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傑是黑龍江省七台河市法輪功學員。自一九九九年中共江澤民集團發起了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以來,張玉傑不斷的遭受非法拘留、審訊、抄家,不斷被勒索。
我叫張玉傑,今年五十七歲,沒有修煉前有婦科病,肝病、胃病、子宮脫垂、類風濕等多種疾病,天天病病歪歪的,那時有抽煙、喝酒、打麻將等多種不良嗜好。
我於一九九六年十月份有幸喜得法輪大法,得法後無病一身清,我看了《轉法輪》後改掉了多種不良嗜好,大法使我重獲新生。
九九年七二零之後,風雲突變,如此好的大法在中原蒙難,我心中很難受,想去為法輪功上訪,大約於九九年十一月,我和丈夫及十七歲的兒子去北京上訪。那時北京天安門廣場,到處都是便衣,我們並不知道,我們想去信訪辦,還沒去呢,在天安門廣場,有一夥便衣圍了上來問:你們是不是煉法輪功的?丈夫回答;「是」,就把我們幾個帶到派出所。
到了那裏一看,很多都是為法輪功上訪的,有一個婦女抱著出生幾個月的寶寶,還有年歲大的老人等,我就跟警察說:我煉功之後病都好了,大法好。他就問我是哪裏來的?我說是七台河的,隨後就把我們送到了駐京辦事處,在駐京辦我們幾個人,除來時的路費之外,大約一千四百多元,都被他們非法搜走了。有的男同修被那些駐京辦的人五花大綁,勒的可難受了。
在那裏呆了幾天,一開始我吃了幾頓飯,後來覺得我們沒犯罪,就絕食了。回來後,直接被送到七台河第二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又絕食。當時的第二看守所好多監室裏,都關滿了法輪功學員。監室裏只有兩個便桶,非常的難聞,鋪位擠的滿滿的,上廁所回來就擠的沒地方了。
那裏的東西非常貴,每天吃的玉米麵窩窩頭,吃完飯之後,就要求坐直直的,要求背監規,拿我們當犯人對待。我和丈夫還有兒子,三個人伙食費勒索近五百元。
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興華派出所幾個不知姓名的警察,到我家來問還煉不煉法輪功?我和兒子都說「煉」,就被非法帶到派出所,之後被非法關押在北山第二看守所。看守所新蓋的房子,非常潮濕,牆上直滲水,每天吃的玉米麵窩窩頭,有時都沒熟,麵很黏直粘牙,喝的凍白菜、凍蘿蔔湯,有時都沒洗,喝完之後,碗底都是沙子,我們有時用湯來洗腳,賣的東西非常貴,比外面的貴好幾倍。
非法關押在七台河第二看守所時,春天,惡警讓我們這些家庭婦女給看守所拉沙子、拉岩石、種地、修路等 ,天天幹活。有一次,第二看守所所長尹忠良無故打開監室的門打我們,工具都打斷了。二零零零年五月十六日,回到家中,非法關押五個多月,伙食費勒索大約一千多元。
大約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六日,街道委主任楊樹玲(現被撤換)來了,讓去派出所一趟,我說:沒時間,不去。委主任就走了,不一會派出所片警來了,到了派出所,惡警問還煉不煉法輪功? 我和丈夫都說「煉」,就把我們非法關押在行政拘留所。大約七八天之後, 我被非法關押在北山第二看守所,在那裏被迫做奴工,每天早兩點半起來給犯人做飯,每天做五頓飯,直到晚九點才回到監室,有時還給看守所鏟地、挖菜、蓋豬圈等,十二月才回到家中。我和丈夫被非法關押了幾個月,伙食費勒索三千元左右。
二零零三年委主任楊樹玲又到家來了,由於我和孩子去了娘家,到半夜了,她打電話到我娘家,我從沒給過她電話號碼,她怎麼查到的?第二天上午我到家之後,她再次到我家騷擾,我告訴她你不要迫害法輪功學員,那樣對你不好,我們又沒犯法,只為做好人。之後她再也不來騷擾了。
善良的人們,請停止對信仰「真善忍」的好人的迫害,善待法輪功學員,選擇一個美好的未來。善惡有報是天理。奉勸那些還在參與迫害大法和法輪功學員的人早日停止迫害,一定要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啊。
