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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農婦譚鐵梅屢遭迫害 女兒精神失常
二零零零年農曆六月中旬，當時我已懷有七個月的身孕，我與同修甲在鄉政府（當時不知）門口的石階上休息，看起大法書來。不一會兒從石階上來了一名中年男子，看我們捧著金黃色封面的書就搶過去，拿起來就往上面走，邊走邊說要我們跟他一起上去。進到辦公室後，我們被非法審訊、恐嚇、沒收了我們的大法書籍。然後我們被送往派出所，繼續審問，在派出所裏我們還被逼迫簽字。下午，被非法送往公安局審問後又被送往鶴城區拘留所，接著在拘留所內被非法拘留一個星期。
從拘留所出來，有一次我在井邊洗完衣服後，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懷有孩子）。一輛小車突然從後方開來停到了我的前面，緊接著從車上下來了四、五個人，問我：「是否煉法輪功。」我正面回答了他們：「我煉」，接著他們又說不準你去北京上訪、是不是和甚麼人聯繫串通之類的話，我義正詞嚴指出了他們的錯誤認識，並告訴他們了真相。
在兒子出生後的一段日子裏，人稱李幹司的一名中年男子到我家裏來監視我，看我是否在家，還向我詢問了另一名同修的去向；又過了幾個月，鄉政府及派出所的四名男子（其中二人是李幹司、曾凡貴，原在派出所工作）闖入我家非法翻開衣櫃搶走了我的大法書籍後揚長而去。又過了些時日，李幹司又到我家來監視我是否在家。
我的丈夫二零零四年因為工作事故意外去世，這對我那當時十三歲的女兒精神上打擊很大。加上中共人員的騷擾等迫害，女兒精神有些不正常。
二零零七年夏天，曾凡貴與另外兩名男子到我家騷擾，說省裏要辦學習班（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洗腦班），要我去參加。我勸善後，他們打消了念頭。 二零零八年，奧運前的一個晚上，曾凡貴與另一名男子到我正在上班的地方說是要看我，我知道他們來的目的，沒等他們說出來，我就當著他們的面將他們想說的指了出來，他們立馬改口，說：「只是為了關心關心我」等話。過了幾天，他倆與另外兩名鄉政府工作人員到我上班的地方來監視我。我此時心中非常冷靜，只覺得他們很可悲，就這樣被中共邪黨利用來迫害修大法的人。
二零零九年，鄉政府和派出所的五名男子來到我家騷擾，一進屋便向我問起我女兒，談話間他們偷偷拍照。我立刻制止他們的邪惡行徑，告訴他們「天安門自焚案」的種種疑點，以及法輪大法弘傳世界，和現在三退大潮的出現，勸他們不要再對大法弟子犯錯後，他們才啞口無言的離去。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上午，我與一位同修在鄉集市上向世人面對面的發真相資料，被惡人舉報後我們被劫持到當地派出所，後又被「六一零」雷姓和韓姓及另外兩名惡警一行，非法強制押往縣公安局國保大隊審問、照相，並搶走了我的手機。他們還問我的姓名、住址。但我不配合他們犯罪，他們就利用我的手機給我女兒發短信，想通過騙取我的身份證號來達到他們的目的（過後發現的）。期間我曾幾次聽到我手機收到信息時的鈴聲，我要求他們將我的手機還給我，卻遭到了他們拒絕，後來在準備離開公安局時才將我的手機還給我。
下午，我與同修被劫持往拘留所，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剛到那，我就接到了我姪女的電話，可剛剛接通就被惡警將手機搶走。非法拘留期間，他們共向我家人索要了三百九十元生活費，出來前兩天，我被國保大隊周姓、雷姓惡警強迫照相、驗血、再次非法審問。釋放的那天又要我打掃衛生，然後簽署出拘留所的文件後才將我釋放。
我從拘留所回到家後，發現了一張紙條，是女兒和兒子去拘留所後，惡警逼迫他們給我交生活費的紙條，從內容上看，他們可能受到過恐嚇，我在拘留所中曾看見過他們姐弟倆痛哭時的眼神，我知道他們此時是多麼想要我回家！因此，我告訴他們，要他們不要為我擔心，並告誡兒子要像平時媽媽在家時一樣安心的學習，按時完成作業，他點了點頭。
在我被非法關押期間，家人曾多次要求釋放但都無結果。 由於我被非法拘留，家裏只留下十九歲的女兒和十一歲的兒子在家，他們無依無靠，為此我女兒精神上再次受到了強烈刺激，導致精神失常，跑出去一個多月，真不知道當時她在外面四處遊蕩時的處境如何（現在回來了）！
以上的一點點、一滴滴記錄了這十年我所遭遇的迫害經歷，這些迫害給我和我的家人精神和經濟上造成了巨大的打擊和負擔，但這些點滴與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來說也許連冰山一角都算不上！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歷史終將驗證善惡有報，邪惡永遠戰勝不了正義的天理。希望還存有良知的世人趕快清醒，選擇正義，摒棄邪惡，不要去做惡黨的陪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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