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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滿城縣高玉珍自述遭受的迫害
四十多年的人生煩惱不到三個月全部化解
我叫高玉珍，修煉法輪功十幾年了。現在的我和十幾年前簡直判若兩人，再沒有了那愁眉苦臉的可憐相。
修煉前，無論家人做甚麼事我都看不順眼；在外邊一遇到不順心的事就心煩氣躁，常為一點小事就大動肝火，造成婆媳關係很緊張；與朋友也常為一點兒小事就爭爭吵吵，感覺自己的人生路非常狹窄。久而久之，落下一身病，腎炎、胃病、神經性頭痛、咽炎、婦科病等，曾嘗試過各種醫療方法：西醫、中醫、氣功、算卦、看風水等。在四十年的有病亂投醫的歷程中，花了不少錢卻一種病也沒治好。為了治病，想有個安靜祥和的家，到處求佛、拜神，花了許多錢，卻將要走到了家破人散的地步。
在精神將要崩潰時，我偶然遇見了幾年不見面的老鄉妹妹，給我介紹了法輪功，告訴我說：「法輪功能使人身心受益，能挽救苦難中的人。」並給我講了好多她修煉大法後的神奇事例。我因家中擺著許多的神牌，使我半信半疑，過了十幾天，終於她的誠心打動了我。一天，我突然自言自語的說「法輪功能管我嗎？」後來這個妹妹提醒我說：「你供的那些牌位上沒有真神了，都是些狐黃鬼蛇害人的爛東西，你供了這些年，你也沒求來半點好處。」我聽後一想是那麼回事，就在這位妹子的幫助下，全都清理了那些神牌位。以後再拿起寶書《轉法輪》時，心裏就有一種想看的感覺。一遍還沒看完心裏就開朗起來了，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緊接著身體在不知不覺中輕鬆起來，徹底明白了以前心裏不舒服的事和身體病痛都是因為自己生生世世做了壞事，才導致這些魔難。
後來我堅持每天早上到公園煉功，時刻用大法的要求對照自己，身上的病症不到兩個月全好了，再也沒有犯過。更不可思議的是：以前見面就視為敵人的親屬、鄰居之間那些記恨的心也不翼而飛了，特別是與公婆、兩個小姑子、娘家嫂子、街坊妹子之間已記仇多年了，得法後跟她們接觸說話時就跟沒事一樣。我得法兩個月左右還引導我嫂子走入了大法。
大法書中講過的「一人煉功，全家受益」半點不差：我幾歲的女兒愛哭、經常尿床的毛病不知甚麼時候沒有了；丈夫曾不愛管家，後來也知道管家了；大女兒畢業後，沒花一分錢就找到了工作。煉大法後，家庭裏基本上沒有不順心的事了，外邊的所謂仇人都沒有了。我四十多年的人生煩惱不到三個月全部化解。法輪大法給了我一個全新的自我，給了我一個美好的家。
進京上訪遭關押、毒打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政治流氓集團因小人嫉妒，大肆污衊、栽贓法輪功，動用國家全部宣傳機器，鋪天蓋地矇蔽不明真相的民眾，挑動民眾對法輪功產生敵視思想，還向各級職能部門施加壓力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
七月二十日那天，我被滿城縣教育局通知到教育局看央視污衊法輪功的電視，還讓我寫與法輪功的所謂決裂書、保證書。我知道電視是造假宣傳，認定中央一定有人想迫害法輪功，於是就拒絕看電視回家了。到家後決定去北京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以自己親身受益的事實來澄清法輪功被冤枉的事實。當天下午。便坐車去了北京，到那之後，還沒找到說話的地方，就被便衣警察強行推進警車，被拉到警備區的一個大房間，那裏被非法關押了好多來自全國各省市區的法輪功學員，個個被非法審訊。非法審訊完後，還不讓我回家，一輛大轎車把我們拉到豐台體育場。那裏關押的人更多，有一群警察，像看犯人一樣看著法輪功學員。我被多次審訊後，由河北省的車轉送到保定市，再由本縣公安局國保大隊的警察接回滿城縣公安局，遭非法審訊後警察又偽善的讓在所謂的筆錄上按手印、簽字，在不通知家屬的情況下，到晚上十一、二點鐘又逼我們上了警車，被拉到保定某拘留所非法拘留。