唐少榮是七台河市法輪功學員。自一九九九年中共江澤民集團發起了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以來,唐少榮遭受了非法拘留、審訊。下面是唐少榮的自述。
我叫唐少榮,今年七十九歲。沒有修煉前有結腸炎、腰、腿疼病、心跳過速等多種疾病,經常失眠、脾氣暴躁,身體的病痛,生活的坎坷,使我怨天怨地,我不解為甚麼別人不這樣,而我卻這樣苦。
我於一九九六年十月份有幸喜得法輪大法。得法後,我一身的病全好了,心情也舒暢了,家庭也和睦了。原來我一個字也不認識,大法給了我智慧,目前我已經能讀大法書了,誰見了我都說:這老太太哪像七十歲的人,大法太神奇了。
九九年七二零之後,中共開始了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大約在九月份,太和大隊廣播煉法輪功的把大法書和身份證交到大隊,還給煉功的照相,由紅旗派出所片警出面辦理。之後不久,紅旗鄉政府官員,來到我家逼問我丈夫:是選擇黨還是法輪功(丈夫曾是幾十年的黨員),丈夫選擇了使他身心受益的法輪功。幾天之後,在電視上公開播出開除丈夫的黨籍。在這之後,每逢所謂敏感日,派出所片警就到家騷擾。
我覺得這麼好的大法,不應遭受迫害,應該向政府反映情況。九九年十一月份,我丈夫因承認自己還煉法輪功,被非法關押在七台河行政拘留所;我也因不放棄修煉,被非法關押在七台河行政拘留所。
有一天晚上,有一個同修因煉功,被警察非法制止,又打她,其他監室(每個監室大約十幾個法輪功學員)的法輪功學員開始背《論語》,警察叫法輪功學員到走廊裏打她們,直到不背為止。大約在第十九天,把我放回家.
大約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份,我和丈夫、兒子、兒媳去北京為法輪功說公道話,我和丈夫在天安門前打橫幅,喊大法好,喊出我的心聲。六十多歲的丈夫被他們打了,鞋子都打掉了,被抬到警車上,拉到體育場;第二天被送到七台河駐京辦。我和丈夫,還有其他五位法輪功學員,有一個年輕警察拿一根手指粗的繩子,要用繩子綁我們;結果,他拿繩子套個扣一拉,繩子就折了,後來就沒綁。
在此期間,我被幾個人帶到一個地方問我是哪來的,叫甚麼名,我始終沒說;問了快兩個小時,後來看見丈夫了,我就和丈夫一起走了。
回來後,我被送到桃東派出所非法提審,後來被送進七台河第一看守所。在那裏,惡警要我這六十多歲,不識字的老人背監規,我背不下來,女管教就強迫我跪著;有一次跪的我汗珠順臉淌,有的同修看著都哭了。我和丈夫一直被非法關押近三個月,期間丈夫被迫害得身體極度弱。
放回後,伙食費被勒索近兩千多元。丈夫回家後,心理壓力一直很大,家庭負擔很重,自己覺的對不起師父而感內疚,於二零零一年春天離開人世。
劉金霞是哈爾濱鐵路腫瘤醫院(後合併哈爾濱醫大三院)護士,1999年10月30日劉金霞北京說明法輪大法好,被哈爾濱鐵路公安局劫持關押在鐵路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勒索罰款3000元。
2000年10月劉金霞發真相資料被惡黨人員綁架,被非法關押哈爾濱第二看守所,於2001年1月直接從第二看守所送往萬家勞教所迫害,在這期間被逼迫「轉化」(放棄信仰),如不聽惡警就採取各種懲罰的辦法折磨,如、蹲小號、不讓睡覺、蹲著,有一次十幾個惡人、惡警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大打出手,把劉金霞的臉、眼睛都打青了,前額像饅頭大的包,眼睛腫的都睜不開了。
