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恩浩蕩。九五年十月份,我終於走到大法修煉中來了。聆聽師父的講法,我的內心世界產生了強烈的震撼,這是我從未聽過的道理,對人生的認識也來了一個大轉彎,我開始從新審視這個世界,同時身體很快就得到了淨化。我的巨大變化,對周圍的人影響很大,有人因此而走到大法修煉中來了,也有人開始學《轉法輪》。
九六年,邪黨報紙攻擊師父與大法,我與其他學員一起,向相關的一些部門寫信,談自己修煉後的切身體會,證實大法。
九九年七月開始,江澤民利用中共政權瘋狂迫害法輪功,為反迫害,證實大法,救度眾生,我與千千萬萬的法輪功學員前赴後繼的走向了天安門;走向了社會,走向了向世人講清真相的正法之路。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集體大上訪開始,我衝破來自家庭、社會、單位、親屬等方方面面的壓力與阻礙,先後八次到北京上訪、打橫幅、發正念,窒息邪惡,救度世人。(因為那是邪惡集中的老巢,一切邪惡的指令與安排首先由那裏發出。而維護宇宙的法是每個大法弟子義不容辭的責任,那是眾生得救的希望。)
下面我主要談一下近期的修煉情況:
二零零七年,當我看到退黨人數只有兩千多萬時,只覺的這種進度與正法需要有很大距離,與師父要求的相差很遠。正法的進程突飛猛進,我們如何能突破這一狀態?那時我經常和孩子在一起切磋,我們也經常寫一些大型的橫幅,再找幾個同修把它掛出去,以震懾邪惡,清除另外空間的不好物質,同時增加世人的膽氣,擺脫中共邪黨的思想束縛,最終得以被大法救度。二零零七年,在法輪功反迫害八週年的日子裏,為揭露邪惡,救度世人,我和孩子來到了天安門。
那天,天安門廣場的遊人異常的多,海外的遊人也非常的多,似乎這一切早有安排。我和孩子在廣場上巡視了一圈,看見那人山人海的人群,一隊又一隊的旅遊團,來來往往。這時一隊外國的旅遊團迎面而過,其中一個外國人向我們微微一笑,瞬間便消失在人海之中。我與孩子互相面視了一下,我說:走,我們追過去!我們快步的向旅遊團追去。這時這隊旅遊團正好停在金水橋邊的人行馬路上,其中一人在講著甚麼。我迅速的展開橫幅,我們分別高喊著: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販賣!善惡有報是天理!天滅中共!退黨保命!停止迫害法輪功!法辦江羅劉周!那宏大的聲音自己都不敢相信,我知道這是師父在加持著弟子。我沒有一絲害怕的感覺,只覺的像兩顆炸彈突然間在天安門爆炸一樣。
我們被綁架了。我們被帶到天安門公安分局,雙手被銬到背後,我們沒有報姓名。過了一段時間,我感覺雙手在腹前結印,完全沒有被銬在背後的感覺。下午警察帶我到醫院做尿常規檢查,汽車上路後,我開始發正念。車發出沉重的嗡嗡的響聲,開車的警察問:「後面甚麼東西這麼沉?這車不行了,得找領導買台新的。」
分局的警察忙亂的像熱鍋上的螞蟻,又是照相;又是寫材料;又是向上司彙報,材料寫好了之後,被駁了回來要求從新寫,也不知他們在胡編些甚麼,一直忙到深夜。我們被送到東城區看守所。
在看守所裏,我拒絕看守所的一切要求:拒絕穿號服、拒絕值夜崗、點名時拒絕答到、堅持煉功發正念。管我們這號的是個非常有經驗的五十多歲的老警察,她對我較其他人比,寬鬆很多,但發現她是我進她則退,我順應一點她則緊一點。所以我對她一點都不能放鬆。幾天後,睡覺時夢見我們的床鋪底下都是便池。我悟到,這裏是最骯髒的地方,大法弟子在做救人的事,我不能就這樣在這呆下去。但是下一步怎麼辦?我望著那一道道森嚴的大鐵門,心裏琢磨著是起訴還是絕食。
號裏被送進來一個上訪的人,這人因一點小事與牢頭吵了起來。管教走過來說她,她說是牢頭欺負她,她大吵大嚷十分厲害,並說:不行我就絕食!過後我與她探討關於絕食的一些情況。她說絕食是反迫害的一種方式,通過絕食可以得到一些人權啊、人身自由啊。兩天後這個上訪的人就出去了。
幾天後,我開始絕食了。管教慌了手腳,每天勸我吃飯,同時找來了其他號裏的對法理有不同認識的同修來勸我,我沒有動心。環境對我來說,更寬鬆了。我可以隨意的煉功,發正念,我給她們講真相、勸三退。在這裏相對來說,我得到了很多自由的空間。
