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信講真相
九九年「四二五」到今,一直堅持寫真相信,郵寄真相資料,我每寄一封信,都要手寫一份十六開紙的書信,再同真相資料一同寄出,我用十六開的大筆記本墊上複寫紙,一式三份複寫。根據不同人群,寫不同內容的書信,寄不同內容的真相。如遇到特殊情況隨寫隨寄。
我是名鐘點工。幹活期間,看見雇主家中的報紙,書刊,名片,商標,食品袋上等所有能通信的信息都記錄下來,還有各單位,學校,社區,派出所等凡是能知道的,我都給寫過真相信,寄過真相資料,特別是每期《明慧週刊》上,及真相資料上刊登的惡人、惡警們,所有能通信的卻沒有郵編的,我也不放過,就去郵局查郵編,每週幾乎去一次郵局。在邪惡叫囂瘋狂的前幾年,身邊的同修時而有被抓的,耳邊隨時聽到,邪惡又要怎麼,怎麼了!怕心也隨之升起,而且郵局都配有監控錄像等設施,但都沒有阻止我去郵局查郵編。每次去郵局我都發一念:我是大法弟子,不受低層設備的一切限制,誰也看不見,迅速的查到,安全的離開。途中背師父的法:「你有怕 它就抓 念一正 惡就垮 修煉人 裝著法 發正念 爛鬼炸 神在世 證實法」(《洪吟二》<怕啥>)。所以,每次去郵局都很自然順利。
我手裏有五六種信封(牛皮紙的),信封哪都能買到,郵票卻受限制。每到年節,一次能買個百八十張的,每年過年,我都去一趟郵局,多買些郵票。(因為平時郵局只賣十張,二十張的,有時還要盤問盤問),同修再幫著買點,所以郵票一直夠用。每次寄出五六封不同信封、字跡不同的信。有段時間,每天郵五、六封信,大約有半個月,發現有人在監視,改為每週自己只寄一、兩次,把寫好的信分給同修寄,後來外鄉同修也幫著寄,有時多、有時少,平均每週能寄二十、三十封信。我們這樣配合好幾年,效果很好。
二、珍惜每份真相資料認認真真發放
每份真相資料,我都套上自封袋,有時隨身帶幾分,零散隨意的發每到商店、飯店、浴池、服裝店或街上車筐車斗等處隨手放一份,並發正念,讓有緣人得到,邪惡看不見。去居民樓裏發,一般都是從上往下發,但我把真相放在住戶貼的對子裏(露出真相一個小角、光盤的一小部份),或貼在門框的側面壁上(寬窄正好能貼個小冊子);或把資料夾在外門折頁與牆壁的夾空中,這樣不容易引起外人注意,家人都能發現,並能拿屋裏去。如果把真相資料明晃晃的貼在門上,容易被惡人取走。
對於《九評共產黨》、《九評共產黨》光盤的發放,我很注重外包裝,每本《九評共產黨》及其它光盤,我都寫上一篇三十二開紙的短語,用花色書皮紙把短語和《九評共產黨》一起包好,裝入自封袋;或用白毛巾(浴池發的)包好外面再套個透明方便袋;或把《九評共產黨》裝入牙膏盒裏外面用透明方便袋繫好。然後再送到世人家門口效果也是不錯的。
三、面對面講真相
幾年來,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種方式講真相,勸三退,但我覺的講退也好,還是沒退也罷,不要讓人有厭煩情緒,給人一種好印象,這一點挺重要。
一次去洗澡,有位四十多歲的婦女進來就去沖澡,一邊衝一邊自語:「水太涼。」我插話說:「先別對著身體,放一會水就好了。」過一會,她對我說:「我幫你搓背吧。」我說:「行,一會我再幫你搓。」她說:「不用了,我買搓澡票了。」
我說:「不好意思,讓你給我搓背。」她說:「我看你這人挺愛說話,挺好的,我才幫你搓的。」我接著便給她講了法輪功及邪黨迫害大法情況,然後又講了「三退保平安」的事。她很高興退出了邪黨的團隊,並要把她丈夫的黨團隊也一起退了(需要當事人的同意才有效),最後她用響亮的聲音說:「祝你們法輪功早日取得勝利。」我回敬她說:「你們會得福份的。」
還有一次,去一個政府職員家打掃衛生,閒嘮中,我問他們知不知道三退,她說:聽人說過多次,一個個嘮嘮叨叨的,沒退。我簡單的講了一下,她說:「你講的,願意聽。」當時她和在場兒子就三退了。過了兩天幹活時,遇見了她丈夫,簡短的問話中,他知道我煉法輪功,邊說:「你們怎麼做好人呀!?」我說:「舉個例子,假如你我發生矛盾了,我找一下自己哪地方沒做好,讓你生氣了,而不是現在的人那樣,沒理攪三分。」接著又給他很自然講了「貴州藏字石」,毛賊的八三四一,「天安門自焚」疑點,毒奶粉事件,他微微笑著直點頭。我便告訴他,那天給嫂子講時,把你的黨、團、隊也給退了,他笑了笑,沒有直說,也是默認了。我走時,他樂呵呵的趕緊幫我開門,嘴裏還說:「講得頭頭是道呀。」
在這血雨腥風、跌跌撞撞的十年中,有過精進的日子,也有過鬆懈的時刻,在這最後的寶貴時間裏,認真學法,勇猛精進,跟著師父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