劉金霞從勞教所回來後,在單位裏一到甚麼所謂的敏感日,惡黨人員就經常干擾她,有時還去家裏要抄家,孩子也跟著驚嚇,2005鐵路醫院和地方醫院合併,給她安排康復病房,她利用和病人接觸機會講法輪功真相,有很多人都明白真相了,知道法輪大法好,也做了「三退」(退黨、退團、退隊)。後來有受惡黨謊言毒害的工作人員給舉報到領導那去了,不明真相的領導把她調到手術室工作,手術室很忙,還不算手術室定編,工作量和手術室定編人員一樣,但是獎金不一樣差距很大,幾年來她受到經濟迫害。開奧運會前,片警到單位逼她簽字保證不去北京。
湖北法輪功學員汪群耀於2006年的一天在上班途中被警察扣押,之後被劫持入武昌楊園「610」(江澤民為迫害法輪功成立的非法組織,凌駕於公、檢、法之上)洗腦班迫害。以下是汪群耀的自述:
2006年的一天,我在上班的中途被武漢市江岸區諶家磯檢查站非法攔車檢查,警察說是追一逃犯,前面車過往也被檢查,有的被扣押。當時在我的提包內翻出一本《洪吟》,惡警如獲至寶,認為升官發財的機會來了,即刻向當地「610」報告,並以所謂的「破壞社會治安罪」為由,非法扣押了車和同行人員,誘騙我簽字。我堅決拒簽,並對要我簽字的青年交警說:「你看這詩多好,教人修心養性向善,我過去一身病,現在健健康康了,我犯了治安管理的哪一條哪一款?」他隨翻開《洪吟》看了一會,低聲說:「我也是為了飯碗,執行任務,沒辦法。」
兩小時後,我被一輛黑色小車劫持到了臭名昭著的楊園「610」洗腦班,當時警察是以送我回家誘騙上車的,車上一男一女,後來才知道那男的就是胡紹斌。
在洗腦班裏沒有人身自由,所帶物品被收光,更可恥的是他們將已用過的廢棄塑料碗污跡斑斑的又賣給新被綁架進來的法輪功學員,不准與家屬見面及通訊,兩名包夾監視同住,吃喝拉洗都在房間,不准獨自出房門,晚上不准關燈,逼迫看誣陷大法和師父的錄像及材料,不擇手段逼迫法輪功學員「轉化」。楊園610洗腦班的書記余某某、主任佔某某更是軟硬兼施,逼迫「轉化」,並利用社會閒散人員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
十一年來,身為武漢市江岸區「610」的主要頭目的胡紹斌,親自參與指揮迫害法輪功學員,知法犯法,捏造事實,構陷法輪功學員,多少人被迫流離失所,家破人亡。
(明慧網通訊員黑龍江報導)黑龍江七台河桃山區法輪功學員尹桂玲,多次遭中共惡警綁架,她曾被非法勞教,遭酷刑折磨,惡警用釘子扎她的手指、身體,鮮血直流,連在場的女警察都不敢看,嚇的跑了。以下是尹桂玲自述遭迫害經歷。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晨,我同外地四位同修一起準備去北京,走到佳木斯被警察截住。桃西派出所李存和所長帶人把我們押回本地,逼我們寫不上訪的保證才放回。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天安門前正法被警察綁架在七台河駐京辦事處關押三天後押回本地,在第二看守所關押十七天。我丈夫送給桃西派出所一千元錢。又給第二看守所三百元所謂伙食費才放回。當天上午剛到家又被桃西派出所綁架,當天晚上又被關第二看守所。家人又向桃西派出所交了錢(因家人不說,錢數不詳)第八天我又放回來,當天他們就強迫我家人把我送回吉林老家。
二零零二年四月的一天半夜,桃風派出所四個人跳帳子進入我家園內,砸開房門,把我家裏裏外外抄了一遍,搶去十多本大法書和半袋大法資料,把我綁架到桃風派出所在審我時,趁他們不注意,我把筆記本上的同修電話號碼撕下扔到沙發下,他們聽到聲音問我拿的是甚麼,我不說,他們拿大法書中師父的法像逼我,不說他們就要損壞師父法像,我急了,開門跑了出去,因天黑路滑我摔倒,被他們抓住,一大個兒警察對我一陣拳打腳踢,我的後背、臉、右眼部位都打青了,第二天我被關進拘留所,在拘留所我絕食十四天,拘留所勒索三百元,桃風派出所所長王某勒索五百元錢才放回。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早天剛亮,桃山公安分局五、六個警察又對我非法抄家,並把我綁架到桃山分局關了一天。