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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重慶法輪功學員口述遭受過的迫害
她們講到了自己曾在中共黑窩裏的所見、所聞和親身體驗。這些事實只反映出了中共所控制的機構在迫害法輪大法中所犯罪行的一點，僅是兩個修煉者在部份環境的見聞體驗，而這裏面所涉及到的犯罪機構就有監獄、勞教所、看守所、戒毒所、派出所、駐京辦、610辦公室等，甚至買高校學生做特務。而中共所使用的迫害方式有直接或間接造成的殺害、錢財勒索、人格污辱、精神洗腦、自由剝奪、肉體摧殘、強制壓榨無償勞動力等；而迫害的花樣有關押、勞教、判刑、洗腦、罰款、詐騙、勒索、搶劫、威脅、恐嚇、強制犯人打好人、強制奴役勞動、體罰甚至殘殺等。
下面是她們的口述。
同修一口述：
一、從重慶市駐京辦到派出所的迫害
1999年12月27號我進京上訪，被關押在天安門後面的派出所，我看到約有16個大法弟子都來天安門證實大法。下午六點說出真實姓名後我被送到重慶市駐京辦，關押了四天。我親眼看到惡警搶大法弟子的《轉法輪》，並且毆打人，把《轉法輪》丟在地上用腳踩。後來惡警又用欺騙手段把大法弟子的書籍全部騙去不歸還，還強行每人每天繳八十元錢。
29號那一天駐京辦有兩位大法弟子由於承受不住惡警的毆打，從六樓窗戶跳下，當場摔死一個，另一個跑掉。後來駐京辦把窗戶釘封死。元旦那天我們被重慶市駐京辦、公安局、和610辦公室押送回北碚。
2000年1月3號下午剛下火車我們就被拉到北碚區勝利派出所，關押了兩天兩夜，不給吃不給喝。關押的地方到處堆著糞便屎尿等，沒有蓋的被子，墊絮全都是被尿水打濕了，又臭又冷。我們被關押的三個大法弟子背靠背坐了兩天兩夜。六號每人發了兩個冷饅頭，我們和著自來水吃了。
二、杜家街看守所的迫害
六號中午我們又被送往北碚杜家街看守所關押二十二天。被關押進去的那天下午，看守所命令罪犯給大法弟子「洗澡」：三位大法弟子被關在廁所裏面把衣服脫光，用大桶的涼水從頭頂上淋下來，每人被淋了兩桶。後來惡警把我們身上的東西全部搜完，又不准大法弟子睡覺，讓我們睡地上。早上如果起床晚了就把我的那份飯倒掉。
看守所裏每週要「查監」兩次，即在大法弟子睡的地方到處去翻，不論是錢還是其它東西，一經發現全部搜走。他們還命令罪犯強迫大法弟子唱「流行歌曲」，並且一邊唱還要一邊比劃那些下流動作。
裏面的伙食是這樣的：監管人員是吃好的，而大法弟子吃的是老豌豆籐，一勺水加一把老豌豆籐；裏面的紅苕都是壞的，用亂刀切成塊，和在飯裏面，百分之九十的爛紅苕加百分之十的米飯；還有爛了的老四季豆、爛茄子、爛蕃茄……都是爛的，連豬食都比不上。打飯的時候，是把碗從寢室的門下把碗遞出去。
關押完全是封閉式的，做的奴役勞動有「抬磚」：每個必須繳一千多塊錢才有機會出去抬磚，上午抬到吃午飯，下午抬到吃晚飯，每次都用大籮筐；每天大法弟子還被強行折頭痛粉紙盒兩千個，再後來被加到每天三千個，根本沒有工錢。
我被關在看守所時，610辦公室、派出所的惡人還在外面向我家人勒索了兩千塊錢。
三、韓尚才生前遭受的迫害
韓尚才是重慶市、北碚區、柳蔭鎮小橋村的「五保戶」，無兒無女，得了風濕癱瘓、胃病、咳累病等。韓尚才於1998年5月份開始修煉法輪功，當時他約六十歲的年齡，不到半年時間身體變得健康了，病症也消失。2000年3月5日（中共的「兩會」期間），韓尚才從家裏面出發，為了避免中共的阻攔，他步行一路，又乘一路車，這樣一直走到了四川省廣安市，才趕上直上北京的火車進京上訪。