家人得到消息後，在縣六一零人員的威脅恐嚇下，認為我闖禍了，嚇得不知所措，給當時國保大隊的趙玉霞她們說了許多好話。縣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非法機構六一零 頭子陳承德誘騙、恐嚇家人逼寫「不煉功」的保證書，我被非法關押了八天後才讓家人接回家。
家中所有的大法書全部被工作的單位搜走。回家後，邪黨利用原教育局局長冉東瑞（其任職期間，積極聽從邪黨指揮，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現在已遭到了卸磨殺驢、家人遭遇病痛折磨的報應）和幼兒園園長戴玉梅、工會主席王秀英，利用種種方式強迫我放棄信仰。從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到二零零一年四月兩年多的時間，我經受了常人難以忍受的打擊：不知多少次正上班時把我叫到辦公室，誘騙、逼迫我寫所謂的「保證書」；送洗腦班兩次，強迫轉化；送勞教所和扣發工資，不到三年的時間；家裏孩子、老人也遭受了精神上的強烈打擊。我被中共逼寫所謂的「保證書」時，我給她們（幼兒園的園長等人）講真相，可她們不信還認為我與邪黨對著幹，所以她們就合計隨意調換我：從這個班調那個班，後來就不讓再教學了，調到伙房幫做飯去了。
這三年期間，非法機構六一零辦公室不管下達何種指使命令，教育局和單位都不打折扣地執行照辦。二零零零年單位又逼我寫「保證書」，被我拒絕，單位就打電話把我四十里外的哥哥姐姐叫來，哥姐倆在恐嚇和誘騙下責怪我，最後單位讓哥哥做擔保，把我帶回娘家，不讓上班，十幾天後才回家。回家後教育局局長又命令單位逼問我「還上不上北京」， 我沒有正面回答，工會主席就大發雷霆，把辦公桌上的書等東西全擼到地上說：「走，到局裏開除她。」隨即給我丈夫打電話，讓他趕快到幼兒園，丈夫問：「她拿工作服不是上班來了嗎？」她們不正面回答，而且王秀英威脅我丈夫說：「走，你跟我們到教育局開信，我們不要她了，讓她馬上回家。」在單位園長她們隨意的無理迫害下，我被迫去北京信訪局反映遭迫害的情況，親屬在原縣長袁振江和原六一零頭子梁民的威脅與高壓下去北京找到我。可袁振江和梁民也不顧我親屬怎樣求情說好話，不問為甚麼去北京，就勒令把我送滿城縣看守所非法關押。在看守所，我絕食抗議非法關押，停食停水八天，在奄奄一息時看守所才讓家人來接（而且六一零頭子梁民還在看守所逼問我「還上不上北京」）。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個週末下午剛下班，園長戴玉梅和王秀英來到幼兒園廚房說：「縣六一零開會說叫你去學習班，下星期一就送你去，這兩天你準備一下。」我無奈下，又再次去北京討公道。我在北京還沒找到說話的地方，就被便衣綁架，拖進警車。惡徒不問青紅皂白，就是一陣拳打腳踢，把我拉到一個院子，推進一個裝滿法輪功學員的房間，後來就用大警車把我們轉送到平谷看守所，我被惡警強迫照像，刑訊逼問：哪裏人？叫甚麼？又把我帶到公安局非法審訊，我被刑訊逼問時，不知被惡人搧了多少耳光，還把我硬按到九十度彎腰，用竹板使勁打我的脊背。我為不牽連本地官員，在生死面前拒絕說出姓名和住址。承受了七八小時的慘痛折磨，幾近昏死過去。