二十三日早八點左右,幾個警察把我拉到一個沒窗的黑屋內,逼我說其他同修的名字,我不說。他們就用筆尖扎我手指,後來又用釘子扎我手指肚、後背都扎出了血,在場的一個女警察看到此情景嚇的跑了出去;幾個警察又強行給我上背銬,那種痛苦真是無法忍受,可是那幾個警察為加重我的痛苦,又往我手銬下墊磚,連墊兩塊磚,第二塊磚還是立著的,那種撕心裂肺的痛苦用語言無法表達。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他們才打開手銬,當時我的雙臂已經不能動了,很長時間沒有知覺。一個多月不能正常吃飯、洗臉、梳頭。二十三日晚上,警察將我和另一位法輪功學員被關進第二看守所。三個月後,我被非法勞教三年,被劫持到臭名遠揚的哈爾濱戒毒所。
剛到戒毒所時,警察為逼我們寫所謂的「三書」(放棄信仰的悔過書等),不讓我們睡覺、強迫我們長時間坐小凳、蹲牆角;以後又強迫我們做奴工,天天在犯人包夾監視下,三年時間,日日如此。
雙城新興鄉法輪功學員何成江兩次被綁架到新興鄉「洗腦班」進行迫害。第一次是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四日,惡黨人員把當地法輪功學員們綁架到新興鄉敬老院,這裏共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有三、四十人,逼寫所謂的「三書」(放棄信仰的悔過書等)、不說不寫就打。惡人用蠟燒腳、打腳板;往水壺灌酒、灌藥強迫喝,強迫抽煙。惡黨利用惡人打罵法輪功學員、不讓睡覺、逼迫罵師尊、罵大法,看誣蔑大法的電視等等手段,妄圖用強制的手段,改變法輪功學員們對師父對大法的正信。
何成江第二次被綁架是去同修家被惡人舉報,強行綁架送進「洗腦班」。惡黨人員們使用警棍、警棒惡狠狠打何成江的腰部、腿部。腿上都打成了紫黑色,就是這樣他們還是不甘心,到晚上不讓睡覺等手段進行迫害。參與迫害的惡人有:張建華、楊學林、杜雲輝、曲德平、穆大紅等人。
後來政法委書記帶一幫打手,開始對法輪功學員們非法審訊。他們問何成江:為甚麼學大法時,他堅定的回答:「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就是好!」惡人楊學林就惡狠狠地打了他十幾個嘴巴。其他幾個惡人拿起電棍、警棒、拳腳一齊對他下毒手,把他從床上打到地上,他就高喊:法輪大法好!同修們聽到了他的喊聲,也一起高喊:「法輪大法好」!「不許打人」!。他們氣急敗壞地威脅要送法輪功學員們到雙城看守所打。
半夜十二點,幾位法輪功學員離開了這邪惡的黑窩。惡黨人員氣壞了,出動了十多輛警車,四處尋找。惡徒張建華、楊學林、曲德平與派出所惡警村幹部等約二十多人闖入何成江家,非法抄家,沒有找到甚麼,惡徒們把他家的苞米棒強行拉走,大約二萬多元錢的苞米棒。中共惡黨人員們不顧老百姓的死活,把活命的糊口糧食給搶走了,也把何成江兄弟和妻子用警車拉走,當時就把他妻子嚇病了。
陳玉英,成都市無縫鋼管廠氧氣車間職工,女,一九六三年出生,初中文化。一九九八年開始修煉法輪功。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九日,龍泉鎮十陵派出所、龍泉公安分局一幫人以陳玉英也在煉法輪功為名綁架了陳玉英,把陳玉英非法關進龍泉鎮第二看守所,十月三十一日才回家,在看守所,陳玉英受盡精神折磨,人瘦了二十多斤。
陳玉英回單位上班,二零零一年,總廠保衛科逼著陳玉英寫了所謂「不上北京、不煉功、不串聯」的保證。為方便監控,單位每到節假日就叫陳玉英加班,並調換了她原來很輕鬆的工作,把她換成做衛生等工作,一個人跑三個崗位,工資比任何人都少。
十陵派出所和十陵小區物業管理、居委會、鄰居等長期配合監控陳玉英,派出所幾次上門找陳玉英,沒找到。給她造成很大的精神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