到了北京還沒有走到信訪辦，韓尚才就被北京的惡警押到重慶市駐京辦。在3月中旬他被押回重慶，關在北碚杜家街看守所。當時我也被關在杜家街看守所，我看到三個惡警把他綁在柱頭上（雙手抱著柱頭），他們輪流用電棍電擊他，電得火光四射，一根電棍電得沒電了又來第二根。也不知韓尚才被關了多久，放出來後當地惡警、610等以取消他的「五保」生活為要挾，不准許他再修煉法輪功。後來我們被迫流離失所，沒有聽到韓尚才的消息。直到2002年才聽到當地同修說，韓尚才被邪惡迫害致死了。
四、「學習班」強制洗腦
從看守所出來後，我又被送到所謂的「學習班」強制洗腦。當地每到七二零、「十一」、兩會、五月十日都要針對大法弟子辦「學習班」進行「轉化」。地點是在看守所，完全也是封閉式的，與外界隔絕。如果是當地的負責人，或去過北京上訪的，出了名的，就要無限期地關押，並強行寫「保證書」，甚至又直接送到看守所長期關押；如果是沒有去北京、不出名的，就要求每天繳三十塊錢，關十五天進行洗腦後就放出去。
在「學習班」非法關押期間，如果繳了錢的每頓就吃飯，沒繳錢的就吃老豌豆籐，沒有菜。
每天的「轉化」是這樣的：它們每天都強迫大法弟子寫不修煉的「保證書」，強迫我們罵師父、罵大法，背「八條監規」，還要播放污衊大法的錄像等。每週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要被拉出去「整訓」，即把所有的人都趕到操場上站著，然後由裏面的管教人員，用手指著大法弟子一個一個地罵，一個一個地「訓」。 還有就每天都要去洗床單、洗衣服、打掃辦公室，「表現好」的就去掃公路，抬磚頭。
如果「學習班」結束了，大法弟子時不時的還要被勒索幾百到上千元不等的錢才放人。
同修二口述：
我去北京上訪被押回重慶後，由於我丈夫得了癌症，沒有被關。但後來惡警還是沒有放過我。
一、被劫持在黨校「學習班」迫害
但2001年4月份，鎮政府、610、派出所專門給我一個人辦「學習班」，強迫我寫不修煉，不上北京的「保證書」。我當時沒有寫，他們就把我送到北碚區的「學習班」。
「學習班」的地址是北碚區黨校。當時一共是二三十個修煉人，每個人是被關押在一間屋裏面，屋子裏有一台電視機，是專門播放污衊大法的內容。裏面有兩張床，我睡一張，另一張是「幫教人員」睡的，白天一人，晚上一人，實行「二幫一」，輪流地對我們進行「轉化」。
我們被強迫每天繳三十塊錢來做「生活費」，我沒有錢他們就在外面勒索我的兒女們繳了。他們還叫那些已經被他們「轉化了」的人又來「轉化」我們，以使那些失足的大法弟子徹底走向大法的反面。我一共被關了十天才放出來。
二、北碚杜家街看守所惡行
2001年5月的一天，由於另外一個同修被抄家，查出了我的電話號碼，當地派出所和610又來抄我的家，把家裏所有的大法書籍、師父法像和真相資料都搶去了。後來我又被綁架到北碚朝陽派出關押一天一夜，第二天被送到北碚杜家街看守所關押兩個月。
首先進去的時候就先給人「洗冷水澡」，用大桶的冷水從頭淋到腳。裏面吃的是清稀飯、鹽菜，一週吃一回肉，只有幾塊肥肉，或死豬肉。如果要「加餐」，就是自己拿錢去「獄霸」那裏登記，一個豬蹄是四十塊，四五塊片燒白要二十塊，一碗雞蛋炒飯十塊。他們還把外面餐館沒有吃完的豆花拿進來，一碗賣二十塊。不准家人從外面拿食物進去吃，拿進去就沒收，也不准我們在外面去買東西。裏面的惡人看沒收的東西自己用不用得著，自己用得著的就拿走，用不著的就高價賣給我們。
我們在裏面的奴役勞動是折頭痛粉盒，每天被強迫折三千個，如果折不完就晚上加班，甚至不准睡覺都要折。每週還要被強迫打掃辦公室和院壩裏的清潔。也沒有任何工錢。
裏面不准學法，也不准煉功。如果一旦發現有煉功的，就拉出去用又厚又寬的楠竹篾塊打，用電棍電，用兩米長的皮鞭抽打，一直打到兇手自己流汗水，沒有力氣了才停。有位同修叫田亦鳳，有一次在牢房裏煉功，被獄警拖出去用一寸寬的楠竹篾塊把整個下半身都打得烏黑。