 酷刑演示：毒打 |
當國保大隊隊長趙玉霞及親屬來認人時，無論問我甚麼，我都不說話。親屬見我遍體鱗傷，想救出我，讓我一起回家，那些公安特務也一直在騙我和我的家屬，說甚麼：如果承認你是他們的親戚，就讓你們一塊回家。惡人們不斷的哄騙，我也心痛親屬傷心的樣子，也想家裏的孩子。我便點頭承認了。等了一會兒，那裏惡警們又說：「她現在還不能走，還有點事兒問清再說。」親屬們只好失望的走了。親屬走後，不一會兒我就被非法送到平谷看守所。
看守所的監號裏又窄又小，裏面非法關押了十幾位不同地區的法輪功學員，地鋪與廁所用不到一米高的牆隔著，十來個人連坐都沒地方，我們絕食抗議非法關押。天天被惡警野蠻灌食（灌食前還被惡人先拳打腳踢一通），灌完食後在院子裏轉圈。一天惡人正逼迫轉圈，晴天一個大霹雷「喀嚓」，嚇得惡人抱頭就跑（這是上天給惡人的警告）。十天後，我被送到北京一個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接待處。滿城縣六一零頭子梁民和教育局一個成員把我劫持到滿城縣看守所。滿城縣六一零辦公室指使看守所管教李更田、獄醫賈瑞芹毒打我，用鞋底抽臉、木棍打腿、打胳膊、野蠻灌食等。二十五天後，我被折磨的骨瘦如柴，從頭到腳全是傷痕。
 酷刑演示：野蠻灌食 |
被洗腦班關押，被非法勞教
二零零零年十月份滿城縣六一零辦公室在縣黨校辦了個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洗腦班。園長戴玉梅把我送去並交了五百元飯費，由辦公室主任張寶書等人陪教，目的是為了強迫轉化，洗腦班頭子陳承德指使手下整天逼著看誣蔑大法的電視錄像，還從保定勞教所找來了邪悟的原法輪功學員姚玉芝，用歪理邪說進行矇騙。我不配合她們的無理要求，戴玉梅還打了我幾下。幾天過後，戴玉梅為了讓我放棄修煉，就背著我十一歲的女兒突然出現在我面前，說我女兒腳扭傷了，讓我和她們一起上樓談話，她們設的圈套被我揭穿，他們也掩蓋不住了，我拒絕寫甚麼所謂的「保證書」，並要立即回家。六天的時間，丈夫的打罵與單位施壓，在精神上受到了非人的痛苦。
二零零一年五月五日上午八點，趙玉霞、張震岳來到滿城縣看守所指使賈瑞芹讓我們趕快收拾東西回家，說家人在外邊等著，還說你們勝利了，我們怕你們了，趙玉霞進來說：「哎呀，你們怎麼都瘦成這樣了？」在趙玉霞、賈瑞芹的急催下，我走路一晃三搖的拖著被褥和生活用品吃力的走出看守所大門。一看沒有家人，只有張震岳和看守所所長王增如等人，還有一輛大警車，他們把我急催上警車後，張震岳拿出非法勞教書說：「你已經被勞教了。」還逼著我在單子上按手印。張震岳還說：「給你三個月上訴時間，你上不上訴？」我已不再想向邪黨人員說甚麼了。王增如對張震岳說：「不說就給她填『不語』。」 上車後保定八里莊勞教所惡警就給我們惡狠狠地戴上手銬（我始終沒見到家人的影子，就被拉倒保定八里莊勞教所非法勞教一年）。
我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期間，幼兒園辦公室主任張寶書等人又到上小學三年級的女兒學校找校長，說我女兒也煉法輪功，企圖讓校長找我女兒的麻煩。我在勞教所遭受了惡警、吸毒犯、賣淫女等惡人的毒打、逼迫轉化。不寫所謂的保證書就不讓睡覺，不讓家人接見，幹奴役活。不管怎樣迫害，我始終不放棄「真、善、忍」的信仰。
從勞教所被劫持到洗腦班，遭毒打折磨