一天,一個犯了經濟犯的人(邪黨黨員)對我說:你這樣做你覺的你對得起某某嗎?(指管教)絕食後給管教的壓力非常大,她常說:這個老太太比我媽都操心云云;這個管教就是休息在家,也要打電話問問我的情況。那時這個管教對我幾乎是百依百順,這是其他人所得不到的待遇。幾年來,由於我流離在外,生活很是艱難,受到的冷遇也很多。所以當看到有人對我好一些的時候,我就起了人心,人的情。聽了這個人的話,我當時心裏很難過,眼淚都流出來了,儘管我絲毫沒有針對管教的意思。但我突然意識到:這不是情嗎?是人心!在這樣特殊的環境,如果帶著人心真是很危險。這個管教表面上看對我好,是為了她的工作,而她的工作是維持迫害的。我想起師父在(《洪吟二》〈別哀〉)中的一句法:「了卻人心惡自敗」。我反覆默背師父的這段法,大法的超常與威力,再次在我的身上體現,我的心立刻平靜下來,再也不鬧騰了。果然,當情打動不了我的時候,她們又換了另一種手段:在灌食時,這個管教指使兩名吸毒與偷盜的犯人把我拽到衛生所的床上,他們給我使用了最殘酷的刑法──電針。他們幾個人摁住我,在我小腿上針灸再通電,強大的電流使我整個身體都要彈起來,但被人死死的按住,身體在強烈震動,我拼命的喊:「師父救我!師父救我!」「電流返回到施暴者身上去!」強大的電流湧入身體,使我喊不出完整的話,但我心裏非常清楚我喊甚麼。他們卻聽不清。通電三次後,突然沒電了。獄警問獄醫,怎麼電著了,獄醫連忙說:「沒事兒,沒事兒」然後灰溜溜走了。我悟到當弟子的正念足、心性達到標準時,師父就不允許邪惡再來迫害,就會顯現出大法的神跡與威嚴。
一個月後,我被轉移到東城拘留所。我繼續絕食反迫害,立掌發正念。拘留所裏有監控器,立刻高音擴音器裏發出了震耳的喊聲:「那個老太太不要煉功!把馬夾穿上做好了!」擴音器裏連續喊了三遍,吼聲把擴音器震的嗡嗡直響,我一動不動只是發正念。邪惡退卻了,說:「旁邊的人把馬夾給她披上。」同一室裏有兩個北京的法輪功學員,她們受到了很大的震動。其中一個學員對我說:「我幾乎一夜都沒有睡好覺,我太感動了,我都流淚了。」我們都共同親身感受到了師父講的「念一正 惡就垮」(《洪吟二》〈怕啥〉)的真實體現。我們在一起切磋,我向她們介紹了我們本地整體配合的一些情況,她們都很受啟發。
十幾天後,我被轉送到北京調遣處這個邪惡的黑窩。一到這裏,也許是她們了解我正在絕食,這個大隊的四個大隊長及下屬的隊長和一些吸毒犯人,輪番而不間斷的用語言對我進行騷擾,要求我寫保證,吃飯。被我拒絕。因此她們不讓我上廁所,兩個一對,兩個一對的對我輪番「轟炸」,吵吵嚷嚷。走一撥又來一撥,這兩個說累了,馬上又換兩個,後來我才明白她們對我搞的是疲勞戰術,所以任憑她們再怎麼說,我不再回話。我想發正念但發不了,一直折騰到很晚,那陣勢好像把全大隊的「火力」都集中在我一個人這兒。她們為了達到讓我寫保證的目地,把我關在單獨的房間裏,每天都在折磨我。十幾天過去了,一天一個隊長過來說:「沒看見你這樣的,一般三天超不過,我們準搞定,最多超不過七天。現在都十幾天了。」她看我一眼就出去了。晚上,大隊長找我談話,問我為甚麼煉法輪功?我就把我因身體有病煉功後身體出現的巨大變化、和我修煉後心性提高方面舉了幾個小例子講給她聽。她一直靜靜的聽,並時而問點甚麼。我告訴她說,我過去對神啊、佛呀全都不相信,我的父母都是很有知識的人,我從小受家庭、學校的這種教育,不相信有神,我過去是個無神論者。她問我說:「那你現在呢?」我說:「現在我相信,非常相信。誰說甚麼都不能改變我的信念。這些年的修煉,親身的感受,不得不讓我相信。」我把我身體上皮膚病出現的神奇現象講給她聽,她聽的很用心,我們嘮到很晚。以後她再也不找我說甚麼了。我為她的變化而高興,因為這是她生命得救的希望。
二十幾天後,我被轉送到遼寧省馬三家教養院女所。這是全國最邪惡的女子勞教所。兩天後,我與一名四川的大法弟子切磋。我們決不能接受大法弟子被勞教,決不能承認這種迫害。第二天,大隊長讓我們穿勞教服,我們不穿,大隊長把我拖倒,強行給我穿上,並戴上手銬,同時叫來了十幾個男子大漢助威,有一人說:「就這幾個小蝦,翻不了大浪!」一、二天內,我和四川的一名大法弟子分別開始絕食。