在裏面的「轉化」是這樣的：一般都是把每個人單獨喊去「談話」，他們說一些污衊大法和師父的話，然後叫我們寫「保證書」，並且威脅如不「轉化」就將送到茅家山勞教。有時候他們把大法弟子與關在裏面的犯人一起弄出來集體「學習」，背「監規」等。由於我沒有寫「保證書」，2001年7月份他們把我直接送到江北區茅家山女子勞教所關押了四個多月。
四、茅家山女子勞教所的邪惡
剛一進茅家山勞教所就進行「整訓」，其實就是嚴酷的軍事訓練，項目有：站軍姿、走隊列、蹲軍姿、走鴨步（就是人蹲在地下走路，不准站起來），在五分鐘內從操場跑到四樓，再跑回來，如果跑不回來就又繼續跑。
那時候我六十歲，被關在裏面年齡最大的是七十多歲，但六十歲左右的人佔大部份，我們一般都不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跑步，所以每次都要來回跑很多趟。如果我們走隊列走不好，就要被罰繞操場跑兩到三圈，我經常看到同修們被罰跑。
每天早晨六點起床，被趕到操場上雙腳並攏坐在小板凳上，雙手放在膝關節，人與人相距不到一米，不准動，也不准說話。每個人有四個「包夾」，就是每個修煉人都被安排四個犯人來看管，白天兩人，晚上兩人。「包夾」就在旁邊看著我們，如果我們一動，一說話，他們就要吼。一直坐到七點就開始軍事訓練。如果一天的「整訓」任務沒有完成，晚上就要繼續，有時候會「整訓」到晚上十點多鐘。
整訓的時間是一個月，一個月結束後就會有「驗收」，要求所有的人的動作都要「一致」才算合格，結果我們「驗收不合格」，又繼續「整訓」了一週。
「整訓」完了就要進行「轉化」。惡人要求我們每個星期都要寫「思想彙報」，要求我們「彙報」自己的所思所想，其目的就是根據我們的思想來調整他們的迫害方式。有一次我在「彙報」中寫我自己因修大法祛掉了全身的病，說「法輪大法好」，而且還說了「這個社會太黑暗了，像法西斯」。結果我就被拉去「勾九十度」：白天從晚上六點開始，彎腰九十度，雙臂向下垂直，指尖要碰到腳背，一直彎到晚上十點，有時候甚至彎了一個通夜。我有時候甚至彎著腰都睡著了，管我的兩個「包夾」都非常傷心地對我說：「**阿姨，你就承認錯誤吧，承認了就不會彎了，你這樣彎著太難受了，連我們守的人都受不了了！」我說：「我沒有犯甚麼錯，我說的是真話，為甚麼要『承認錯誤』呢？」
有一次，有六個同修因為不配合他們的「轉化」，就被他們吊在辦公室窗戶的鋼條上，雙手被綁著吊起，只讓腳尖落地。一共吊了一週，每天從早晨六點開始吊，一直吊到晚上十二點。中間只有上廁所和吃飯的時候才放下來。
還有「關小間」。有位同修也是不配合邪惡的「轉化」，被關在一個小房間，只容得下坐一個人。小間的牆壁都不是硬的，怕的是受害人受不了撞牆。她白天黑夜都被關在裏面，被關了十多天。
還有一位叫湘的同修逃了出去，回家後家人怕受到牽連，舉報了她，她又被送了回來。開頭她被吊在窗戶上吊了很多天，後來她雙手又被背在背後銬起來。我剛來茅家山看守所的時候就看到她被這樣銬著，等我四個月後離開時她還被這樣銬著，也不知她被銬了多久。
有一次我們牢房裏十個同修一起反迫害，在晚上八點鐘時進行集體煉功，它們把我們有些吊起來，有些銬起來，我們就進行絕食。絕食一共持續了一週，惡警們就用漏斗直接從鼻子插到我們胃裏進行強行灌食，有五個同修都被進行了野蠻灌食，一共被灌了四天。後來惡警們被嚇到了，怕出弄出人命他們負擔不起，就把裏面所有的修煉人弄去體檢，後來他們檢查到一些人有嚴重的病狀，就放了一些回家。
然而我們所經受的相比較還算輕，當我出去後，聽後來出來的同修說他們從西山坪勞教所調了一些下手特別狠毒的惡警來，下手特別狠，把人往死裏整，有一位叫呂亞玲的同修的一根大腿骨都被打斷了。
五、從戒毒所到看守所
2002年10月1日那天，有三位重慶師範學院的學生到我們鎮旅遊，住在我家，我給他們講真相，有個叫楊萬洋的學生佯裝認同大法真相，回頭他馬上把我誣告了。北碚610就跑來抄我的家，抄走了所有大法書籍和真相資料。他們先把我關到北碚朝陽派出所，第二天又把我關到北碚杜家街戒毒所。後來我才知道那三個學生是被610的姜信文、冉光德等人派來的特務。