二零零二年六月，我到了要與家人團聚的日子。上午，滿城六一零副頭子張雪冰、國保大隊長趙玉霞及教育局原局長冉宗瑞的司機來到勞教所，把我從勞教所接走。我問他們家人怎麼沒來，趙玉霞說他們沒時間，家人正在等你回家呢。路上他們用謊言應付著我的種種疑惑，直到張雪冰和涿州洗腦班打電話我才知道，他們句句是謊言。我質問他們：「原來你們在騙人，妄想讓我轉化永遠也辦不到。」他們都不吭聲了。到涿州洗腦班後，一個滿臉兇相的老頭子杜永祿手提銬子出來，催促我進去。進院後，那老頭子就把我推到摟腰粗的大楊樹跟前，惡狠狠的強行讓我抱住大楊樹，再把兩隻手銬住，一會兒，張雪冰、趙玉霞與涿州洗腦班頭子朱建華（現已失蹤）合謀後出來，張雪冰走到我跟前偽善的說：「你在這兒學習幾天，學習好了，我們再接你回家。」我從下午被銬到吃晚飯，他們才打開手銬。
我心如刀絞，心裏惦記著家人，心想家人知道我今天回家，這些人是否在欺騙家人，家人一定在等我回家。晚上一點飯也沒吃，一滴水也沒喝。惡人把我關在一間專門關押法輪功學員的房間。到了晚上十點左右，一個高個年輕小伙子，把我叫到一個所謂的談話室（裏面有四個人）進屋後，朱建華問了些簡單的問題，還做了所謂的記錄後，朱建華陰陽怪氣的問：「你還煉不煉？」我說了一個「煉」字，「啪」一個大耳光扇在我臉上，「叫你煉！」，「劈啪」一連扇了二三十個大嘴巴，打的我頭暈目眩，眼冒金星，直到打累了，他才住手。我又被推到沙發上，停了片刻，一個彪形大漢把我從沙發上一下拽起來，用厚書像雨點般的「劈啪」「劈啪」打臉。打累了才停下來，又把我搡倒到地上，停了不到五分鐘又從地上拽起來，又一個大漢從裏屋拿皮帶渾身抽打，邊打邊逼問還煉不煉，我的嘴臉都腫起來了，眼睛睜不開。最後，另一個彪形大漢拿一根像警棍樣的膠皮棒，其他人把我頭按在沙發上，兩個人按上身，兇狠的打臀部、腿，邊打邊狂喊「還煉不煉？」這時我已奄奄一息了，嘴張不開，眼睜不開，痛得全身哆嗦。一直打到我快昏死過去了他們才停手。
 酷刑演示：用皮帶抽打 |
十分鐘後，那四個人把我連拉帶拽拖進了那間房子，扔在床上，又由朱建華與另一個姓楊的開始用洗腦的方式，歪曲事實，侮辱大法，妄想改變我對法輪功的堅信。一直到天亮，他們倆才離開。這時我全身動不了，出餿主意的杜永祿不停的在屋裏走來走去。下午他說：「你等著吧，你們園長下午就來了。」
傍晚，園長才來到我所被關押的房間，進門第一句話就說：「你真不要臉，要不是看你這樣，我來了就掏死你，你給我找麻煩。」園長又說：「要不是看你親戚的關係，我才不來看你。」到了晚八點左右，昨天叫我到談話室的那個年輕小伙子又來叫我去談話室，進屋後他們就歪曲事實，說：「我們調查了，你是個最無能的人，在單位不正幹，同事都對你有意見，不願搭理你，你跟你娘家婆家的人鬧矛盾，娘家人都不喜歡你。」羞辱完後，就比頭一天更加兇狠的打，打完後，他們四人把我拉到摟腰粗的大樹下，又強拉兩隻胳膊抱住大樹，雙手銬在一起。到天亮惡人因怕人看見，就把銬子打開，我就癱軟在地，幾個人硬把我又拖到我那個房間，戴玉梅也在那房間裏，見到我那個樣子，沒有任何反應，拿毛巾把我嘴上和臉上的血擦了一遍。在他們逼著我起來洗臉時，我找了一塊磚頭想一死了之（註﹕請同修不要以過激的方式反迫害），結果碰得頭破血流，戴玉梅大發雷霆：「你死我也不怕！」當天，戴玉梅回到單位散布謠言說：「她瘋了，傻了。」
 酷刑演示：雙手銬在鐵床上 |