以後在教養院近二年的時間裏,我主要以絕食、不出勞工、不戴勞教人員的胸卡、拒絕唱改造勞教人員的歌、拒絕背所規、不向警察起立問好、不照相、不簽字等等方式反迫害,不接受對大法弟子的非法勞教。起初她們說我是抗拒改造、表現不好等,她們造其輿論,想搞臭我的名聲,其實是害怕我的行為對其他人有影響。經過幾番生與死的、腥風血雨的正邪較量,她們對我採取的手段與態度漸漸的緩和下來。
在馬三家教養院女所裏,平時禁止我們講話,特別是堅定的學員,更是如此。但是大法弟子承擔著救度眾生的使命,而反迫害又是大法弟子必須做的,因為我們不能承認舊勢力的一切安排,所以在一些具體事情上,就容易給人造成一種錯覺,因為現在人的思想都是變異的,自私的。分不清好壞,符合了自己的東西,就說你好;不符合自己的東西就說你不好。特別是在中共邪黨的長期灌輸下,認為邪黨讓幹啥就應該幹啥,邪黨給錢。這樣向她們講清真相、講明道理,把她們引導到做人的正常思維軌跡就顯的尤為重要,也十分艱難。大法弟子的心態也非常關鍵。
有一次,她們把我銬起來。所長和幾個警察進來譴責我說:共產黨給你們錢,你們還反對共產黨。我說,不是共產黨給我們錢,是老百姓的納稅錢養活了共產黨,共產黨哪有錢?是老百姓養活了共產黨。退休金是我工作了一輩子所應該得到的勞動報酬,是我勞動換來的。哪個國家都是如此。我說,我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但我不愛這個黨,因為它總做壞事。然後我一一列舉了中共在執政期間所搞的害人的運動。
有一個時期,因為我絕食她們罰我長時間站著。一天管教科的科長帶幾個人來了,一進來她就大聲斥責屋裏的人要站起來向她們問好,然後她說,如果你們家裏來了客人,你們也不站起來說句話嗎?她來到我身邊,問我是不是這樣,我說,這不是一回事,如果在馬路上我可以熱情和你打招呼,如果是真正犯罪的人,你的要求也不算為過,可是我們都是在做好人,我們沒有罪,按「真、善、忍」做還有罪嗎?抓住這個時機,我的話匣子又打開了:法輪功是千古奇冤,古代忠臣受迫害大有人在;竇娥為甚麼闖公堂,六月為甚麼下飛雪?法輪功不參與政治,也不要誰手中的權力。她問我:那為甚麼讓人退黨?我說這是這個黨本身不行了,而且甚麼都是有定數的,我列舉了毛澤東8341部隊番號的來歷。我告訴她,這是神佛慈悲於人,中共邪黨裏有很多善良的人,要使她們脫離出來,不做它的一個粒子,在大淘汰中能夠留下來。
我抓住有利的時機,向教養院的警察講真相,因為這裏的警察更是被救度的對像,她們在無知的造業,他們的精神被中共邪黨所綁架、束縛、欺騙和誘惑,如果不能使她們清醒過來,她們就會失去未來,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由於受勞教所這個邪惡環境的影響,一些警察根本不聽,特別是公開的場合,也有些警察不敢聽,所以我有時選擇個別場合個別講。
一次因為我不戴胸卡的事,主管隊長把我找到辦公室,說我不戴胸卡對她人有影響,否則要給我加期。我說我並不在意,只要你能明白過來,在人類的選擇中能夠留下來,我並不在意早走晚走。這個隊長每天上班都要到號裏來讓大家向她站起來問好。如果誰不站起來問好,她就收拾誰。相對來說,對我還比較寬鬆一些,只是不理我。今天藉這個茬,我就把這個事情說清楚,我告訴她,我們不是不尊敬你,你這樣做,對你很不好,當歷史翻過這一頁的時候,人們就會看清楚了,但那時一切都晚了。以後她不再讓大家問好了,連號裏都不怎麼進了。在時間很短時,我就告訴警察,記住「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天滅中共,退黨保命、善待大法弟子得福報等。
我在這裏還需要說明的,馬三家教養院是迫害大法弟子最嚴重的地方,如果沒有師父的時刻看護,就沒有我的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