進戒毒所時，我身上的兩百塊錢被惡警搶了，被他們拿去買香煙和小吃。每天惡警都派毒犯給我洗冷水澡。也是不准煉功。我在裏面聽毒犯們說到，他們看見一位二十多歲的男同修，被惡警用刀從肛門捅進身體，一會兒這位男同修就死了。那些看見的毒犯一提起都覺得太殘忍了，簡直慘不忍睹。
被關了一個月後，我又被送到杜家街看守所關了一年。看守所裏面的迫害如我前面所言。我剛進去的時候體重有一百二十多斤，可關了一年後，我只有七十多斤了。有一位叫曹明芳的女同修，比我晚些關進來，她只被關了四個月。但她進來時體重有一百三十多斤，而四個月後，她被迫害得只有七十多斤了。那裏面的惡警居然說我沒有讓她「轉化」，把她害成這個樣子了。
六、永川女子監獄的犯罪事實
在看守所關了一年後，我就被非法判刑四年零七個月，被關在重慶永川女子監獄。永川女子監獄在重慶永川市，一共有八個監區，每個監區有一千人左右。每個監區又被分為若干個監隊。
開始我被編入「入監隊」兩年。首先要穿囚服，打罪犯報告，如果不打報告就不准洗自己的飯碗，要想洗碗得這樣說：「報告隊長，罪犯某某某請求洗碗。」我認為自己沒有罪，而且是大法弟子，不是罪犯，就說：「報告隊長，大法弟子請求洗碗。」惡警沒有允許，就這樣兩個多月我都沒有洗到自己的碗。還要背四十八條監規，不背就要罰站到晚上十二點，站得我的腳腫得很大。
每天都要去「學習」那些污衊大法的材料，材料一共有六本書，每本書三百多頁。「學習」從早上八點到中午十二點，下午從兩點到六點。一個大法弟子也是被安排四個「包夾」，白天兩個，晚上兩個。不識字的，或不看的就由「包夾」讀來聽。「包夾」讀時看見我沒有聽，沒有注意他們讀的，就問我他們讀的內容是甚麼，我說「不知道」，他們就用書使勁地打在我臉上。
有位叫李秀英的女同修，在一次上千人的大會上，聽到邪惡在污衊大法和師父，李同修就高喊「法輪大法好」，邪惡就把她的左手打斷了，而且還誣稱她是風濕病犯了。當時我也正準備喊「法輪大法好」，我的「包夾」就趕緊一把把我嘴捂住。後來李秀英又被弄去「關小間」，關了半個月。當李秀英從「小間」放出來時，她的精神與以前都大不一樣了。
有一次惡人來「轉化」時我沒有配合，他們就不准我上廁所，甚至不准我買手紙，不准我洗衣服。我的衣服泡了一週，都臭了也沒有洗。最後是「包夾」才叫我去洗了。有一位叫夏啟芳的同修，五十多歲。她一直不配合邪惡的「轉化」，於是它們就不准她上廁所，後來的屎尿都拉在褲子裏面。
惡人還規定同修與同修之間不能說話，甚至不能互相打招呼，上廁所都是一間牢房一間牢房地去上。他們還威脅我們說，如果在這裏面不「轉化」，就回不了家，這裏一放出去就會馬上把我們又關進「洗腦班」。有時候有些同修承受不了迫害，或受了他們的騙，向他們作了妥協，邪惡們又強迫他們來「轉化」我們，以達到讓他們徹底地走向大法的反面的目的。
兩年後我被編進「老弱隊」，但裏面的年輕的、老年的同修都會被強行做工，做各種各樣的膠鞋、皮鞋，各種各樣的服裝，做好了弄去出口。每天的奴役勞動量非常大，從早上七點多就開始做，有時做到晚上十二點，甚至兩點，做不好規定的量就不准休息，而且還要被罰做清潔，星期天不准休息。這些也根本沒有工錢。
我後來被安排去做一種「穿珠」的事，都是非常高級的特殊材料做成的珠子，專門用來做成坐墊出口的，我在國內還從沒見過。他們甚至在貨車運送這些珠子的時候，強迫我們去扛。卸貨時一百斤一包，上貨時也是幾十斤一包，它們居然強迫我們這種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去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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