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是九六年喜得大法的大法弟子。在沒得法前，我和丈夫大打出手是經常事，一點小事、一句話，都是我們打架的理由。加上身體的病痛和生活上的不如意，那種生不如死的感覺每天都在折磨我活不下去。所以天天都在重複說：「我死了吧！我死了吧！在這世上我活的甚麼意思。」
得法後，那種被大法淨化後的身心的愉悅，無法用語言形容。家庭的和睦，身體的變化，精神十足那個勁，特別在我身體上發生過的奇蹟（發生的奇蹟網上發表過）。我們村的人都說：「這法輪功真好，就憑重生（化名）的變化就能看出這功肯定好。忙完活，我也去煉。」
可是就當眾生都想選擇這善良、美好的時刻，中共邪黨卻對這高德大法和這群善良的大法弟子進行了殘酷的，滅絕人性的非法鎮壓和構陷。我們大法弟子失去了本該有的修煉環境。
九九年十月十五日我依法上訪。在途中被非法抓捕，關押在當地看守所一百天，被送入精神病院。在被非法關押期間，無論是非法提審，還是所謂的談話。我都能保持平靜的心和它們對話。每次它們都說我和其他人不一樣。
在精神病院一位主任和我談（名義上是和患者談，實際上我看是想了解法輪功）。我就談了我自己的體會，並談了師父是怎樣要求我們按「真、善、忍」做人，做一個好人，一個健康的人。這時，一位工作人員對我就吼起來，對師父不敬，我心裏很難過。我說：「對不起，我沒說好，讓你生氣了。是我沒說好，不是師父的錯。」他支支吾吾的走了。這位主任也不敢和我談了。轉身說：「我們下次再談。」
在被非法關押期間，我就是背法，抑制那些不好的念頭，儘量讓每個字都能顯現在眼前。那時同修都說正法正法的我也不懂。通過背法，我悟到：作為一名修煉者，要利用一切有利條件證實大法。從那以後，不管走到哪，甚麼環境，是甚麼身份的人，我都想辦法把話引到法輪功上，特別是「自焚」鬧劇上演後，我就跟家人和同修與能說上話的人講：這是假的。遇到外人提起「自焚」，我就告訴他那是假的，就像演電影。我就把我認為的疑點講出來：比如自殺。我們煉功人不能自殺。去北京市證實大法，不能破壞大法，所以這是陷害。有些人相信，有些人半信半疑。
回家後，每天做菜時，婆婆就讓做蘿蔔菜。吃了幾天後，丈夫說不能再吃蘿蔔了，重生在看守所天天吃蘿蔔，回家別再吃壞了。做飯時，每做新飯，婆婆就偷偷的往米裏加水或往外淘水。飯好後，不是硬，就是稀，也找不出原因。每次，我首先都得向丈夫道歉：對不起，我又沒做好。這種情況持續了三個多月，最後一次婆婆往飯裏加鹼，黃黃的一鍋乾飯。這時我明白了：飯做不好，是婆婆做的手腳。我的心很平靜，就像沒看見一樣。吃飯時，也像沒這事一樣（那頓飯丈夫和孩子沒在家）。
丈夫相好的來了，婆婆也藉口說：「她是客人，我去陪一會。」這屋就剩我自己，心裏是七上八下的。我就抑制自己，你是煉功人，把心放下，放下，別被常人心帶動。這樣，表面態度儘量保持平和，並稱她為朋友。從那以後她再也沒來。那時丈夫也一反常態，原來很支持我煉功，現在也百般阻撓。我就和他講：我國法家法都沒犯，是政府造成的。我沒錯，為甚麼還要說自己錯，承認自己錯呢？他沒話說，就讓他朋友勸，他朋友說監獄都沒說服，咱們能說甚麼？你就別管了。漸漸，我的環境寬鬆了許多。
在講真相中，盡我所能揭露中共陷害，講大法美好。一次外出辦事，在餐桌上講大法的神奇，一名服務員回後廳領來好幾名服務員和廚師，給我端來一盤草莓，搬一把椅子讓我坐下：「大姨，你快講，你快講。」我就簡單的告訴她們退黨、團、隊保平安，常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她們說記住了。走時她們也出來送我。
還有一次外出辦事，屋裏很多人。他們都不明真相。特別有兩位處長，語言邪惡。一位處長問我：「你見過你們師父嗎？」我說：「沒有。」他說：「你都不知可恥，沒見過還一口一個師父，一口一個師父。」我說：「當然啦！這和孩子叫父親、母親、爸爸、媽媽，有甚麼區別？怎麼算可恥呢？」午飯後，這位處長又見到我，給我道歉，並讓我原諒他。
兒子結婚時，來了很多親朋、好友、同學。我就把他們都安排在同修家住宿。那兩天，我們所有參加婚禮的同修形成一個整體，發正念，講真相，放光盤，發護身符等。在婚禮上，丈夫把話筒遞給我（因為我早有準備），我就以囑咐兒子、兒媳的口氣，讓在場的眾生都按「真、善、忍」做人，當時有幾個人就掉淚了。
在一次交談中，別人都說：「活的苦，活的累。」我插話說：「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們說：「你是指法輪功。」我說：「是。」由於實際情況的需要，我也成了「萬花叢中一小朵」。
就在我寫這篇文章時，突然想到：我能和全世界大法弟子坐在一起，傾訴我的修煉過程，還真覺得很美，很甜，很樂。
在這十多年的修煉中，從沒覺的苦，就覺的甜，就覺的美，就覺的樂。同修一說修煉苦時，我就說：「怎麼能苦呢，當人才是真苦呢。」
