邪黨多年來作惡多端,不會有好結果。於是我順勢告訴他,既然這麼明白,就把加入邪黨發的毒誓取消了吧,省的將來跟邪黨遭殃,他默許了。談話快結束的時候,大友告訴我:「咱們都好好活著,好人會有好報的。這些人(負責監視的)如果有任何干涉你的行為,就打電話告訴我。」
第二天上午,我一早就來到H的辦公室門前,敲了敲門,沒開。向周圍的人打聽了一下才知道,H下車間了,不知道甚麼時候回來。我當時心生一念:不管怎樣,我今天一定要讓他聽到真相。就這樣,我從早上八點就沒離開,找個地方邊發正念邊等,眼看到了十一點,快吃中午飯了,H還沒回來。我意識到不能再這麼乾等了,掏出手機撥通了H。正趕上H上樓,他馬上開門,我跟了進去。
「有甚麼事嗎?」他問。「沒別的事,我就是想問一下這兩天咱廠裏出人出車監視我是不是你讓的。」我開門見山,他承認。我說,「你知不知道這樣做是違法的?我沒犯法,沒違規,而且企業的管理也不應該管到我家裏,你說對不對?」「是這樣,但沒辦法,現在的社會形勢就是這樣。我還有一年多就退休了,我想太太平平的把這一年多幹下來。」「你了解法輪功嗎?」「怎麼不了解?那是×教啊!」他像突然受了刺激一樣,聲音一下提高了八度。「有理不在聲音高,不用這麼大聲。『×教』是誰說的?」我語氣嚴肅,制止他。「黨中央說的呀!」他仍大聲吼著,但明顯聽出底氣不足。「我們不是法治國家嗎?應該是法律說了算吧,黨怎麼能隨便下這樣的結論呢?」
H覺得理屈詞窮,無奈地說,「我沒辦法,要麼你去告我吧。」「你這樣說是覺得我告不成你。但現在告不成不等於以後告不成,人做了事總要負責的,不但法律早晚要追究,善惡有報的天理也不是假的,誰也逃不掉。你這樣做不但在害我,也害了你自己。」這時他看了看表,「小C呀,該吃飯了,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聊好嗎?」語氣忽然變得溫和。我離開了H的辦公室。
回到家裏,我向妻子同修敘說了整個過程,她說:「要不我也給他打個電話?」我點了點頭,然後把H的手機號念給她。妻子撥通了H的電話,我在旁邊立掌發正念。電話接通後,妻子以家人的身份,介紹了我這麼多年來如何努力工作,如何遭到迫害,以及在單位遭受的種種不公待遇,希望他秉承良知,不要讓這種迫害再繼續下去。H雖然沒有明確說甚麼,但態度一直很好,沒有攻擊大法,更沒有為非法監視開脫。
第三天,我在單位值班,發現辦公室外似乎沒有人監視我。我想,難道H被說動了?應該繼續跟他講真相。於是,我靜下心來,清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完全本著善心救度的心態,給H寫了一封信,信中詳細講了我的想法、我的表現、我的信仰、整個社會的變化以及歷史的教訓,發自內心的要啟悟他的善念。最後告訴他,「我今天沒有看到有人監視我,我想那是你的正確選擇,我向你說聲『謝謝』,你也謝謝自己吧。」信寫完,我又仔細讀了兩遍,稍微做了修改,然後用公司的局域網郵箱給H發了出去。
發完信,我走出辦公室,發現監視我的車正停在我平時不太注意的角落裏。我的心稍一猶豫,但馬上意識到,不管它,那都是假相,我就是要救他。
今年邪黨十八前,我有機會遇到了參與非法監視我的小R,她告訴我,「我知道那是不對的,最起碼是侵犯人權。」後來遇到了司機N,沒等我說甚麼,他就主動說,「大哥,我們都知道你是好人,法輪功是好人,這樣對待你就是迫害。」我說「你既然這麼明白,退團退隊吧。」他說「行」,而且馬上又說「共產黨馬上就要完蛋了,我知道,我以後不做這種事了。」後來又遇到了參與監視的老W,他很明真相,三言兩語就同意三退了。
在邪黨十八大前一週,聽說X的腿部受傷,回家養病去了。又過了兩天,聽說大友在單位犯了心臟病,也去住院了。整個邪黨十八大期間,我無論上班、回家,無一人跟蹤、監視,無一人找我談話,連打招呼「注意安全」的也沒有一個,整個我所處的環境中,就像根本沒這碼事一樣。等到邪黨十八大快開完的時候才有同修問了我一句,「這回好像沒人監視你呀」,我淡淡的一笑,點了點頭。我知道,邪惡的監控在大家的正念和我的不斷講清真相中解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