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克羅地亞活動的一些體會
我想與大家分享在前幾週中共頭領訪問克羅地亞期間，我在籌備工作與參加活動中的幾點體會：
一、不要固守自己的計劃不放
我在六月十日得知，中共頭領將在一週後對克羅地亞進行國事訪問。我馬上意識到，我們得組織點兒甚麼，但我有點不情願，因為我早已安排了在接下來的幾天去做其它大法項目。另一方面，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在工作和私人生活中能有空餘時間去一趟克羅地亞的首都札格拉布（Zagreb）。
我越想此事，頭腦越清晰起來。這回可以在克羅地亞的公眾場合講關於法輪功及其在中國被迫害的真相，真是機不可失。通常許多人對中國的情況不太感興趣，但胡來克羅地亞訪問並與克羅地亞總理和其他政客會晤，至少有兩天，中國會成為大眾的焦點話題。
我理解到，這次的訪問是現在的重中之重，我得馬上放下其它的事專注在這兒上面，這樣才能達到最佳效果，而我以後也就沒甚麼可後悔的。這樣的機會以後也許不會再有了，就像師父說的：「過了這個村可沒有這個店」（《轉法輪法解 》〈在廣州講法答疑〉）。
當我悟到這些之後，放下其它的事也就不困難了，我也可以集中精力在這事上。我心中充滿了快樂和感激，慈悲的師父給了我們這個機會，來救人。
二、我們是主角
在籌備活動時，我注意到，我的內心比以前類似的情況更加平靜，放鬆與樂觀。我想，這是因為我前幾個月在學法與個人修煉上下功夫了的緣故，我的正念強了，人心也不容易干擾我。
比如我很清楚，我們是主角，所有的事都是為我們安排的。不是我們在對胡的訪問來做出反應以儘量減少損失，而是他的到來是為我們安排的，來突出我們，使我們能夠更方便的向世人講清真相。
這點不久就被證實了，在國事訪問的前兩天一位記者給我打電話，說，她想要寫關於示威反對人權踐踏的報導。她已經給在克羅地亞的所有非政府組織打了電話，我們是唯一一個在訪問期間舉辦活動的。她是在一家非政府組織得到我的聯繫方式，而我前幾天剛好聯繫了他們。這位記者在電話裏採訪了我，之後寫了一篇關於我們活動的重要報導。
師父在二零零七年一月二日發表的經文《謝謝眾生的問候》中講道：「大法弟子是各地區、各民族眾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
就像是所有的眾生都在等著我們去救度，都來幫助我們使事情達到更好的效果。儘管我們人手不多，我們的呼籲在兩家電視台的主要新聞中被播出，克羅地亞新聞局對我們的活動作了報導，更多的出版商與網絡媒體不是自己寫了新聞就是轉載了新聞局的報導。
三、堅信師父
我們在札格拉布有兩天的活動。週五，在胡到達札格拉布之前，我們在城市廣場上舉辦了信息日，晚上在克羅地亞唯一一個中領館前燭光守夜。
週六，我們在克羅地亞的人民劇院。這是有可能會見到中共頭領的第二個廣場。札格拉布的警察根本不讓人們靠近政客們聚會的廣場。我們的活動是從早八點到晚八點。
開始時我不確定，那是否是個好地點，但我們別無選擇。我決定順其自然，無論在哪兒，都要保持很強的正念。
中午時下起了大雨，看樣子，雨不會很快停下來。我們換班煉功、發正念。雨水順著雨衣流進來，我的褲子貼到了身體上，怎樣動都不舒服，我發正念時也有些不穩。我有點兒不安，不知能否堅持到晚上八點。發正念時我想，邪惡是想趕走我們，我一定要堅信師父。無論如何我決心堅持到晚上八點，並繼續煉功、發正念。下了這個決心後，我感到有些溫暖，繼續堅持下去也不那麼難了。就像是煉第五套功法。當我們心靜不下來，有想停下來的念頭，那時最難。雨漸漸小了，不知何時停住了。到晚上八點的時候，衣服都乾了，就像是甚麼也沒發生過一樣。
我們所處的廣場也不錯，因為有國事訪問，交通繞行，數千輛汽車緩慢的從我們的信息點前開過，他們能很清楚的看見我們的橫幅和展板。很多行人駐足觀看，並接過我們的傳單。後來，我們得知，在晚上八點時，就在我們前面的劇院裏一個來自中國大連的雜技團要表演。這樣，我們還可以讓來看演出的人了解真相。與此同時，我們注意到，那些雜技團的演員們很好奇的從後門向我們張望。我們把法輪大法的橫幅轉向他們，使他們能看的更清楚一些。
四、喚醒良知
當時整個過程中，在場的警察比我們要多一倍。有的看了我們的展板接了資料，有的沒有。每次當胡錦濤車隊本來應該在靠近我們這一側經過時，卻會有空的巴士停在路邊，擋住他們的視線，不讓他們看到的我們。而且這好像還不夠，警察在我們前面站成一排更加遮擋視線。當這樣的情況第一次發生時，一個克羅地亞的同修對警察大聲喊道：「你們的良知在哪裏？」當中共頭領的車隊第二次經過時，警察又像之前一樣站成一排，只是這一次有一個警察站在邊上不動。另一個警察喊他也得站過來，這個警察用手勢說他不想這樣，就想站在邊上。我的心被感動了。我意識到，他的良知被喚醒了。
五、活動之後維持關係
我之前沒有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當我組織或者參加不同的活動後，我在此活動中主動的接觸到很多人、建立起很多聯繫，但在活動之後我就不再聯繫這些人了。
這次我要做的就是和那些我已經建立聯繫的人再次聯絡，維持長期聯繫，而不是當作「活動需要」。
例如在回來的幾天後我再次給那位女記者打電話。我感謝她為我們寫的好文章，也講述了我們的活動。儘管她寫的文章很好，但是她認為，那個文章還很膚淺，她還想更加深入的報導這個話題。我告訴她在即將到來的「七﹒二零」是一個好機會。通過電子郵件我會給她發一些資料以便她更好的認識這個話題。
（二零零九年奧地利法會發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