第二天，單位又派四個主任輪流看著我，不管白天夜間，二十四小時將我雙手銬在鐵床上，有時銬雙手、雙腳（去廁所時才打開），家人讓張寶書給我捎去的換洗衣服，十天後才給我。就這樣整整看了一個月。我被非法關押到十一月份，在不講法律，不講人理的洗腦班裏，整整一個月，冉東瑞的妻子（也是工會主席）和戴玉梅來到洗腦班，還送來一個她們專門雇佣看著我的青年婦女，她到我身邊問：老高，你還認得我嗎？你想回家嗎？想孩子嗎？我說想。那我跟他們說說讓你和我們一塊回家。同時戴玉梅在門口破口大罵：你不是人養的，給我們找麻煩，沒人味等。王秀英說完和戴玉梅和兩個主任走了。再也沒有見王的影兒，我還真以為她們發善心了，接我回家了。不一會兒那個婦女進來和我和氣的說話，說是跟我做伴來了。這時我才知道王秀英耍花招，騙我。這位婦女看了我一個月就走了。我再次絕食反迫害。
洗腦班的人在我生命垂危時才給家人打電話。我丈夫來後見我快不行了，跟洗腦班鬧了起來，洗腦班的人說：「你們滿城六一零和她單位說了算，他們讓放人我們不留。」其丈夫找縣教育局局長要人，局長怕擔責任才同意放我。當女兒見到我時，已是骨瘦如柴，傷痕累累，整個人已脫相，女兒哭著說：「媽，你怎麼成這樣了？媽，我們接你來了，咱們回家。」在傷痛、激動下，她流下眼淚，被丈夫背出洗腦班，我女兒對涿州縣六一零主任高學飛說：「我媽要有個甚麼事，跟你們算賬。」
多次被惡人騷擾
回家後，戴玉梅不管我身體是否恢復，經常打電話騷擾，詢問是否在家。就是我出去買菜一時沒回來，戴玉梅都指責我的孩子為甚麼不看著我。我要求上班，教育局局長冉東瑞一直推託，一直推到二零零五年讓我提前退休。我在被迫害期間，單位不僅剝奪了我評職稱的權利，還企圖扣發我的工資，沒有得逞，他們就把我領工資的存摺騙去了，一年半的工資一萬五千元至今沒給。從涿州回家後，我身體恢復到像個人樣時，上街偶爾遇到單位同事，見到我高興地說：你這不還是原來的老高嗎！我還真以為你像戴玉梅她們說的你瘋了、傻了。而且全單位的人都不知道他們把我送到涿州洗腦班遭關押迫害期間，更不知道戴玉梅和辦公室主任在涿州看著我幫邪黨人員助紂為虐，逼我轉化。
二零零三年春天，趙玉霞帶一幫警察來敲我家的門，我沒開，戴玉梅就找我上初中的女兒，讓班主任騙孩子說是她爸爸讓來拿鑰匙。待趙玉霞等人非法闖進我家時，身體還沒完全好轉的我正躺在床上時，趙玉霞張嘴就說：「穿衣服起來，跟我們去派出所問點事兒！」已嘗過他們騙術的我，對趙玉霞說：「你如果不讓我過好日子，我當場死在你面前！」孩子嚇得大哭：「你們給我走，我媽被打的耳朵現在還聾。」趙玉霞無話可說，帶人走了，戴玉梅則躲在一個熟人家裏沒露面。
二零零八年奧運期間，幼兒園以漲工資為由騙取我的身份證。因為當時我沒有找到身份證，幼兒園就打電話說：你煉法輪功不過日子了，還影響我們等一些話。他們還要一天見我一次面，打一次電話，被我拒絕。
二零零九年一天晚上，新任園長范紅霞和張寶書又急匆匆打電話，說只要見她一面就放心了。原來是江澤民要來保定了，六一零辦公室下令她們看著我，不讓出門。
二零一一年臘月二十九、三十、大年初一，幼兒園接到滿城縣六一零和教育局的命令，從陰曆臘月二十九就開始每天二十四小時跟蹤我，在樓下或樓附近看了我三天兩夜，直到初一上午十點才離開。在這期間，我多次勸她們好好回家過年。二零一一年三月份開兩會，幼兒園教師太麗鵬和張寶書又開車在樓下看了我一天一夜。
以上就是我為堅持信仰「真善忍」、修煉法輪大法而遭受迫害的一部份，有很多親屬在我遭受迫害期間心情萬分痛苦，花了不少錢，說了多少好話。到現在還有的分不清邪黨為甚麼迫害法輪功和法輪功弟子，這需要我進一步的給他們講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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